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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城市本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构建和谐城市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城市发展的目标。构建和谐城市决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到实处。改革近30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成就举世罕见；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失衡，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表明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不满，此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被作为一个问题重新提出来。温家宝总理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谈到，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未来我国城市的发展也必须要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但讲初级阶段，不要只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现阶段城市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怎样构建和谐城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
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已使得我国城市人群逐步呈现多元化，经商的、打工的、投资的、上学的，国内的、国外的一起流动起来，单一的“城市人”的格局彻底打破。但同时，带来了城市矛盾、城市问题的多元化、复杂化。现代城市人群的关系有：官与民，城与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城市人群的环境下，作为执政党、人民政府、城市管理者应该如何从法律关系体系、利益关系体系、文化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构建和谐的人与人关系，即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能不说是我们城市经济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应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特别应强调的是，这一课题只能解决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城市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就是从根本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是说，和谐城市的构建与发展，要进一步把公平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上来。
构建和谐城市，要处理好几个基本关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即和谐城市目标实现的微观基础，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文化的和谐这三个基本关系，对建设和谐城市、和谐社会乃至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与人的和谐
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社会中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冲突并不可怕，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处理。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缺乏人与人和谐沟通的机制。
举一个实例说明：我曾在一份内部资料上看过一篇题为《一个人的毁灭与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文章。说的是一个在广东湖阳市某织带厂打工的男孩阿星，由于旷工一天而被工厂主管开除。失去理智的他用刀砍死了主管，而后逃亡深圳，打电话给曾经采访过他的报社记者，请求记者陪同他投案自首。等待阿星的是法律的制裁，然而悲剧的背后，却是有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人们都为阿星的艰难历程而震撼和惋惜。
这个孩子叫阿星，是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人，在老家，在深圳，多次有人拉他走黑道，他始终不愿同流合污。选择在工厂打工的他，一干就12小时以上，每月只挣300元钱，总想好好干，靠自己努力走出一条路，记者的采访也是缘自他的努力工作。然而时隔半年，他却走进了牢门……这真不应该是千千万万城市打工仔、打工妹，是当代占产业工人70％的农民工的宿命，不是吗？
本来，阿星本着自己的理性，面对着贫穷与无知，抵抗着种种罪恶念头的侵袭。工资低下，他忍了；拖欠工资，他忍了；因为旷工一天而被开除，他忍了；4个月挣了2000多元工资却只给了他600元，他还是忍了。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放弃自己——他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切！当他被告知被开除，自己默默地收拾衣服，准备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若不是工厂主管跑来痛斥一番，伤害了他作为人的最后尊严，也许他会就这么忍下去，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那前途黯淡、希望渺茫的新生活。那位主管的侮辱压倒了他最后一根理性的神经，他的故事其实是社会缺乏人与人和谐共处机制的典型。
从阿星的毁灭之路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国民，在教育权利上，他和他的许多老乡都没能够享有应有的国家义务教育；在工资收入上，虽然他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还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在工作保障方面他4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一天，等着他的却是被开除的命运；在国民待遇上，他不能够在自己的国度自由活动，因为没有身份证，他经常被收容带走、被罚款；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感觉不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所在。他说，在城里人面前，“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连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悲剧的同时，也使他以卑微的生命对这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扭转这种GDP至上的发展理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公平与公正，没有人间平等生存的权利保障，没有让人们能够和谐共处的有效平台，那么，今日阿星，将是更多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
