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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洁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女作家，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地位的不断提升，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者的关注，本文列举并简要分析了研究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经典性论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张洁作品 女性意识 研究两性声音
自1978年凭借《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张洁的作品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与争议，仅1978到1987十年间国内对张洁的评论文章就达到了160多篇。这一时期的批评关注点是其作品风格、主题等方面。随着9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输入，更多研究者尝试着以这种新的理论来解读女性作家的创作。此时，作为新时期女作家旗手的张洁再次受到了研究界的关注，她的创作也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到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考察其作品中女性意识及其发展变化成为了近十年张洁研究的焦点。
一、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现状评述
张洁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的显现程度不尽相同，在《沉重的翅膀》、《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这类作品中，女性意识呈现隐匿状态，因此女性批評的研究者们更倾向于选取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相对凸显的作品进行研究。著名批评家荒林认为张洁前期代表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祖母绿》三篇小说“呈现了作家对女性问题思想的连续深入和统一性，表现了作家对女性新的价值确立的强大热情”。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喧寓的，是一个关于理想爱情与理想男性的神话，那么《方舟》则称得上是一篇预示着理想破灭的“愤世之作”。 80年代中期，张洁作品风格转型之巨，不禁让人哗然，此时的张洁以老辣、尖酸的形象极尽讽刺，理想的爱情神话破灭了，理想的男性偶像倒塌了，对此王绯认为，“张洁的审丑意识有着很强烈的性别色彩，在男/女二项对立中，她故意让他们原形毕露，让他们丑态百出。”度过这段偏激、锋利的创作时期，张洁的以其特有的女性姿态书写了两部现实主义作品《红蘑菇》和《她吸的是薄荷味儿的烟》，这两部作品既不同于早期的纯情之作，又有别于她前一阶段的狂怒与怨愤，蕴涵深刻的女性觉悟。有论者曾这样评价到，“此间，张洁的女性书写是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对妇女自身和男性弱处的现代审视。”在经历了由“审美”到“审丑”的转变后，张洁的创作逐渐进入了文学“老年期”，此时张洁的心态渐趋平和。随着长篇记事小说《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发表，张洁自身的女性意识也得到了升华，小说着眼于探索祖孙三代女性绵绵不绝的血缘之爱。批评家徐坤将这篇作品归入了“母亲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重新书写”的范畴。
二、张洁研究中两性批评者的不同声音
以女性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张洁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董瑾发表的评论文章《张洁的天地及误区》，该文章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评析张洁作品，部分批评内容虽失之偏颇，但仍为研究张洁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然而，两性读者和批评家对张洁作品的反响之迥异，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批评现象。其中女性读者和评论家更倾向于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批评家周晔则全面回溯了张洁过去二十年的创作中男性形象结构的全过程，认为这表达了女性对于美好爱情最为执着的追求和最为深刻的绝望，肯定了张洁作品中深刻的女性意识。相对而言，男性批评家对张洁作品的评价则更加犀利、冷酷。与张洁同属一代的作家王蒙，曾在《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这样评价到《无字》，“这是一部充满了疯狂的激情与决绝的书，是一部豁出去了的书，是一部大胆的不能再大胆的书”，在抨击书中充斥着太多的愤懑与怨恨的同时，王蒙还犀利的指出了文格与人格的问题。实际上，王蒙的批评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男性批评的声音，认为张洁的作品始终受囿于女性视角的偏狭。对于此种观点，女批评家荒林提出了反驳，“一个揭露式的写作文本，其写作过程要克服的重重困难也许包括不能原谅， 人类并不是可以原谅一切恶的，连上帝也做不到真正原谅撒旦”。笔者认为，王蒙对《无字》的批评体现了两性意识的差别性，即主流文学批评是以一种男性的视点去观察女性世界，女作家自然而然的被期望是温婉平和，而非刻薄尖锐。然而，女性写作又必然围绕自身经验展开，也必然会以女性视角反观男权文化。正因如此，女性经验的书写才显得意义重大，它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力，摆脱了“无字”的生命言说状态。
三、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的未来趋势
随着女性批评的崛起，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从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虽数量众多，但缺少经典性论述。作为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大量篇幅的女作家之一，张洁女性意识的演变展现出一个知识女性的心理演变，对其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研究，也定会为女性批评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性的范例。纵观张洁女性意识的研究，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倾向于从张洁作品中母女关系的书写中研究其女性意识，但很少从其作品中男性形象的角度来研究其女性意识的流变，实际上，张洁正是在对男性认知的不断演变中逐渐提升自身的女性意识的。而张洁自身的女性意识也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张洁的女性意识一直围绕着男性的形象，表现为两性意识的变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表达了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爱情体验，而《祖母绿》中的男主人公是懦弱而无能的，张洁构筑的男性神话逐渐坍塌，但此时张洁还在用“无穷思爱”的圣颂去消解对男性的憎恶。但《红蘑菇》、《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等作品的问世，宣告着张洁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彻底毁灭，此时的张洁着力于宣泄着内心的愤懑与厌恶。从长篇纪实小说《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开始，张洁女性意识开始发生转移，构筑了一个属于祖孙三代女性的生命血缘链条。而在长篇多卷本小说《无字》中，张洁的小说更是鲜明的呈现出两条叙述链条，一条是吴为与胡秉宸的爱情婚姻线，另一条便是吴为与叶连子的母女亲情线，许多评论家都曾说过《无字》这部小说在张洁的所有作品中具有总结性的意义，那么这种双线并呈的叙述模式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就是张洁前后期女性意思的糅合交融，也反映了张洁自身女性意识的提升。
