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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与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承诺向非洲投资330亿美元，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奥巴马在讲话中强调，美国增加对非洲合作并非只为非洲的资源，而是希望帮助非洲发展。同时有报道说，中美有可能就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作。
对外援助是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同时，对外援助也是全球治理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指标世界减贫的重要内容，大国对此都十分重视。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发达国家将其国民收入总值的0.7%用于对外援助。迄今仅有英国、挪威、瑞典、卢森堡和丹麦五国达到这一目标。
对外援助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支出，在发展和巩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友谊、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促进民生、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等方面發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最新统计，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对外援助金额为3456.3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国内困难时期还是经济发展较快的时候，中国坚持不懈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私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对外援助。据经合组织统计，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中国共向21个国家提供了约14.5亿美元援助，接受援助最多的是越南、朝鲜、柬埔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196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提出了著名的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从此成为中国援外特色。闻名世界的坦赞铁路就是历史的见证。
中国对外援助最重要的贡献是减少贫困和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在减少贫困上身体力行。按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标准，过去30多年来中国减少了6亿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的70%以上。中国减贫的思想和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减少和摆脱贫困提供了思路和路径。
不少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真正的需求是希望通过中国的援助，能够成功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实现经济的独立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验究竟有哪些？主要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扶贫“授人与渔”；着眼于保障民生。中国对外援助中已经融入了自身发展成功的经验。中国商务部近年每年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2万多人次，内容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消除贫困战略以及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等。同时中国始终强调，中国模式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本国国情，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和减贫道路。
中国外交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的共赢理念，希望中国的发展成果能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大家守望相助，促进南南合作。
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缘于“道并行而不悖，物并育而不害”的中华文化思想传统和50年代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与中国长期遭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排挤的痛苦经历有关。
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出发，民生始终是中国外援重点，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始终是重点国家。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近50%投入受援国减贫、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民生领域；超过61%的援助资金投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到2011年底，70%的中国投资集中在农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矿业开采类仅占30%。
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这一点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水平，都不会改变。
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背景是，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殖民的历史。殖民结束以后，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原殖民地国家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但是西方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各种政治条件。
举例看，1995 年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署第四个《洛美协定》新议定书，把援助同受援国“人权与民主”挂钩。美国对外援助多数给了盟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常常与受援国的人权及安全问题挂钩，援助经费有时直接安排观察或协助受援国选举的费用，毫不掩饰地干涉受援国内政。
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说：“对外援助和外交、军事、宣传等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这一概括真是入木三分。美国对外援助就是如此。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实现欧洲复兴。冷战结束后，美国削减对外援助。90年代，美国援助总量下降甚至激起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应，有人发起“Just 1%”活动，揭露美国国际援助只占联邦预算1%还不到。
最初日本将政府对外援助作为对亚洲国家进行战后赔偿、修复关系的途径，较少附加政治条件。现在日本已打破外援“不能用于军事用途”的限制，使其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战略的筹码。
欧盟是全球发展援助项目最大出资方，全球约一半发展援助项目由欧盟及其成员提供。但是西方的援助往往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引，强迫受援国接受西方“华盛顿模式”经济政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3月访问非洲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合作理念，并表示中方已经并将继续同非洲国家一道，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使非洲国家从合作中更多受益。截至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近200亿美元。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约144亿美元中51.8%用在非洲。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外援正在成为整个多边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为积极参与解决贫困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全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援助体系多元化带来整个国际发展合作的多极化，发达国家主导的“南北”发展援助模式不再。南南合作成为国际援助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开发署署长克拉克指出，“南方国家因为经验接近从而使得南南合作天然具备更能解决发展问题的优势”。
以中国支持与东盟多层次区域合作为例。中国多渠道提供资金，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2010年至2012年，中国连续宣布援助举措，重点援建一大批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项目，助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加大实施“中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与东盟共同建设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20个，示范推广面积达100万公顷；在东盟新建3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出3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周边国家建设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监测站，建立动植物疫病联防联控体系。
