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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当我们仔细聆听这首抗战时期在重庆流传甚广的童谣《跑警报》时，时光仿佛又回到了70多年前那段重庆大轰炸下的“跑警报”岁月。
空袭之殇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日军在1938年2月～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空袭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
1939～1941年，日军对重庆分别实施代号为“100作战”“101作战”“102作战”的空袭作战计划，其中尤以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起，36架日机对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重庆渝中半岛进行轮番轰炸，上百颗爆炸弹和燃烧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2000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为一片火海，大火蔓延，昼夜不息。山城人民甚至来不及擦洗血泪，次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来袭，都邮街、小梁子、七星岗等10余条中心街市被烧毁，大火延烧两日。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国驻华使馆，甚至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在重庆支援抗战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亲眼目睹“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坍倾的板壁燃起大火，整座城市烈焰滚滚，一直烧到江边，1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
“五三、五四”大轰炸使得重庆整个上、下半城繁华市区尽成瓦砾 ，近万人倒在硝烟与炮火弥散的血泊中，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凄凉惨状，给重庆市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为了记住这次空袭，重庆国民政府将日军投下第一颗炸弹的道路命名为“五四路”。
事实上，日机的空袭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间接伤亡更是不计其数。1941年6月5日深夜，日机夜袭重庆，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简陋的设施与混乱的管理造成数千市民在极度拥挤与缺氧中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隧道大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山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另外，长期的空袭轰炸还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使得战时重庆成为“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这种恶劣的市容环境导致一些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十分流行，大批市民因染病而丧生。
挂红球，“跑警报”
相对于大轰炸直接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跑警报”更是给重庆市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痛。每当日机来袭，市区防空警报随即拉响，市民纷纷躲避，形成了独特的“跑警报”生活。在重庆大轰炸的5年多时间里，“跑警报”已经成为战时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童谣中的“红球”就是战时重庆“跑警报”生活的特定产物。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防空警报经常无法用电，防空人员遂采取高处悬挂红球的办法进行示警。挂一枚表示预行警报，再串一枚即为警报，此时市民要紧急避入防空洞穴；当串上第三枚时就是紧急警报，这时候行人不准在路上走动。红球一般为绢质材料，约两米长，圆形，可折叠；如果是夜间空袭示警，则内悬“马灯”照明。红球台一般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至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即现在的文化宫后门），可见影响之深远。
与红球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个悬挂示警物——“绿球”。挂上绿球表示敌机轰炸后已远离市区一定范围，而另一批敌机还在防空圈边缘，进入市区轰炸尚需一定时间。趁这段时间，市民可以走出防空洞放放风，呼吸新鲜空气。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跑警报”的主要避难所，但却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政府高官显贵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则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就难以喘气。对此，亲身经历的人深有体会：进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即便如此，浑浊的防空洞依旧不能满足市民亟需，经常人满为患。
“跑警报”下的市民生活
“跑警报”给重庆市民带来了极大的战争恐慌和心理压力。尤其在大轰炸的初期，由于市民尚不清楚日机空袭的规律和大轰炸的后果，对于“跑警报”也没有经验，在心理上没有把握，自然容易慌乱。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广阳坝，尚无心理准备的重庆市民立即“大起恐慌”。一些愚昧的市民“不分皂白地笃诚崇拜和跪拜菩萨”；甚至“请着和尚，一天香烟缭绕，青灯红磬地供奉着”一口石钟；在朝天门做法，祈求神灵庇佑重庆市区免遭空袭。
但神灵显然无法阻止日机进行空袭。1939～1941年是重庆大轰炸的高峰时期，也是重庆市民“跑警报”最为频繁的时期。1941年的8月8日～16日，重庆上空曾经连续7天7夜、不超过6小时间歇地鸣响防空警报。频繁的“跑警报”使大家在血与火的磨练中逐渐战胜恐慌、坚强起来。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年代”；“听到警报就赶快跑进防空洞，警报消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读书的继续读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跑警报”生活大大激发了全体市民同仇敌忾的士气，拉近了原本各自为谋的距离。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一己的得失计较消融在对群体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关怀上。
