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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造反派对我的批判会，大会小会开了不少，总认为没有抓到我的实质性材料，击中不了我的要害，很难打倒我。
于是，区直部门和各公社的造反派，召开了一个诸葛亮会议，研究打倒我的对策，会上有人说：“陈世高1964年由三合区调任县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和县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挑。1965年在‘小四清’全区贫下中农几千人的代表会上，代表们一致要求他再回来任区委书记，在政治、经济、历史、立场、道德和工作上都找不出他的任何问题。”
有人接着说：“他和其他区委委员完全不同，他喜欢看书，县、区开会休息时，人们都去下棋、打扑克，而他却去读书看报。下乡驻队时，他也经常是带着书报下乡读，更多的是挑灯夜读，每每都是读得深更半夜，边读还边写笔记，每逢到上面去开会，他就去逛书店买书，他存了许多书，我们要从他的书里和笔记中去突破，发现他的重大政治问题。”
大家一致赞同，立即行动，数十个造反派闯进我的寝室搜查，把我的几个箱子几千册书全部抄走，又逼着我交出笔记本，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在室里翻箱倒柜，结果掘土三尺也未抄着笔记本。其实，我在汉川搞“四清”时，妻子怕我的笔记本惹祸，就自做主张，在一天深夜将我的100多本笔记本，全部付之一炬。
他们抄到我的书，如获至宝，对我的书逐本检查，终于在鸡蛋里面找到了骨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蟊贼”二字，“蟊”字原来我不认识，查字典后我注音上一个“毛”字。《新中国人物志》是新中国成立时，介绍中央、省、市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的一本书，其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毛泽东，其中还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以及当时要打倒的一些领导人的图像和文字说明。
造反派把《新中国人物志》中的刘、邓、陶、王以及要打倒的一批领导人的像撕下来，把蟊字后面音上的一个“毛”字，读书的眉批，以及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的其他书籍，一律视为封、资、修的书籍，办了一个展览，大字报铺天盖地，日以继夜，向全区广播我的罪行材料，各个造反派组织批斗我的大会一个接一个。他们批斗我：“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同刘少奇等人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还在组织上有密切的联系，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读旧书很多，中毒很深，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坚决打倒，批倒批臭。”
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岁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这样给了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靠边站长达四年之久。直到1970年兴建高关水库上马在即，应城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我去担任高关水库工程团政委。造反派坚决不同意，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怎么能够解放，怎么能去担任领导呢？县革委会领导对造反派说：我们看了你们造反派整理的陈世高的材料，那是一个不认得的字，翻字典在后面音注，怎么算“三反”分子呢？虽然你们把材料送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但是，凭你们这些材料是打不倒陈世高的。
就这样，我才被解放出来带队上马修建高关水库。
于是，区直部门和各公社的造反派，召开了一个诸葛亮会议，研究打倒我的对策，会上有人说：“陈世高1964年由三合区调任县委财贸政治部主任和县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挑。1965年在‘小四清’全区贫下中农几千人的代表会上，代表们一致要求他再回来任区委书记，在政治、经济、历史、立场、道德和工作上都找不出他的任何问题。”
有人接着说：“他和其他区委委员完全不同，他喜欢看书，县、区开会休息时，人们都去下棋、打扑克，而他却去读书看报。下乡驻队时，他也经常是带着书报下乡读，更多的是挑灯夜读，每每都是读得深更半夜，边读还边写笔记，每逢到上面去开会，他就去逛书店买书，他存了许多书，我们要从他的书里和笔记中去突破，发现他的重大政治问题。”
大家一致赞同，立即行动，数十个造反派闯进我的寝室搜查，把我的几个箱子几千册书全部抄走，又逼着我交出笔记本，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在室里翻箱倒柜，结果掘土三尺也未抄着笔记本。其实，我在汉川搞“四清”时，妻子怕我的笔记本惹祸，就自做主张，在一天深夜将我的100多本笔记本，全部付之一炬。
他们抄到我的书，如获至宝，对我的书逐本检查，终于在鸡蛋里面找到了骨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有“蟊贼”二字，“蟊”字原来我不认识，查字典后我注音上一个“毛”字。《新中国人物志》是新中国成立时，介绍中央、省、市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的一本书，其介绍的第一个就是毛泽东，其中还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以及当时要打倒的一些领导人的图像和文字说明。
造反派把《新中国人物志》中的刘、邓、陶、王以及要打倒的一批领导人的像撕下来，把蟊字后面音上的一个“毛”字，读书的眉批，以及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以外的其他书籍，一律视为封、资、修的书籍，办了一个展览，大字报铺天盖地，日以继夜，向全区广播我的罪行材料，各个造反派组织批斗我的大会一个接一个。他们批斗我：“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同刘少奇等人不仅在思想上共鸣，还在组织上有密切的联系，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读旧书很多，中毒很深，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要坚决打倒，批倒批臭。”
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岁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这样给了我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我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靠边站长达四年之久。直到1970年兴建高关水库上马在即，应城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要我去担任高关水库工程团政委。造反派坚决不同意，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怎么能够解放，怎么能去担任领导呢？县革委会领导对造反派说：我们看了你们造反派整理的陈世高的材料，那是一个不认得的字，翻字典在后面音注，怎么算“三反”分子呢？虽然你们把材料送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但是，凭你们这些材料是打不倒陈世高的。
就这样，我才被解放出来带队上马修建高关水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