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俄国形式主义主要代表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认为陌生化是通过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延长审美时间，增强审美效果。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形成陌生化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本文对陌生化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对实现陌生化的途径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陌生化 语言 途径
一、陌生化理论概述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形式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对陌生化的目的和手段做了较为明确的论述——“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使艺术远离审美认知而向审美感受积极靠近，审美的价值在于审美过程而不在结果，延长审美过程的手段是使本来熟悉的审美对象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还认为语言的陌生化是艺术陌生化的前提，并由此出发对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区别和联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他认为，虽然文学语言来自于日常语言，但是后者重在认知，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其所指是终极目的；而前者重在感受，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其终极意义就是形式表达自身。据此他认为陌生化程度极高的诗歌语言在艺术层面远远高于散文语言，并始终处于文学语言的最高层次上。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为我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审视角度，其关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论述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介入方法。但是应该看到，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在实际的创作中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概念范畴和实现途径。同时，其对于所指的彻底否定也必然造成文学创作的过分私人化倾向，最终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
二、文学实践与陌生化
首先是对陌生化的重新界定。
无论文学创作还是鉴赏，我们都决不能把审美认识和审美感受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艺术的陌生化也决不能仅仅靠把熟悉的生活和事物进行语言的陌生化来实现。从文学现象上看，在文学史上形成巨大影响的一些文学流派虽然有创作技巧上的标新立异，但是，其表现内容上的新异奇特同样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相反的，倒是当作家一窝蜂地去表现一些共性的东西时，尽管角度有不少的变化，但是其审美价值却总是不如其所期望的那样尽如人意。以我国现代文学发展为例，象征主义在中国盛极一时固然有创作手法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在内容上的从审美到审丑的引入依然功不可没。建国初期的反映革命文学作品中，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其叙事和结构包括语言层面并没有超越他人的新颖之处，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品。一些文学大家如冯骥才对老北京的书写、汪曾祺的“大淖纪事”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等，浓郁的地方特色无疑增加了审美的价值。对于读者而言，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同样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感受，值得人们细细阅读、体会和玩味。在表现形式上，除了对语言进行“扭曲”、“变形”，陌生化还体现在创作的个性化上。尽管对语言的改造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是，即使是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流派内部的作家，由于其自身经历、视角、素养等方面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这其实也是作家价值的根本所在。再进一步，即使是一个有较明显创作特征的作家也会出现风格的改变，而这种风格改变又常常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从而形成完全是陌生化般的效果。综上所述，陌生化的定义确实应该从简单的语言技巧层面扩展到内容和作家个性化的层面，以使其更加宽泛和完善。
其次是如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实现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陌生化理论中主要强调了对于日常语言的改造，这也是陌生化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文学接受而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确实只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本。因此，语言的改造是陌生化的主要途径。语言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个性化的言语不断地被接受、承认并被规范成语言的过程。当一种个性化的言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的陌生化所带来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这也是陌生化要借助并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这种奇特的语言逐渐被人们接受之后，陌生化效果也就随之消失。所以第一个用鲜花比喻姑娘的人是最伟大的，而现在这种比喻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也就不会再形成陌生化所要达到的审美感受。对传统语词、语法的改造甚至颠覆是陌生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词汇的引入一直是文学家比较关注的一种现象，不同民族的丰富而独具特色的词汇和表达习惯给文坛带来了既神秘陌生又独具魅力的新鲜血液。同时，在习惯的语词实用范围内又可以通过语法的改变而使表现重具陌生化的效果（以诗歌为例），如词性变更（《歌唱——献给折磨我，温柔我、疯狂我、遐想我的杭州姑娘》，梁晓明，选自《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星星》编辑出版，2004年）、语序倒装（“我只看到烟/滚滚黑烟，它冒出的”《现代诗歌》，车前子，出处同上）、加大语词间距（“她藏好胃痛/藏好骨头里的雨水”《她藏好胃痛》，莱耳，出处同上）、创造私人化意象（“情人在我耳边植树/指环如三月的口哨”《情人》，王往，《星星》，2006年第八期）等等。
