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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略微有点自然卷，小胡子，深色皮肤，中等个头，微微凸起的小肚腩，前面挎个包，后边还背个包，随身携带单反和上网本，神色淡定，常带笑容，身边总围着一群朋友，在谈话中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原来你就是那个雷闯！”
而“那个雷闯”，在一个月前刚刚干的一件事是向卫生部、工信部、国家烟草局等53个中央部门申请公开部长（局长）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及各项具体金额。为了确保能准确送达（普通快递有些无法寄送政府部门），他特意选择了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邮寄，花费1219元。雷闯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读研究生，对于一个在校学生来说，这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公益之路始于“自救”
在此之前，雷闯在公益圈已小有名气，朋友喊他“闯哥”，也有网友戏称“闯王”。浏览他之前的公益维权活动路径，关键词是“反乙肝歧视”。
作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从在各个城市征人吃饭到每天寄出一封信邀请总理吃饭；2011年11月11日“超级光棍节”，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当街举牌“乙肝病毒携带者求拥抱”；2011年2月，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多家公司招工时存在乙肝歧视，因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向其赠送“鸭梨”；2010年12月，黄埔区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门前，他脸敷面膜，当街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手举牌子“请不要将禁查乙肝规定当手纸”……
2009年，他获得了当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提名奖，并被《检察日报》授予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雷闯说，这一切的开始，是源于对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的自救式抗争。2007年，雷闯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拒，当时还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雷闯，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拒者。
2010年9月，雷闯以全职实习的名义向在读学校申请休学一年，用更时髦的概念来形容，那是他的“公益间隔年”。雷闯最初的计划是在这一年中协助另一位乙肝维权人士“锄草”走遍全国征人吃饭，普及乙肝常识。
从2010年4月5日在上海的第一次征人吃饭活动到现在，他们走过了33个城市。而从去年3月22日开始，雷闯将活动升级到“请总理吃饭”，每日发出一封信，试图在今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之前，成功与总理共同进餐。
除去走遍各地征人吃饭，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雷闯是在广东度过的。“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广州，媒体给力，政府相对开明，很多活动做下来在广州效果最好。”在这个雷闯最喜欢的城市，他结识了一群朋友，他们把公益做得很潮很有趣。
“投诉合唱团”的后生仔走上闹市街头，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意愿，温和而有力量。一群自称“拜客”的年轻人，通过实地调查、随手拍等一系列活动，针对广州自行车出行问题提出切实方案，用快乐的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理念。
他们跟雷闯都有着一种共识：做公益不需要苦大仇深，板着一张脸孔，做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不要拔高自己，这样你在向别人推自己的想法、理念而不被接受时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落差感和失落感。”雷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做公益可以是个人的、欢乐的、容易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甚至是可植入的。
2009年，他曾尝试过花1万元（网友的捐助）在《新民晚报》做了整版的乙肝科普广告，而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时候，做公益需要重复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最没有创新的创新。只有一定的坚持和积累，才能达到改变社会问题的最终效果。如果仅仅是做一次或做一会就一劳永逸，那是不可能的。”雷闯说，这是这几年来他得到的最大的启发。
激情背后的策略
申请公开官员工资，学校里的阿姨说他幼稚，以乙肝携带者的身份邀请温总理一同用餐，有网友说他幼稚。而萧伯纳说，理智的人适应世界，不理智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雷闯有想发出的声音，有想改变的激情，但在他每一次“不理智”的后面却是理智的思考和判断。
他很清楚，哪些话需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哪些宏观的理念不用去展开，“但是我不谈，不代表大众就不会讨论。有些话不需要我来说，我只需要开个头。其实申请公开官员工资说到底也挺简单，就是寄多少封信而已。我不会公开地去谈公开官员工资有何意义，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一种策略。”
跟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多了，雷闯渐渐摸到个中门道。
“维权过程是一次博弈，不是要一拳把人家打死，而要讲求一种力量的平衡。”很典型的案例是去年广州政府推一个1.5亿的光亮工程，雷闯和小燕子等一干朋友策划了一个“征集光头照亮广州”的行为艺术，希望拦下这个昂贵的光亮工程。
“最初拦下光亮工程的诉求显得很对抗还有点悲情，结果活动阻力很大。”后来，他们换了策略，将目标从拦下工程转为向广州建委申请公开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策划“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与“拇指妹”对话，并承认了在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情况下就开始公开招标。
更多时候，雷闯在跟政府打交道时会尽量按照目前现有的程序去做，希望通过走正常的渠道去完成。通过“特事特办”解决问题，并不是雷闯希望的结果，让今天雷闯能做的，以后的李闯、刘闯都能做到才是他的追求。在他看来，帮助政府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让现有的程序能够走顺畅，更有价值。