硝烟尘尽，岁月已寂。自1998年起，重庆每年都会鸣响防空警报悼念大轰炸中的遇难同胞，铭记那段特殊的“跑警报”岁月。
【责任编辑】王 凯
空袭之殇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枢——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日军在1938年2月～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空袭重庆，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无差别大轰炸”。
1939～1941年，日军对重庆分别实施代号为“100作战”“101作战”“102作战”的空袭作战计划，其中尤以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1939年5月3日下午1时起，36架日机对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重庆渝中半岛进行轮番轰炸，上百颗爆炸弹和燃烧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2000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为一片火海，大火蔓延，昼夜不息。山城人民甚至来不及擦洗血泪，次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来袭，都邮街、小梁子、七星岗等10余条中心街市被烧毁，大火延烧两日。国泰电影院被炸，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国驻华使馆，甚至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在重庆支援抗战的飞虎队陈纳德将军亲眼目睹“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坍倾的板壁燃起大火，整座城市烈焰滚滚，一直烧到江边，1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
“五三、五四”大轰炸使得重庆整个上、下半城繁华市区尽成瓦砾 ，近万人倒在硝烟与炮火弥散的血泊中，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凄凉惨状，给重庆市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为了记住这次空袭，重庆国民政府将日军投下第一颗炸弹的道路命名为“五四路”。
事实上，日机的空袭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间接伤亡更是不计其数。1941年6月5日深夜，日机夜袭重庆，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空隧道挤进了1万余人。简陋的设施与混乱的管理造成数千市民在极度拥挤与缺氧中伤亡，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防空隧道大惨案（又名“六·五惨案”），给山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另外，长期的空袭轰炸还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使得战时重庆成为“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这种恶劣的市容环境导致一些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十分流行，大批市民因染病而丧生。
挂红球，“跑警报”
相对于大轰炸直接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跑警报”更是给重庆市民生活带来了无尽的苦痛。每当日机来袭，市区防空警报随即拉响，市民纷纷躲避，形成了独特的“跑警报”生活。在重庆大轰炸的5年多时间里，“跑警报”已经成为战时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童谣中的“红球”就是战时重庆“跑警报”生活的特定产物。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防空警报经常无法用电，防空人员遂采取高处悬挂红球的办法进行示警。挂一枚表示预行警报，再串一枚即为警报，此时市民要紧急避入防空洞穴；当串上第三枚时就是紧急警报，这时候行人不准在路上走动。红球一般为绢质材料，约两米长，圆形，可折叠；如果是夜间空袭示警，则内悬“马灯”照明。红球台一般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至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即现在的文化宫后门），可见影响之深远。
与红球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个悬挂示警物——“绿球”。挂上绿球表示敌机轰炸后已远离市区一定范围，而另一批敌机还在防空圈边缘，进入市区轰炸尚需一定时间。趁这段时间，市民可以走出防空洞放放风，呼吸新鲜空气。
防空洞是重庆市民“跑警报”的主要避难所，但却有着高低贵贱之分。政府高官显贵专用的防空洞设备先进、清洁卫生、安全舒适；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则陈设简陋、油灯照明，无通风设施，且洞内潮湿肮脏、空气浑浊，人多就难以喘气。对此，亲身经历的人深有体会：进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能适应”。即便如此，浑浊的防空洞依旧不能满足市民亟需，经常人满为患。
“跑警报”下的市民生活
“跑警报”给重庆市民带来了极大的战争恐慌和心理压力。尤其在大轰炸的初期，由于市民尚不清楚日机空袭的规律和大轰炸的后果，对于“跑警报”也没有经验，在心理上没有把握，自然容易慌乱。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广阳坝，尚无心理准备的重庆市民立即“大起恐慌”。一些愚昧的市民“不分皂白地笃诚崇拜和跪拜菩萨”；甚至“请着和尚，一天香烟缭绕，青灯红磬地供奉着”一口石钟；在朝天门做法，祈求神灵庇佑重庆市区免遭空袭。
但神灵显然无法阻止日机进行空袭。1939～1941年是重庆大轰炸的高峰时期，也是重庆市民“跑警报”最为频繁的时期。1941年的8月8日～16日，重庆上空曾经连续7天7夜、不超过6小时间歇地鸣响防空警报。频繁的“跑警报”使大家在血与火的磨练中逐渐战胜恐慌、坚强起来。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年代”；“听到警报就赶快跑进防空洞，警报消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读书的继续读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跑警报”生活大大激发了全体市民同仇敌忾的士气，拉近了原本各自为谋的距离。共同的命运把大家的心连在一起，一己的得失计较消融在对群体共同的前途命运的关怀上。
硝烟尘尽，岁月已寂。自1998年起，重庆每年都会鸣响防空警报悼念大轰炸中的遇难同胞，铭记那段特殊的“跑警报”岁月。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