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更深层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如果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差异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是一些人道德的沦丧，置他人死活与不顾的挣黑心钱办黑心事；同时也必然是另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集体牺牲。例如，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有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国家三令五申还有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建设和谐城市，是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人与人的和谐是城市和谐的基础，没有人与人的和谐哪里有城市的和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两极化差距越拉越大，伴随这个过程的是社会能力和社会权利的失衡。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内部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积聚起来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并对整个社会生活能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则越来越无力。权力的天平越来越像强势群体倾斜，造成许多本不该产生的悲剧。
实际上，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在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政府与民意之间良性互动、以理性化方式化解利益冲突的模式在开始显现。非典暴露了从信息控制到公共卫生体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终有关社会灾难的信息披露制度开始形成；孙志刚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强大社会舆论，最终导致了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废除以及对于社会歧视的关注；而由拆迁导致的社会抗议在很多地方也成为改革拆迁办法的直接动力，这些改革和变化带来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关系的和谐。
和谐社会可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个有着明确所指的现实战略构想。尽管在理论上和谐社会涉及多方面的关系，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大体均衡的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与分配关系。这样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基础，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城市未来前景的根本所在。
人与城市的和谐
空间的社会属性是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的：“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按照他的观点，市场经济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对一种越来越显现出包容性、工具性。从社会角度则体现空间性的建立，凭借对同质化、分离化、等级化的倾向，产生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例如土地使用与土地租赁的形式、人造环境的各种形式、工业与交通路线的选址、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化生态学、定居点的功能等级制度、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嵌合体、新发明的传播、认知或“心理”地图的再现、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地方乃至全球地理景观的形成和变化等。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形式方面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控制点，并呈现出交织着政治功利和经济势力、人文观念和效率原则、利益分配和社会区隔等各种因素的多重重叠。人与城市的矛盾反而凸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大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取得了许多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财大气粗的地标建筑，急功近利规划论证，千城一面的单调格式，拆迁处理的简单粗暴等问题。试问，城市化运动的社会成本和人文成本将由谁来买单和负责？“当代贫民窟”、“城中村”已经令人震惊地昭示一个个被压缩到极限的都市生活的边缘空间。这暗示着，在现代都市化浪潮中，表面上物理空间的无限扩展也有可能是以在社会内部压缩空间为成本。透过城市空间的不同组合，人们看到的是城市化运动所伴随的社会分化，而这种分化必然伴随着一种正在形成和转变的社会规则和空间规则，成为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秩序的注脚。人与城市的和谐也体现在这种空间社会权力所标定的社会关系的和谐。
实践表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对协调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人与城市的关系可以归为两种，即人与自在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造自然的关系。如果说，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命题，主要是要研究和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那么，“人与城市的和谐”命题，则要集中研究和解决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载体——城市内部人与资源、环境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前者侧重于从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后者不仅涉及城市土地、河流、矿藏、空气、林木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而且涉及人类创造的各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资源，涉及人们所处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环境；其关注点，不仅包括城市人们的经济活动与城市自然界的和谐，而且包括城市内部人们各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与城市各类自然的和人类创造的资源、环境的和谐。
人作为城市的主体，其主观意识、思想行为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这里有正面的作用，也有反面的作用，人可以推进城市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城市的发展。所以说，人与城市的和谐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仅以人与城市交通的和谐为例：行人靠右走，红灯不通过，这是本地自然形成的规定，人应适应。北京四合院规划格局形成北京的民居历史文化，但许多公共机构的办公场所与企事业单位的写字楼也照此设计修建，却导致周边交通不畅。北京的金融街，取消了四合院格局，改善了局部的交通情况。因此，合理的去适应是和谐，不合理的突破它，也是和谐。促进人与城市的和谐，就是要通过城市内部人们各类活动与各类资源、环境的有机统一，努力实现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与城市人口、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同时，实现人类在城市这个特定的活动场所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好的社会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差的城市环境、不完备的基础设施却使人沮丧、沉沦，挫伤人的积极性。所以，研究人与城市和谐的基点是如何使人与城市更好地相融，城市要宜人居住，宜人发展，同时，这种宜人居住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又是人自己保持和维护的。
