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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与有活力的娱乐形式，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两者应互为源泉和结果
近期，某访谈节目第二季开播，主持人与嘉宾关于当代文化立场和时代感受的“尬聊”，使这一期的采访成为热门文化话题。
访谈激起了人們对时代文化的粗鄙与精致、大众文化、技术进步等的讨论。从本质上来说，讨论的是应该如何认识和面对这个时代的文化。
在大众文化研究史上，无论是对大众文化的否定还是拥护，都有着长长的理论系谱。但是，正如阿兰·斯威伍德在《大众文化的神话》中所言，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担忧，实际上是对其背后的大众社会崛起的忧惧；而赞成和肯定大众文化，则是对大众社会所带来的文化民主的欢呼。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丧失了其应有的创造性和个性，不再具有生命力，成了一种快餐文化，对现实的反映既浮夸又肤浅，无法洞悉现实生活的本质，更别提给大众带来精神启迪。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中国大陆也产生了大众文化，彼时由上海发起的“人文主义大讨论”，及其后若干年的文化批判，就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立场，表达了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恐惧。
而2005年《超级女声》的直播和投票，则成为阐释大众文化权力和粉丝文化的经典案例。
围绕大众文化，近二十年来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从人文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否定，并没有什么新意。柏拉图就曾借助走出洞穴的先知者想要返回洞穴去启蒙其他人，却因不被理解而遭受那些已经习惯于黑暗和幻影的洞穴中人的嘲讽，来说明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英国古典人文学者马修·阿诺德把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文化是少數人拥有的“光明与美好”，而通俗文化代表“不健康的大多数人的道德沦陷”。从柏拉图、阿诺德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可以听到各种古老的回声。
嘉宾对大众文化的拥护，也不过是对大众社会崛起的肯定。他洞察到了新的文化主体的崛起：借助技术的进步，以往沉默的大众，如今也有能力表达和发声，创造自己的文化。而这，引发了少数精英的焦虑。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这意味着，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的最核心载体，互联网也不只是年轻人的网络。随着网民的文化参与和互动的增强，文化不再只是精英文化，也不再是精英制造的大众文化，而是真正涵盖各个地域、年龄和职业的网络大众参与的文化。
现在，文化参与主体正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展，从精英群体向年轻大学生、高职和中学生以及打工者拓展。在技术的推动下，原本潜藏的各阶层文化的驳杂底色与底层大众的娱乐诉求被媒介凸显出来，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塑造了多样化的网络内容样式和社群组织。
有的网络节目，以轻快、明丽的视觉效果和二次元拼接的内容风格、极富个性的角色表演和话题，来表达年轻一代的精神个性、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彰显了个性文化色彩，并为网络综艺的中国原创提供了最基本的视觉形态、话题语域、角色配置和价值取向。
它们凸显出网络时代文化的几个特征：首先，以鲜明的立场张扬网络时代的年轻个性，塑造新的文化风格。其次，借助技术带来的互动和参与凸显文化主体的在场感和代入感。再次，以娱乐的方式来消解权威，为观众提供价值碰撞和多元思考的新视角。最后，以平等化、日常化和喜剧化的方式来表达。
自我言说、互动在场、权威消解和喜剧表达构成了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底色。它们共同构建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自我形象，凸显年轻个体的表达欲望。
应该说，新的文化主体的崛起和新的文化娱乐形式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更是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网络作为最具活力的场域，正是不断激活和创新文化的肥沃土壤。
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污秽的暗流：网络大电影的“B级片”化、网络文艺的污文化盛行，口碑与票房大相径庭等现象，是急需抚平的文化伤痕。
新时代的文化从业者，既要有坚持理想的信念，也应保持开放、接受时代的情怀，去深刻洞察新崛起人群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需求。更值得思考的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与有活力的娱乐形式，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两者应互为源泉和结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
近期，某访谈节目第二季开播，主持人与嘉宾关于当代文化立场和时代感受的“尬聊”，使这一期的采访成为热门文化话题。
访谈激起了人們对时代文化的粗鄙与精致、大众文化、技术进步等的讨论。从本质上来说，讨论的是应该如何认识和面对这个时代的文化。
在大众文化研究史上，无论是对大众文化的否定还是拥护，都有着长长的理论系谱。但是，正如阿兰·斯威伍德在《大众文化的神话》中所言，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担忧，实际上是对其背后的大众社会崛起的忧惧；而赞成和肯定大众文化，则是对大众社会所带来的文化民主的欢呼。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批判态度，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丧失了其应有的创造性和个性，不再具有生命力，成了一种快餐文化，对现实的反映既浮夸又肤浅，无法洞悉现实生活的本质，更别提给大众带来精神启迪。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中国大陆也产生了大众文化，彼时由上海发起的“人文主义大讨论”，及其后若干年的文化批判，就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立场，表达了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恐惧。
而2005年《超级女声》的直播和投票，则成为阐释大众文化权力和粉丝文化的经典案例。
围绕大众文化，近二十年来一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访谈节目中主持人从人文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否定，并没有什么新意。柏拉图就曾借助走出洞穴的先知者想要返回洞穴去启蒙其他人，却因不被理解而遭受那些已经习惯于黑暗和幻影的洞穴中人的嘲讽，来说明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英国古典人文学者马修·阿诺德把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文化是少數人拥有的“光明与美好”，而通俗文化代表“不健康的大多数人的道德沦陷”。从柏拉图、阿诺德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可以听到各种古老的回声。
嘉宾对大众文化的拥护，也不过是对大众社会崛起的肯定。他洞察到了新的文化主体的崛起：借助技术的进步，以往沉默的大众，如今也有能力表达和发声，创造自己的文化。而这，引发了少数精英的焦虑。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这意味着，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的最核心载体，互联网也不只是年轻人的网络。随着网民的文化参与和互动的增强，文化不再只是精英文化，也不再是精英制造的大众文化，而是真正涵盖各个地域、年龄和职业的网络大众参与的文化。
现在，文化参与主体正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展，从精英群体向年轻大学生、高职和中学生以及打工者拓展。在技术的推动下，原本潜藏的各阶层文化的驳杂底色与底层大众的娱乐诉求被媒介凸显出来，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塑造了多样化的网络内容样式和社群组织。
有的网络节目，以轻快、明丽的视觉效果和二次元拼接的内容风格、极富个性的角色表演和话题，来表达年轻一代的精神个性、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彰显了个性文化色彩，并为网络综艺的中国原创提供了最基本的视觉形态、话题语域、角色配置和价值取向。
它们凸显出网络时代文化的几个特征：首先，以鲜明的立场张扬网络时代的年轻个性，塑造新的文化风格。其次，借助技术带来的互动和参与凸显文化主体的在场感和代入感。再次，以娱乐的方式来消解权威，为观众提供价值碰撞和多元思考的新视角。最后，以平等化、日常化和喜剧化的方式来表达。
自我言说、互动在场、权威消解和喜剧表达构成了网络时代大众文化的底色。它们共同构建了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自我形象，凸显年轻个体的表达欲望。
应该说，新的文化主体的崛起和新的文化娱乐形式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更是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网络作为最具活力的场域，正是不断激活和创新文化的肥沃土壤。
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污秽的暗流：网络大电影的“B级片”化、网络文艺的污文化盛行，口碑与票房大相径庭等现象，是急需抚平的文化伤痕。
新时代的文化从业者，既要有坚持理想的信念，也应保持开放、接受时代的情怀，去深刻洞察新崛起人群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需求。更值得思考的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与有活力的娱乐形式，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两者应互为源泉和结果。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