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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主要国家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数量的统计表为语料库基础，对比分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中日与中俄（苏）“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数量的变化，包括变化历史背景、原因、反应的文化和文学交流情况等。
关键词： 中日 中俄（苏） 中译本 现代长篇小说
上表为从1921年到2005年我国对美、英、俄（苏）、法国和日本等五个主要输出国家的现代长篇小说的译著数量的变化，其中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翻译数量最多，在所有长篇小说的比例中高达38%，其次日本“现代长篇小说”的汉译总量20.3%，超过俄（苏）的18.6%。第三，从时间上看1966年到1970年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断代期，5国总量只有11种。第四，1941年到1950年我国处于抗战和内战时期，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苏联小说占绝大部分81%。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至1950的十年及1951年至1955至五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长篇小说仅为1本。第五，前苏联长篇小说的翻译在1951年至1955年达到最高峰246种，占当时数量的90%，1961年至1970年锐减为40种，占当时数量的50%。
基于以上语料库研究，本文将对胡老师最后两个观点阐述进行进一步分析：日本小说的中译本和俄（苏）小说的中译本在两个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对比变化，一为1941年到1956年前后，二为1981年到1995年前后。前者苏俄现代长篇小说数量迅猛增加，而日本小说的译著停留在个位上。后者，苏俄小说中译本减少到73本，而日本则增加至500多本。以下将对比探讨出现这种明显变化反映出来的文化及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一、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抗日战争和内战，而苏联通过十月革命已经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前苏联共产党给予中共极大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这期间，中苏文学交流发展迅速。中苏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较之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紧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让位于民族救亡和民众政治解放，中国文坛对苏俄文学的接受表现出较复杂的局面。由于政治地域的分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对苏联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接受在三个不同政治区域（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如延安在接受苏联文学时，更注重其激进的革命色彩，而在国统区则努力避免苏联文学的党性特征。
其中中共控制区域的《解放日报》从1941年创刊到抗日战争结束，共发表外国文学做平的译文和评论文章193篇，其中中译介苏俄文学就达到193篇，包括托尔斯泰、艾伦堡、肖洛霍夫、西蒙洛夫、戈巴乔夫，潘菲奥洛夫等人的作品。抗日根据地还克服物质条件出版了《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恰达耶夫）、《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涅韦罗夫）、《六月在顿河》（爱伦堡）等长篇小说。除此之外还有《苏联文艺》、《抗日文艺》、《中苏文华》等刊物集译介苏联文学，其主要宗旨是激励人们反法西斯和抗日的精神。抗日、反法西斯这一主题拉近了中苏关系，极大地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和文学发展。
反观日本作为法西斯侵略国家之一，对中国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略和掠夺，对中国和世界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伤害。因为抗日战争和战后几年满目疮痍的国家状况，使中日关系降至历史低点，文化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仇日和抗日情绪使人民对日本文学、文化进行全面抵制，小说翻译工作毫无进展。也是表格中1951年至1955年日本现代长篇小说的中译本为零的原因之一。
二、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
这一时期，我们需要注意到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走向解体。苏联由社会主义倒退为资本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被认为阻碍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苏文化交流降至低谷，而苏联内部文学发展因为国家的动荡有所停滞，表格中显示的苏俄“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由之前的180多本降低73本就是例证。
反观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对外交流开放达到新高。恢复对日本正常邦交后，中日文化交流有重大发展，显示在表格上1986年至1990年日本“现代长篇小说”的中译本达到史无前例的586本。80年代以来中国发表日本文学的阵地主要有全国各家出版社及《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学》等纯文学杂志及综合性杂志、报纸的文学版面。
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八十年代以前，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思想由过去的保守和僵化转向开放。表现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上呈多元化趋势，不仅以作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译介和评价的标准，而是多角度、多侧面、多流派地尽可能全面介绍日本文坛各类作家群体。特别对日本战后现代主义各流派作家的介绍和翻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二是对一些日本文学大家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全面，对中国读者准确把握作家的整体风貌和深入了解日本作家的创作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三是九十年代以来对日本大众文学越来越关注。其中，中国国内图书市场活跃，读者的需求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构成不容忽视的因素。大众文学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是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大众文学在中国畅销的原因之一。四是对日本文学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越来越迅速，特别对一些大众文学作品的译介几乎达到与日本同步的程度。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超过历史上任何交流鼎盛的时期。中国读者通过文学这一桥梁，不但了解日本的文学状况、作家、作品，还更好地认识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增进对日本这个国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日本民族的理解。文学上的交流必将带来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交融。
三、结语
笔者从以上两个时期俄（苏）和日本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数量在两个时期的明显变化对比探究中苏（俄）和中日在四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交流状况及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俄）现代长篇小说因为抗日战争缘故增加迅猛，而日本现代长篇小说则正好相反。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对日交流频繁，使日本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大大增加，与之相对的是苏俄则因为解体等多方面原因数量骤减。这些两者之间、两段时期之间的对比差异是建立在语料库基础上的社会文化分析。最终可以看到文学译本的增减和历史文化发展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陈春生.抗战时期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1，1：71-84.
[2]高文波.抗战时期苏俄文学译介述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24：764-768.
[3]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胡澎.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
[5]胡显耀.现代汉语语料库翻译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6]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7]薛衔天.中俄关系史话.北京：社科文献，2011.