构建和谐城市，既需要城市政府做出巨大努力，还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市民是城市的主体，既是城市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实施者，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城市，离开广大市民的参与是绝对不可能的。市民的行为可以使复杂的城市问题变得简单，也可以使简单的城市问题变得复杂。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人活动的场所。人与城市就像乐手和乐谱一样，只有心灵契合，韵律通顺，才能演奏出和谐、优美的乐章。
人与文化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这个奋斗目标，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含义，同时也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
人与文化的和谐的讨论首先应弄清文化这个概念在构建和谐城市中的含义。文化，国内外对其的定义不下百种，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分类标准也是不胜枚举，不同的人对文化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理解，学术有学术上的定义。《辞海》中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模式叫文化。人类生存与繁衍本身是个地域性的概念，就是说人与文化和谐必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才能实现。
客观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文化的微观载体，地域环境的不同造就了生活习惯和认识模式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这就意味着，人与文化的和谐本身是需要面对多元化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和谐社会的重点在于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而其基础又在于多元文化的和谐。因此，在城市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维护群体和阶层的多样性及其文化的多元化，促进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构建和谐城市至关重要。
从地域差别上讲，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间是存在差距；同时，位于不同地理空间上的城市表现出来的文化可能又会有所不同。我们要重视人与文化的和谐，一方面就是要努力缩小城市和农村存在的文化上的差距，让城市不仅在经济上，还要在文化上带动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也让那些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农村地区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借鉴；另一方面，要突出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色，以文化构建特色城市。去年中国市长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曾培炎副总理做出了重要的批示，指出要认真处理城市特色危机。报告指出，以文化延伸应对城市“特色危机”是可取之路。和谐城市建设的目的就是实现整体社会的和谐，从文化上是实现城市与农村文化上的和谐，又要重视特色城市的建设，避免千城一面，微观层面上，是实现文化载体的单个人，或者是由于某种共同的文化含义上的认同感而纽结在一起的群体彼此间的和谐。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特色是城市文化的标志。“现在城市领导， 专家学者，包括城市市民，都知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但这个文化灵魂到底以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呈现在城市中，人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表述。”我想起一个从前看到的报道，说南京政府为了便民，在交通岗等地准备了许多便民伞，无偿的提供给市民使用，可是大多数写着“便民伞”字样的伞都有去无回，许多人把这归结为流动人口多、市民素质不高或者城市人的冷漠，其实这其中有更深层原因。在城市过分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身处城市其中的人与人、人与城市的感情却在渐渐疏远，城市越来越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认同约束力和凝聚力。人们对于城市事务的冷漠所表现出来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城市地域空间下的文化的游离。市民对城市自身文化的认同感逐渐缺失，缺乏人与文化和谐的城市是没有活力的，与和谐城市的内涵不符。特色城市建设，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城市自身特有的文化，让健康向上的文化成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力量，成为带动社会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
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城市凝聚力的核心，也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构建人与文化和谐，并不是要构建单一的城市文化，制定统一标准。在城市中，每个群体和阶层都有文化表达的权利和机会，政府应当保障他们的这种权利，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和维护他们公平表达其文化的机会。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追求文化的同一性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特别是不应当用主流群体和阶层的文化来统一和同化其他文化。追求同一性的后果，往往造成不同群体和阶层身份的迷失乃至心理的混乱，而这种结果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尊重并维护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增强人对城市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消除由于两极分化等原因产生的不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让文化成为城市中的润滑剂，实现城市的和谐。
此外， 尊重文化多元化和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若想让城市变得更人性化，就必须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让多种文化有更多自由的沟通的空间和条件。保障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人与文化的和谐，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是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农村相比，多年发展以使得城市累积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各种文化主体更多地汇集于城市，同时城市拥有一整套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保障，从而更好的实现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因此，在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这一点上，城市会有更多的展现空间。通过城市的示范带动作用，将城市的和谐发展到更宏观的社会总体和谐上来，将和谐城市建设提高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上来。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文化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的竞争不仅包括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实力的竞争。文化实力的提高离不开人的努力和提高，也只有达到了人与文化的和谐，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