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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第一部官方史书《尚书·禹贡》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对于这段记载的理解，学者们多有不同。目前雅安比较流行一种解释，即指大禹在雅安平定水患成功，在蔡山和蒙山举行祭天活动，雅安的和夷民族因此生活稳定，生产发展。
关键词：雅安;尚书;蔡蒙旅平
一、雅安人眼中的“蔡蒙旅平，和夷厎绩”
查阅《康熙字典》，关于“祭天活动”一说，应主要归结于对“旅”字的解读。《康熙字典》中选取了《左传》的注解：祭山曰旅。因此“旅”有“祭天”之意。因而雅人多将“蔡蒙旅平”解读为大禹来到雅安，成功治理了青衣江流域的水患之后，在蔡蒙二山举行祭天活动。
而这样解读的言外之意，无非就是向世人宣告：在上古社会，伟大的禹曾亲自在雅安领导治水。似乎很有画面感。
如若名人的“光环效应”能引起世人对雅安的瞩目，也的确是一件光荣而自豪的事。笔者作为雅安乡人，对此深表理解。
但若仔细研究这段记载的语意，结论就不一定合雅人心意了。
二、再探“蔡蒙旅平，和夷厎绩”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尚书·禹贡》是怎样一部著作？《尚书·禹贡》是战国魏人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以《禹贡》名篇，是中国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全书共1193字，以自然地理实体（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对每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简要描述。全书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共五部分。
因此，清中叶经学家王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云：“《禹贡》不纪祭山川之事……旅，道也”。
因此，即使大禹真的在蔡蒙祭天，也不会记载在《尚书·禹贡》中。故而“蔡蒙旅平”中的“旅平”实是指蔡、蒙二山的道路得以开辟、治理。
再者，从《尚书·禹贡》的写作文理来分析：《禹贡》开篇为“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记述的是大禹的功绩，此后文章又分别记述了九州的治水成效，以及在治水成功之后各州的进贡情景。即：河流，道路通畅了，某某地取得了何种功效、何种成果;此地田、赋为几等，进贡了何物。通篇记载的都是各州因治水而取得的实际功效。
就《尚书》全篇的写作手法，均采用较为工整的排比、对仗形式。
“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从文理来讲：岷山、嶓冢山与蔡山、蒙山相对应，“既艺”则与“旅平”相呼应。《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艺五种”，含义就是“种植五谷”。因此这里的“既艺”也就是指“能够耕种”之意。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旅平”则应为“开辟道路”。而“种植五谷”与“开辟道路”都属于与民生相关的事，文理通畅，逻辑关系清晰。若解释为祭天，从文理上就不能前后呼应。因为祭天，更多是帝王所行之事。因此仅就文理而言，也应解为“开辟道路”，而非“祭天”之说。
雅安曹宏老师在其《“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考释》一文中讲：
《天全州志·山川》中早有解：“天全河水为平羌江上流……其近一支名和川。” ……又“和水，源出马鞍山……至沙坪合夷水河（今白沙河）。”1
可见，和、夷皆为水名。从文理上而言，也与沱、潜对应。“底”也作“厎”，二字早已混用，都有到达之意，而“绩”，就是功效，成果之意。因此“和夷底绩”，就是对和川水、夷水河进行水患治理也取得成功之意。
故此，全段译文就应该是：华山之南与怒江（黑水）之北属于梁州的疆域，（按照大禹制定的治水方案，对梁州境域内的水系进行了治理后），岷山和嶓冢山的耕地已能种植五谷，沱江与潜水按照疏浚好的河道归流，而不再泛滥。蔡山和蒙山也成功开辟和整治了道路，和夷水域治水也取得了成效。全段不应有“大禹祭天”之说。
乾隆四年《雅州府志》中有：慕义乡（原大兴镇）有上旅平、下旅平、和夷坝（今上坪寨）等地名。当然，这是后人因纪念“大禹治水”而所取地名，并不能作为大禹在雅安治水的佐证。
大禹治水确有其事，但是否真的来到雅安治水，尚缺乏有力的佐证。
三、“蔡蒙旅平，和夷底绩”之真义
“蔡蒙旅平，和夷底绩”，一是说明了尧舜时代的主要工作是治理水患。青衣江流域乃至九州范围内的老百姓，在酋邦、方国政权的领导下，按照大禹提出的科学方案实施治水，各地普遍都取得了成效。而在治水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青衣江流域也如其他地区一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农业发展，水利新修，道路开辟，大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次在集合酋邦、方国力量治理水患的过程，更是把青衣江流域的各民族團结在一起，休戚与共。其三说明雅安全境在尧舜禹时代已被纳入统治，且与王朝有频繁交往。
民国十七年版《雅安县志》载：
明嘉靖丙寅年（1566），福建省连江县进士吴文华曾出任四川参政，曾书刻“蔡蒙旅平，和夷厎绩”石碑立于雅安南城门洞，后覆埋地下。道光二十五年（1845）知县粟穗掘出。2
这方碑记，正是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凿刻。
禹因挟水功而获得全民敬仰，帝舜将天下共祖之位禅让于他。公元前2205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王朝由此建立，称为禹帝，即天神般的君主。夏朝建立后，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从此成为了中华大地至高权力的象征。
参考文献
[1]曹宏.《雅安史迹名胜探实》[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M]，1928.