其次，在语言层面之外，还可以从形式上进行尝试。以中国新诗为例，在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束缚被打破之后，诗的体式的探讨也成了诗人标新立异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白话代替文言之后诗歌改革的主要内容：郭沫若的完全从属于表达需要的完全自由体，新月诗派的新格律体，二十年代向民间歌谣传统的吸取与借鉴，十四行诗的引进，建国后的“新辞赋体”、“新散曲体”、“短句体”、“自由体”、“楼梯体”等。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派别林立，形式繁杂，图画诗曾经盛极一时，甚至把标点放在句子前面。这些尝试未必都是成功的和有永久生命的，但是其新奇的形式确实带给人们以更多的思考。在戏剧领域，布莱希特已经作了先锋；在小说领域，也有叙述者、叙述顺序等革新的努力。近年来还有将各种体裁融合以变革文体的尝试，这些创新都体现了对陌生化的追求倾向。
陌生化还可以从内容方面取得突破，这种现象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除了本文前面所列作家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文学流派中得到实证。在诗歌领域，个人化写作对民工、乞丐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冷静而悲悯的关注突破了诗歌自恋式的吟唱，为诗坛带来了新奇的空气。而“下半身”写作更是将表现内容直指人们表现的“禁区”——性及与性相关的一切内容，虽然这类诗歌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平平，但是陌生的表现内容却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极大冲击和伦理上的深深思考。而在其他文学体裁所表现的领域内，这种现象更多的表现为某种题材热——清宫帝王热、官场黑幕热等等。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写作手法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其表现的内容迎合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实现了陌生化应有的效果。另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创作出了具有新颖独特魅力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是作者个性化写作的培养和不断突破。陌生化理论反对对事物的照片式的描摹，其实质是在创作表现中求新、求变、求奇。体现在对作家的要求上则是要培养个性化的写作，不断创作出有别于自己既有的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同样是武侠小说，金庸的大气磅礴，古龙的离奇曲折，而黄易的则因掺入科幻因素而奇异诡怪。习惯金庸作品的人初读古龙的作品，就会感到个性化写作带来的新奇和快感，而习惯了古龙作品的人更会被黄易的奇诡迷离所吸引。正是在这种意义层面上，作家的价值体现在奇異独特的个性。但是，对于作家自己而言，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对自己既成风格的突破。当一种个性成为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明显标志时，不同作家之间的陌生化形成了，但是作家自己作品的陌生化性质却恰恰刚被消除。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标准——既要区别于别人，又要区别于自己。从陌生化的角度出发，“最有个性的作家”的称谓确实是褒贬参半的。
陌生化理论对于语言形式的倚重和对于创新的要求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量的文学实践和尝试受到鼓舞，并不断地从种种尝试中诞生崭新的文学样式和极富意义的作品。但是，过分强调陌生化必然拉大作品表达和读者鉴赏之间的距离，当这种距离被无限扩大时就会造成文学艺术与生活的脱离，从而使文学失去其观照生活的功能，成为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
关键词：陌生化 语言 途径
一、陌生化理论概述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形式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对陌生化的目的和手段做了较为明确的论述——“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使艺术远离审美认知而向审美感受积极靠近，审美的价值在于审美过程而不在结果，延长审美过程的手段是使本来熟悉的审美对象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还认为语言的陌生化是艺术陌生化的前提，并由此出发对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区别和联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他认为，虽然文学语言来自于日常语言，但是后者重在认知，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其所指是终极目的；而前者重在感受，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其终极意义就是形式表达自身。据此他认为陌生化程度极高的诗歌语言在艺术层面远远高于散文语言，并始终处于文学语言的最高层次上。
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为我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审视角度，其关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论述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介入方法。但是应该看到，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在实际的创作中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概念范畴和实现途径。同时，其对于所指的彻底否定也必然造成文学创作的过分私人化倾向，最终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
二、文学实践与陌生化
首先是对陌生化的重新界定。