中国还帮助东盟加强能力建设，三年来为东盟国家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5000余名，涉及商务会展、金融财税、传统医药和传染病防治、新能源、农业等领域。
相信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将日益扩大，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对外援助是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同时，对外援助也是全球治理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指标世界减贫的重要内容，大国对此都十分重视。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发达国家将其国民收入总值的0.7%用于对外援助。迄今仅有英国、挪威、瑞典、卢森堡和丹麦五国达到这一目标。
达则兼济天下
对外援助作为国家的战略性支出，在发展和巩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友谊、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促进民生、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等方面發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据最新统计，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对外援助金额为3456.3亿元。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国内困难时期还是经济发展较快的时候，中国坚持不懈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无私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对外援助。据经合组织统计，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中国共向21个国家提供了约14.5亿美元援助，接受援助最多的是越南、朝鲜、柬埔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1964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时提出了著名的以“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为核心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从此成为中国援外特色。闻名世界的坦赞铁路就是历史的见证。
中国对外援助最重要的贡献是减少贫困和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中国在减少贫困上身体力行。按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标准，过去30多年来中国减少了6亿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的70%以上。中国减贫的思想和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减少和摆脱贫困提供了思路和路径。
不少发展中国家独立以后，真正的需求是希望通过中国的援助，能够成功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实现经济的独立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验究竟有哪些？主要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扶贫“授人与渔”；着眼于保障民生。中国对外援助中已经融入了自身发展成功的经验。中国商务部近年每年培训发展中国家官员2万多人次，内容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消除贫困战略以及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等。同时中国始终强调，中国模式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本国国情，制定适合自己的发展和减贫道路。
中国外交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的共赢理念，希望中国的发展成果能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大家守望相助，促进南南合作。
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缘于“道并行而不悖，物并育而不害”的中华文化思想传统和50年代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与中国长期遭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排挤的痛苦经历有关。
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出发，民生始终是中国外援重点，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始终是重点国家。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近50%投入受援国减贫、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民生领域；超过61%的援助资金投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到2011年底，70%的中国投资集中在农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矿业开采类仅占30%。
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这一点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水平，都不会改变。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背景是，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殖民的历史。殖民结束以后，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原殖民地国家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但是西方国家往往在援助中附加各种政治条件。
举例看，1995 年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署第四个《洛美协定》新议定书，把援助同受援国“人权与民主”挂钩。美国对外援助多数给了盟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常常与受援国的人权及安全问题挂钩，援助经费有时直接安排观察或协助受援国选举的费用，毫不掩饰地干涉受援国内政。
西方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说：“对外援助和外交、军事、宣传等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这一概括真是入木三分。美国对外援助就是如此。
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实现欧洲复兴。冷战结束后，美国削减对外援助。90年代，美国援助总量下降甚至激起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应，有人发起“Just 1%”活动，揭露美国国际援助只占联邦预算1%还不到。
最初日本将政府对外援助作为对亚洲国家进行战后赔偿、修复关系的途径，较少附加政治条件。现在日本已打破外援“不能用于军事用途”的限制，使其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战略的筹码。
欧盟是全球发展援助项目最大出资方，全球约一半发展援助项目由欧盟及其成员提供。但是西方的援助往往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引，强迫受援国接受西方“华盛顿模式”经济政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3月访问非洲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合作理念，并表示中方已经并将继续同非洲国家一道，采取切实措施，妥善解决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使非洲国家从合作中更多受益。截至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近200亿美元。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约144亿美元中51.8%用在非洲。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外援正在成为整个多边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为积极参与解决贫困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全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援助体系多元化带来整个国际发展合作的多极化，发达国家主导的“南北”发展援助模式不再。南南合作成为国际援助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开发署署长克拉克指出，“南方国家因为经验接近从而使得南南合作天然具备更能解决发展问题的优势”。
以中国支持与东盟多层次区域合作为例。中国多渠道提供资金，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2010年至2012年，中国连续宣布援助举措，重点援建一大批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项目，助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加大实施“中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与东盟共同建设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20个，示范推广面积达100万公顷；在东盟新建3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出300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周边国家建设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监测站，建立动植物疫病联防联控体系。
中国还帮助东盟加强能力建设，三年来为东盟国家培训官员和技术人员5000余名，涉及商务会展、金融财税、传统医药和传染病防治、新能源、农业等领域。
相信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将日益扩大，方式更加灵活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