在雷闯申请公开官员工资之前，早已有人举过牌子，要求公开某某某的工资，但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他们没有按程序去做。只要是在市这个层级能解决的事情，我就不会跑到北京去。否则只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收到申请后，政府机关需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今一个月过去了，问起进展，雷闯表示，已经收到部门回应，但目前不会公布出来。至于回应内容是何种情况，雷闯没有透露，相信他有自己的考虑。
而“那个雷闯”，在一个月前刚刚干的一件事是向卫生部、工信部、国家烟草局等53个中央部门申请公开部长（局长）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及各项具体金额。为了确保能准确送达（普通快递有些无法寄送政府部门），他特意选择了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邮寄，花费1219元。雷闯目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读研究生，对于一个在校学生来说，这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公益之路始于“自救”
在此之前，雷闯在公益圈已小有名气，朋友喊他“闯哥”，也有网友戏称“闯王”。浏览他之前的公益维权活动路径，关键词是“反乙肝歧视”。
作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从在各个城市征人吃饭到每天寄出一封信邀请总理吃饭；2011年11月11日“超级光棍节”，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他当街举牌“乙肝病毒携带者求拥抱”；2011年2月，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多家公司招工时存在乙肝歧视，因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向其赠送“鸭梨”；2010年12月，黄埔区广东省电力一局医院门前，他脸敷面膜，当街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手举牌子“请不要将禁查乙肝规定当手纸”……
2009年，他获得了当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提名奖，并被《检察日报》授予2009年度中国正义人物。
雷闯说，这一切的开始，是源于对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的自救式抗争。2007年，雷闯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因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被拒，当时还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雷闯，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拒者。
2010年9月，雷闯以全职实习的名义向在读学校申请休学一年，用更时髦的概念来形容，那是他的“公益间隔年”。雷闯最初的计划是在这一年中协助另一位乙肝维权人士“锄草”走遍全国征人吃饭，普及乙肝常识。
从2010年4月5日在上海的第一次征人吃饭活动到现在，他们走过了33个城市。而从去年3月22日开始，雷闯将活动升级到“请总理吃饭”，每日发出一封信，试图在今年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之前，成功与总理共同进餐。
除去走遍各地征人吃饭，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雷闯是在广东度过的。“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广州，媒体给力，政府相对开明，很多活动做下来在广州效果最好。”在这个雷闯最喜欢的城市，他结识了一群朋友，他们把公益做得很潮很有趣。
“投诉合唱团”的后生仔走上闹市街头，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意愿，温和而有力量。一群自称“拜客”的年轻人，通过实地调查、随手拍等一系列活动，针对广州自行车出行问题提出切实方案，用快乐的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理念。
他们跟雷闯都有着一种共识：做公益不需要苦大仇深，板着一张脸孔，做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不要拔高自己，这样你在向别人推自己的想法、理念而不被接受时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落差感和失落感。”雷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做公益可以是个人的、欢乐的、容易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甚至是可植入的。
2009年，他曾尝试过花1万元（网友的捐助）在《新民晚报》做了整版的乙肝科普广告，而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时候，做公益需要重复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最没有创新的创新。只有一定的坚持和积累，才能达到改变社会问题的最终效果。如果仅仅是做一次或做一会就一劳永逸，那是不可能的。”雷闯说，这是这几年来他得到的最大的启发。
激情背后的策略
申请公开官员工资，学校里的阿姨说他幼稚，以乙肝携带者的身份邀请温总理一同用餐，有网友说他幼稚。而萧伯纳说，理智的人适应世界，不理智的人让世界适应自己。雷闯有想发出的声音，有想改变的激情，但在他每一次“不理智”的后面却是理智的思考和判断。
他很清楚，哪些话需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哪些宏观的理念不用去展开，“但是我不谈，不代表大众就不会讨论。有些话不需要我来说，我只需要开个头。其实申请公开官员工资说到底也挺简单，就是寄多少封信而已。我不会公开地去谈公开官员工资有何意义，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一种策略。”
跟政府各个部门打交道多了，雷闯渐渐摸到个中门道。
“维权过程是一次博弈，不是要一拳把人家打死，而要讲求一种力量的平衡。”很典型的案例是去年广州政府推一个1.5亿的光亮工程，雷闯和小燕子等一干朋友策划了一个“征集光头照亮广州”的行为艺术，希望拦下这个昂贵的光亮工程。
“最初拦下光亮工程的诉求显得很对抗还有点悲情，结果活动阻力很大。”后来，他们换了策略，将目标从拦下工程转为向广州建委申请公开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策划“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与“拇指妹”对话，并承认了在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情况下就开始公开招标。
更多时候，雷闯在跟政府打交道时会尽量按照目前现有的程序去做，希望通过走正常的渠道去完成。通过“特事特办”解决问题，并不是雷闯希望的结果，让今天雷闯能做的，以后的李闯、刘闯都能做到才是他的追求。在他看来，帮助政府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让现有的程序能够走顺畅，更有价值。
在雷闯申请公开官员工资之前，早已有人举过牌子，要求公开某某某的工资，但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他们没有按程序去做。只要是在市这个层级能解决的事情，我就不会跑到北京去。否则只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收到申请后，政府机关需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今一个月过去了，问起进展，雷闯表示，已经收到部门回应，但目前不会公布出来。至于回应内容是何种情况，雷闯没有透露，相信他有自己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