[3]王世舜，王翠叶 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
[4]王引之.《经义述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雅安市雨城区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雅安;尚书;蔡蒙旅平
一、雅安人眼中的“蔡蒙旅平，和夷厎绩”
查阅《康熙字典》，关于“祭天活动”一说，应主要归结于对“旅”字的解读。《康熙字典》中选取了《左传》的注解：祭山曰旅。因此“旅”有“祭天”之意。因而雅人多将“蔡蒙旅平”解读为大禹来到雅安，成功治理了青衣江流域的水患之后，在蔡蒙二山举行祭天活动。
而这样解读的言外之意，无非就是向世人宣告：在上古社会，伟大的禹曾亲自在雅安领导治水。似乎很有画面感。
如若名人的“光环效应”能引起世人对雅安的瞩目，也的确是一件光荣而自豪的事。笔者作为雅安乡人，对此深表理解。
但若仔细研究这段记载的语意，结论就不一定合雅人心意了。
二、再探“蔡蒙旅平，和夷厎绩”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尚书·禹贡》是怎样一部著作？《尚书·禹贡》是战国魏人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以《禹贡》名篇，是中国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全书共1193字，以自然地理实体（山脉、河流等）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对每州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简要描述。全书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共五部分。
因此，清中叶经学家王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云：“《禹贡》不纪祭山川之事……旅，道也”。
因此，即使大禹真的在蔡蒙祭天，也不会记载在《尚书·禹贡》中。故而“蔡蒙旅平”中的“旅平”实是指蔡、蒙二山的道路得以开辟、治理。
再者，从《尚书·禹贡》的写作文理来分析：《禹贡》开篇为“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记述的是大禹的功绩，此后文章又分别记述了九州的治水成效，以及在治水成功之后各州的进贡情景。即：河流，道路通畅了，某某地取得了何种功效、何种成果;此地田、赋为几等，进贡了何物。通篇记载的都是各州因治水而取得的实际功效。
就《尚书》全篇的写作手法，均采用较为工整的排比、对仗形式。
“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从文理来讲：岷山、嶓冢山与蔡山、蒙山相对应，“既艺”则与“旅平”相呼应。《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艺五种”，含义就是“种植五谷”。因此这里的“既艺”也就是指“能够耕种”之意。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旅平”则应为“开辟道路”。而“种植五谷”与“开辟道路”都属于与民生相关的事，文理通畅，逻辑关系清晰。若解释为祭天，从文理上就不能前后呼应。因为祭天，更多是帝王所行之事。因此仅就文理而言，也应解为“开辟道路”，而非“祭天”之说。
雅安曹宏老师在其《“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考释》一文中讲：
《天全州志·山川》中早有解：“天全河水为平羌江上流……其近一支名和川。” ……又“和水，源出马鞍山……至沙坪合夷水河（今白沙河）。”1
可见，和、夷皆为水名。从文理上而言，也与沱、潜对应。“底”也作“厎”，二字早已混用，都有到达之意，而“绩”，就是功效，成果之意。因此“和夷底绩”，就是对和川水、夷水河进行水患治理也取得成功之意。
故此，全段译文就应该是：华山之南与怒江（黑水）之北属于梁州的疆域，（按照大禹制定的治水方案，对梁州境域内的水系进行了治理后），岷山和嶓冢山的耕地已能种植五谷，沱江与潜水按照疏浚好的河道归流，而不再泛滥。蔡山和蒙山也成功开辟和整治了道路，和夷水域治水也取得了成效。全段不应有“大禹祭天”之说。
乾隆四年《雅州府志》中有：慕义乡（原大兴镇）有上旅平、下旅平、和夷坝（今上坪寨）等地名。当然，这是后人因纪念“大禹治水”而所取地名，并不能作为大禹在雅安治水的佐证。
大禹治水确有其事，但是否真的来到雅安治水，尚缺乏有力的佐证。
三、“蔡蒙旅平，和夷底绩”之真义
“蔡蒙旅平，和夷底绩”，一是说明了尧舜时代的主要工作是治理水患。青衣江流域乃至九州范围内的老百姓，在酋邦、方国政权的领导下，按照大禹提出的科学方案实施治水，各地普遍都取得了成效。而在治水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青衣江流域也如其他地区一样，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农业发展，水利新修，道路开辟，大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次在集合酋邦、方国力量治理水患的过程，更是把青衣江流域的各民族團结在一起，休戚与共。其三说明雅安全境在尧舜禹时代已被纳入统治，且与王朝有频繁交往。
民国十七年版《雅安县志》载：
明嘉靖丙寅年（1566），福建省连江县进士吴文华曾出任四川参政，曾书刻“蔡蒙旅平，和夷厎绩”石碑立于雅安南城门洞，后覆埋地下。道光二十五年（1845）知县粟穗掘出。2
这方碑记，正是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凿刻。
禹因挟水功而获得全民敬仰，帝舜将天下共祖之位禅让于他。公元前2205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王朝由此建立，称为禹帝，即天神般的君主。夏朝建立后，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从此成为了中华大地至高权力的象征。
参考文献
[1]曹宏.《雅安史迹名胜探实》[M]，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余良选等总纂：《雅安县志》[M]，1928.
[3]王世舜，王翠叶 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
[4]王引之.《经义述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雅安市雨城区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