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须做好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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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的成本。蓝皮书还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
  “进城”,曾是许多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最为朴素却遥远的夙愿。带着一份简单的执着,过去,农家子弟唯有用“十年寒窗”或“汗血洒疆场”的款款深情叩开城市的门。当改革春风拂面,“弃村进城”的梦想不再遥不可及。
  城镇化率首过半百,可以成为一个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标注。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社会现象,说明社会群体流动的加快,社会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对社会而言,这是经济大繁荣和社会大发展的利好消息;对农民而言,更是梦想走进现实的最好写照。
  梦想还会继续延伸和覆盖,任凭我们遥想。但现实生硬而且真实地摆在这面前: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里,我们将要付出数目相当庞大的成本,“至少需要40万亿至50万亿元”。一个可以比对的数字是,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不到10万亿,整个GDP不过47万亿。如果说“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能算是问题”,那么拨开现实内核可以发现,即使是足以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过半城市化率,目前还只是“浅度城市化”。这种浅度表现为农民进城却未扎根,这样的表征其实就是空间流动有余,社会资源流动却严重不足。这样的浅度城市化,并不值得欣喜,其释放的是虚假的繁荣,反而会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农民进城为何会面临这样的现实,其实还是一个利益纠葛的问题。进城如果只是空间的转移,本不是问题,焦点在于附加在“进城”之上的各种利益的“迁移”和“让度”。从某种程度上讲,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利益上的重新分配。涉及到这两大阶层的利益,推进难度可想而知。
  要推进农民市民化,并不在于农民生活习惯和方式的改变。市民素养形成非一日之功,更为现实和迫切的应是政策的发力,这就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加减法。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进城门槛;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消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如果仅仅是人进城了,户口却未进城,权利还在“摸石头”,这样的城市化注定是走不远的。简而言之,推进农民城市化的进程,必须有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先行,让进城农民与城里人在就医、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均等的社会服务,这样的城市化才是健康的发展。
  中国农民的“出乡村记”,没有神灵庇佑,梦想照进现实的全过程,就是权利从乡间小道走向康庄大道的投射。
  在城市化一路凯歌高进时,也有必要停下脚步回首乡村。城市化之后的乡村该如何保持它应有的风骨,这不是城市化之外的作业,而是城市化必须正视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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