关键词：张洁作品 女性意识 研究两性声音
自1978年凭借《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张洁的作品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与争议，仅1978到1987十年间国内对张洁的评论文章就达到了160多篇。这一时期的批评关注点是其作品风格、主题等方面。随着9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输入，更多研究者尝试着以这种新的理论来解读女性作家的创作。此时，作为新时期女作家旗手的张洁再次受到了研究界的关注，她的创作也在更大程度上被纳入到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范畴，考察其作品中女性意识及其发展变化成为了近十年张洁研究的焦点。
一、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现状评述
张洁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的显现程度不尽相同，在《沉重的翅膀》、《谁生活得更美好》、《条件尚未成熟》这类作品中，女性意识呈现隐匿状态，因此女性批評的研究者们更倾向于选取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相对凸显的作品进行研究。著名批评家荒林认为张洁前期代表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祖母绿》三篇小说“呈现了作家对女性问题思想的连续深入和统一性，表现了作家对女性新的价值确立的强大热情”。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喧寓的，是一个关于理想爱情与理想男性的神话，那么《方舟》则称得上是一篇预示着理想破灭的“愤世之作”。 80年代中期，张洁作品风格转型之巨，不禁让人哗然，此时的张洁以老辣、尖酸的形象极尽讽刺，理想的爱情神话破灭了，理想的男性偶像倒塌了，对此王绯认为，“张洁的审丑意识有着很强烈的性别色彩，在男/女二项对立中，她故意让他们原形毕露，让他们丑态百出。”度过这段偏激、锋利的创作时期，张洁的以其特有的女性姿态书写了两部现实主义作品《红蘑菇》和《她吸的是薄荷味儿的烟》，这两部作品既不同于早期的纯情之作，又有别于她前一阶段的狂怒与怨愤，蕴涵深刻的女性觉悟。有论者曾这样评价到，“此间，张洁的女性书写是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对妇女自身和男性弱处的现代审视。”在经历了由“审美”到“审丑”的转变后，张洁的创作逐渐进入了文学“老年期”，此时张洁的心态渐趋平和。随着长篇记事小说《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的发表，张洁自身的女性意识也得到了升华，小说着眼于探索祖孙三代女性绵绵不绝的血缘之爱。批评家徐坤将这篇作品归入了“母亲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重新书写”的范畴。
二、张洁研究中两性批评者的不同声音
以女性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张洁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董瑾发表的评论文章《张洁的天地及误区》，该文章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评析张洁作品，部分批评内容虽失之偏颇，但仍为研究张洁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然而，两性读者和批评家对张洁作品的反响之迥异，也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批评现象。其中女性读者和评论家更倾向于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批评家周晔则全面回溯了张洁过去二十年的创作中男性形象结构的全过程，认为这表达了女性对于美好爱情最为执着的追求和最为深刻的绝望，肯定了张洁作品中深刻的女性意识。相对而言，男性批评家对张洁作品的评价则更加犀利、冷酷。与张洁同属一代的作家王蒙，曾在《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这样评价到《无字》，“这是一部充满了疯狂的激情与决绝的书，是一部豁出去了的书，是一部大胆的不能再大胆的书”，在抨击书中充斥着太多的愤懑与怨恨的同时，王蒙还犀利的指出了文格与人格的问题。实际上，王蒙的批评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男性批评的声音，认为张洁的作品始终受囿于女性视角的偏狭。对于此种观点，女批评家荒林提出了反驳，“一个揭露式的写作文本，其写作过程要克服的重重困难也许包括不能原谅， 人类并不是可以原谅一切恶的，连上帝也做不到真正原谅撒旦”。笔者认为，王蒙对《无字》的批评体现了两性意识的差别性，即主流文学批评是以一种男性的视点去观察女性世界，女作家自然而然的被期望是温婉平和，而非刻薄尖锐。然而，女性写作又必然围绕自身经验展开，也必然会以女性视角反观男权文化。正因如此，女性经验的书写才显得意义重大，它使女性赢得了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力，摆脱了“无字”的生命言说状态。
三、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研究的未来趋势
随着女性批评的崛起，张洁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从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虽数量众多，但缺少经典性论述。作为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大量篇幅的女作家之一，张洁女性意识的演变展现出一个知识女性的心理演变，对其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研究，也定会为女性批评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性的范例。纵观张洁女性意识的研究，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倾向于从张洁作品中母女关系的书写中研究其女性意识，但很少从其作品中男性形象的角度来研究其女性意识的流变，实际上，张洁正是在对男性认知的不断演变中逐渐提升自身的女性意识的。而张洁自身的女性意识也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张洁的女性意识一直围绕着男性的形象，表现为两性意识的变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表达了一种崇高而美好的爱情体验，而《祖母绿》中的男主人公是懦弱而无能的，张洁构筑的男性神话逐渐坍塌，但此时张洁还在用“无穷思爱”的圣颂去消解对男性的憎恶。但《红蘑菇》、《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等作品的问世，宣告着张洁心目中理想男性的彻底毁灭，此时的张洁着力于宣泄着内心的愤懑与厌恶。从长篇纪实小说《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开始，张洁女性意识开始发生转移，构筑了一个属于祖孙三代女性的生命血缘链条。而在长篇多卷本小说《无字》中，张洁的小说更是鲜明的呈现出两条叙述链条，一条是吴为与胡秉宸的爱情婚姻线，另一条便是吴为与叶连子的母女亲情线，许多评论家都曾说过《无字》这部小说在张洁的所有作品中具有总结性的意义，那么这种双线并呈的叙述模式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就是张洁前后期女性意思的糅合交融，也反映了张洁自身女性意识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