无论文学创作还是鉴赏，我们都决不能把审美认识和审美感受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艺术的陌生化也决不能仅仅靠把熟悉的生活和事物进行语言的陌生化来实现。从文学现象上看，在文学史上形成巨大影响的一些文学流派虽然有创作技巧上的标新立异，但是，其表现内容上的新异奇特同样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相反的，倒是当作家一窝蜂地去表现一些共性的东西时，尽管角度有不少的变化，但是其审美价值却总是不如其所期望的那样尽如人意。以我国现代文学发展为例，象征主义在中国盛极一时固然有创作手法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在内容上的从审美到审丑的引入依然功不可没。建国初期的反映革命文学作品中，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其叙事和结构包括语言层面并没有超越他人的新颖之处，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品。一些文学大家如冯骥才对老北京的书写、汪曾祺的“大淖纪事”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等，浓郁的地方特色无疑增加了审美的价值。对于读者而言，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同样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感受，值得人们细细阅读、体会和玩味。在表现形式上，除了对语言进行“扭曲”、“变形”，陌生化还体现在创作的个性化上。尽管对语言的改造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是，即使是处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流派内部的作家，由于其自身经历、视角、素养等方面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这其实也是作家价值的根本所在。再进一步，即使是一个有较明显创作特征的作家也会出现风格的改变，而这种风格改变又常常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从而形成完全是陌生化般的效果。综上所述，陌生化的定义确实应该从简单的语言技巧层面扩展到内容和作家个性化的层面，以使其更加宽泛和完善。
其次是如何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实现陌生化。
什克洛夫斯基在陌生化理论中主要强调了对于日常语言的改造，这也是陌生化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文学接受而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确实只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本。因此，语言的改造是陌生化的主要途径。语言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个性化的言语不断地被接受、承认并被规范成语言的过程。当一种个性化的言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它的陌生化所带来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这也是陌生化要借助并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这种奇特的语言逐渐被人们接受之后，陌生化效果也就随之消失。所以第一个用鲜花比喻姑娘的人是最伟大的，而现在这种比喻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也就不会再形成陌生化所要达到的审美感受。对传统语词、语法的改造甚至颠覆是陌生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词汇的引入一直是文学家比较关注的一种现象，不同民族的丰富而独具特色的词汇和表达习惯给文坛带来了既神秘陌生又独具魅力的新鲜血液。同时，在习惯的语词实用范围内又可以通过语法的改变而使表现重具陌生化的效果（以诗歌为例），如词性变更（《歌唱——献给折磨我，温柔我、疯狂我、遐想我的杭州姑娘》，梁晓明，选自《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星星》编辑出版，2004年）、语序倒装（“我只看到烟/滚滚黑烟，它冒出的”《现代诗歌》，车前子，出处同上）、加大语词间距（“她藏好胃痛/藏好骨头里的雨水”《她藏好胃痛》，莱耳，出处同上）、创造私人化意象（“情人在我耳边植树/指环如三月的口哨”《情人》，王往，《星星》，2006年第八期）等等。
其次，在语言层面之外，还可以从形式上进行尝试。以中国新诗为例，在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束缚被打破之后，诗的体式的探讨也成了诗人标新立异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白话代替文言之后诗歌改革的主要内容：郭沫若的完全从属于表达需要的完全自由体，新月诗派的新格律体，二十年代向民间歌谣传统的吸取与借鉴，十四行诗的引进，建国后的“新辞赋体”、“新散曲体”、“短句体”、“自由体”、“楼梯体”等。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派别林立，形式繁杂，图画诗曾经盛极一时，甚至把标点放在句子前面。这些尝试未必都是成功的和有永久生命的，但是其新奇的形式确实带给人们以更多的思考。在戏剧领域，布莱希特已经作了先锋；在小说领域，也有叙述者、叙述顺序等革新的努力。近年来还有将各种体裁融合以变革文体的尝试，这些创新都体现了对陌生化的追求倾向。
陌生化还可以从内容方面取得突破，这种现象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除了本文前面所列作家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文学流派中得到实证。在诗歌领域，个人化写作对民工、乞丐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冷静而悲悯的关注突破了诗歌自恋式的吟唱，为诗坛带来了新奇的空气。而“下半身”写作更是将表现内容直指人们表现的“禁区”——性及与性相关的一切内容，虽然这类诗歌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平平，但是陌生的表现内容却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极大冲击和伦理上的深深思考。而在其他文学体裁所表现的领域内，这种现象更多的表现为某种题材热——清宫帝王热、官场黑幕热等等。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写作手法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其表现的内容迎合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实现了陌生化应有的效果。另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创作出了具有新颖独特魅力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是作者个性化写作的培养和不断突破。陌生化理论反对对事物的照片式的描摹，其实质是在创作表现中求新、求变、求奇。体现在对作家的要求上则是要培养个性化的写作，不断创作出有别于自己既有的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同样是武侠小说，金庸的大气磅礴，古龙的离奇曲折，而黄易的则因掺入科幻因素而奇异诡怪。习惯金庸作品的人初读古龙的作品，就会感到个性化写作带来的新奇和快感，而习惯了古龙作品的人更会被黄易的奇诡迷离所吸引。正是在这种意义层面上，作家的价值体现在奇異独特的个性。但是，对于作家自己而言，真正的挑战来自于对自己既成风格的突破。当一种个性成为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明显标志时，不同作家之间的陌生化形成了，但是作家自己作品的陌生化性质却恰恰刚被消除。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标准——既要区别于别人，又要区别于自己。从陌生化的角度出发，“最有个性的作家”的称谓确实是褒贬参半的。
陌生化理论对于语言形式的倚重和对于创新的要求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量的文学实践和尝试受到鼓舞，并不断地从种种尝试中诞生崭新的文学样式和极富意义的作品。但是，过分强调陌生化必然拉大作品表达和读者鉴赏之间的距离，当这种距离被无限扩大时就会造成文学艺术与生活的脱离，从而使文学失去其观照生活的功能，成为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