关键词： 中日 中俄（苏） 中译本 现代长篇小说
上表为从1921年到2005年我国对美、英、俄（苏）、法国和日本等五个主要输出国家的现代长篇小说的译著数量的变化，其中可以看出我国对美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翻译数量最多，在所有长篇小说的比例中高达38%，其次日本“现代长篇小说”的汉译总量20.3%，超过俄（苏）的18.6%。第三，从时间上看1966年到1970年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断代期，5国总量只有11种。第四，1941年到1950年我国处于抗战和内战时期，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苏联小说占绝大部分81%。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至1950的十年及1951年至1955至五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长篇小说仅为1本。第五，前苏联长篇小说的翻译在1951年至1955年达到最高峰246种，占当时数量的90%，1961年至1970年锐减为40种，占当时数量的50%。
基于以上语料库研究，本文将对胡老师最后两个观点阐述进行进一步分析：日本小说的中译本和俄（苏）小说的中译本在两个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对比变化，一为1941年到1956年前后，二为1981年到1995年前后。前者苏俄现代长篇小说数量迅猛增加，而日本小说的译著停留在个位上。后者，苏俄小说中译本减少到73本，而日本则增加至500多本。以下将对比探讨出现这种明显变化反映出来的文化及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一、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抗日战争和内战，而苏联通过十月革命已经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前苏联共产党给予中共极大的支持，帮助和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这期间，中苏文学交流发展迅速。中苏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较之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紧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让位于民族救亡和民众政治解放，中国文坛对苏俄文学的接受表现出较复杂的局面。由于政治地域的分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对苏联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接受在三个不同政治区域（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如延安在接受苏联文学时，更注重其激进的革命色彩，而在国统区则努力避免苏联文学的党性特征。
其中中共控制区域的《解放日报》从1941年创刊到抗日战争结束，共发表外国文学做平的译文和评论文章193篇，其中中译介苏俄文学就达到193篇，包括托尔斯泰、艾伦堡、肖洛霍夫、西蒙洛夫、戈巴乔夫，潘菲奥洛夫等人的作品。抗日根据地还克服物质条件出版了《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恰达耶夫）、《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涅韦罗夫）、《六月在顿河》（爱伦堡）等长篇小说。除此之外还有《苏联文艺》、《抗日文艺》、《中苏文华》等刊物集译介苏联文学，其主要宗旨是激励人们反法西斯和抗日的精神。抗日、反法西斯这一主题拉近了中苏关系，极大地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和文学发展。
反观日本作为法西斯侵略国家之一，对中国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略和掠夺，对中国和世界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伤害。因为抗日战争和战后几年满目疮痍的国家状况，使中日关系降至历史低点，文化交流处于停滞状态。仇日和抗日情绪使人民对日本文学、文化进行全面抵制，小说翻译工作毫无进展。也是表格中1951年至1955年日本现代长篇小说的中译本为零的原因之一。
二、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
这一时期，我们需要注意到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走向解体。苏联由社会主义倒退为资本主义极大地影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被认为阻碍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苏文化交流降至低谷，而苏联内部文学发展因为国家的动荡有所停滞，表格中显示的苏俄“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由之前的180多本降低73本就是例证。
反观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对外交流开放达到新高。恢复对日本正常邦交后，中日文化交流有重大发展，显示在表格上1986年至1990年日本“现代长篇小说”的中译本达到史无前例的586本。80年代以来中国发表日本文学的阵地主要有全国各家出版社及《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学》等纯文学杂志及综合性杂志、报纸的文学版面。
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到八十年代以前，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思想由过去的保守和僵化转向开放。表现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上呈多元化趋势，不仅以作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译介和评价的标准，而是多角度、多侧面、多流派地尽可能全面介绍日本文坛各类作家群体。特别对日本战后现代主义各流派作家的介绍和翻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二是对一些日本文学大家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全面，对中国读者准确把握作家的整体风貌和深入了解日本作家的创作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三是九十年代以来对日本大众文学越来越关注。其中，中国国内图书市场活跃，读者的需求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构成不容忽视的因素。大众文学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是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大众文学在中国畅销的原因之一。四是对日本文学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越来越迅速，特别对一些大众文学作品的译介几乎达到与日本同步的程度。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超过历史上任何交流鼎盛的时期。中国读者通过文学这一桥梁，不但了解日本的文学状况、作家、作品，还更好地认识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增进对日本这个国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日本民族的理解。文学上的交流必将带来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交融。
三、结语
笔者从以上两个时期俄（苏）和日本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数量在两个时期的明显变化对比探究中苏（俄）和中日在四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交流状况及国家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即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俄）现代长篇小说因为抗日战争缘故增加迅猛，而日本现代长篇小说则正好相反。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因为改革开放对日交流频繁，使日本现代长篇小说中译本大大增加，与之相对的是苏俄则因为解体等多方面原因数量骤减。这些两者之间、两段时期之间的对比差异是建立在语料库基础上的社会文化分析。最终可以看到文学译本的增减和历史文化发展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陈春生.抗战时期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1，1：71-84.
[2]高文波.抗战时期苏俄文学译介述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24：764-768.
[3]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胡澎.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
[5]胡显耀.现代汉语语料库翻译研究.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6]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7]薛衔天.中俄关系史话.北京：社科文献，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