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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自觉是个大题目：从横向看，它覆盖世界任何民族国家；从纵向看，它与人类共始终。基于此，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这一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价值蕴含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自觉内在勾连起来。本文主要是把“三个面向”作为探讨文化自觉的三个维度，从“三个面向”的视角看文化自觉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也是从文化自觉的视域（语境）中发掘“三个面向”的观念文化价值；“三个面向”蕴含着的三对关系——“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现实与理想”，对我们关于“文化自觉”的理解和践行，都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觉；三个面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02；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3-0009-05
一
在我国，“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来的。①之后，以文化自觉为题的学术讨论陆续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自觉”一词在与文化相关的各种言说中出现的频率急剧上升，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探讨。文化问题、文化自觉问题受到重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大事，文化、文化自觉问题重要性凸显，是由国内国际大背景决定的——经济全球化及带来和引发的“文化全球化”构成国际大背景、由中国社会转型及内含着的“文化转型”诉求形成了本土社会、文化大环境。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绝非偶思所得，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以及世界文化新趋势的敏锐洞察，对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文化嬗变深度理性思考后的必然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全球化、现代化构成的国内外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基于此，今天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大课题、大目标的解读和研讨，总是要围绕着三个关键词来展开：（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三者的内在逻辑联系是：提高文化自觉是“前提”、增强文化自信是“核心”、实现文化自强是“目标”。从三者关系看，文化自觉相对于后两者处于优位。因为，文化自觉重在文化内涵建设而不是强调文化对外输出，离开文化自觉这个基础和前提，文化自信就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文化强国的目标也必定流于“一纸空文”，只能停留于“目标”不能变成“现实”。
本文试在辨析文化自觉概念的精义基础上，着重以“三个面向”为视角，阐释今天的中国文化自觉何以可能。
先来看看“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文化自觉概念包含着“文化”和“自觉”两个小概念。文化概念涵盖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体现在与人相关的器物、组织（制度）、行为、观念等多层面、多领域、多形态之中。在有关文化的研究中，为使问题定位更明确或思维指向更清晰，通常把文化作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在本文文化自觉视域中的文化，对文化作狭义——文化观念或观念文化理解。因为，既然“文化”是指人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那么就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源于人的“活动”，而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人的“观念”的支配；观念是文化的实质与核心。虽然说“自觉”（受意识、观念支配）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根本之点，但从人自身活动（创造文化的活动）的内容、方式的演进过程看，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过程。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自发（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状态下进行的，只是当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创造文化，并且能够把文化及其创造过程作为认识、反思、修正甚至改造的对象的时候，才标志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和水平。从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实质与核心的角度上看，今天的“文化自觉”，主要不是对广义文化的一般认识和评价，而是首先强调对价值观念的理性反思。如果说价值观念是文化的实质与核心的话，那么，对价值观念的理性反思就是文化自觉的实质与核心。①
文化自觉的内涵是丰富的，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可以是多层面、多角度的，但要把握文化自觉的精义，还应回到它的“元典”。根据1997年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概念内涵的表述，文化自觉就是指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向；其目的是培养本土文化的“自主能力”，以便在未来世界文化转型中争得“自主地位”。这里的“自知”和“自主”，表达了文化自觉的精神本质，而且两者间还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只有）自知，所以（才能）自主。由此可见，文化自觉的精义在于“自知之明”。[1]也就是说，文化自觉的本质是“自知”。“自知之明”，就是通过对自己的“反思”、“反省”——自我批评，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达到对自己的“觉悟”、“觉醒”；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挑战、自我超越。那么，中国文化如何做到自知之明呢？
二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中国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三个面向”的思想仍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前面提到文化自觉是通过对自己文化的理性反思、检讨，知道自己文化的优长和短缺，达到“自知之明”。然而“自知”的过程并非闭门思过，也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眼光向外，寻找用于自身文化反思、检讨的观念借镜和衡量尺度。因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2]而“三个面向”的思想文化价值，恰在于它强调的是人们观察、认知、思考问题视角转向，强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教给我们以新的价值尺度和思考方式来认识事物。这一点，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尤其对文化自觉何以可能问题的理性认知与实际解决，具有方法论意义。
1.文化自觉要面向现代化。所谓面向现代化，就是指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要把是否符合或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作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尺度。为什么呢？因为，走现代化之路、建设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先贤们自近代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切肤之痛、被逼“睁眼看世界”之后，所得出来的理性认知。由此，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迈向现代化的艰难旅途，开启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幕。当年，孙中山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所谓“世界潮流”，就是世界范围的由传统社会（农业文明）转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大势，就是现代化潮流。时至今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旧是我们的民族、国家举全力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近来正在热议中的无论所谓“中国崛起”、“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其实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表述罢了。现代化，已经且必然成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这个主题在当代中国依然未曾改变。我们制定并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都始终围绕这一历史与时代的主题展开。也正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所取得的成果，才如此令国人自豪、世界瞩目。很显然，现代化之于当今社会：（因为是）世界的“主流”、（所以是）中国的“主题”。 现代化过程，不是社会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局部的异变，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其中的“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质素。“文化现代化”在本质上意味着，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如何有效回应现代化要求、符合现代性的本质、推动现代化实现？这正是文化自觉必须应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因而也是文化自觉必须要面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必须看到，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社会生活各方面实际的改变过程，其中有的变化是可感的、可量化的实体性改变，有的变化就其自身而言，是形而上的、不适用量化指标加以衡量的。文化自觉属于后者。文化自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个观念思维活动，观念的转变过程。因此，文化自觉要面向现代化，不是面向作为社会整体变迁的现代化本身，而是面向现代化的本质——“现代性”；①如果说文化标志着“时代性”，那么，今天社会的时代性就是“现代性”。现代性体现了现代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本质和根本理念。认不认同现代性，实际上是要不要认同现代社会理念和价值、能不能建构现代社会、国家的问题。所以，面向现代化的文化自觉，必须正视并处理好的一个根本问题、基本矛盾是“传统与现代”关系，即传统的观念文化②与现代性关系问题。这样一来，文化自觉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关系，就转换为传统观念文化与现代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自觉要面向现代化，就是要坚持“从现代看传统”，以传统是否与现代相符合，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建设发展，作为文化自觉的价值认同和评判标准，使文化真正符合并服务于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事业发展。
传统与现代关系，是一切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但是，由于既存的经济形式、政治架构和文化样式的差异，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在各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易程度也有很大差异。社会学家童星先生依据现代化发生的内外因及时间的迟早，将现代化划分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两种理想类型。[3]前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内生于“传统”，尽管二者有矛盾但容易解决；后一种类型的现代化则不然，“现代”外在于“传统”，两者的矛盾突出且尖锐，解决的难度也就很大。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者。反思总结中华民族的现代之路，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历史，和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给我们以共同的昭示：一是认识上，要着重从“现代”看“传统”而不要相反，二者互相“观看”中的这种主次地位不能颠倒。二是实践上，必须让“传统”服从、服务于“现代”而不可以反过来，二者相互“作用”中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主客位置不能颠倒；这就是文化自觉必须面向现代化的价值规定和实践诉求。
2.文化自觉要面向世界。真正的文化自觉，既不是“闭门思过”或“自说自话”更不可“闭门造车”，而是必须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动与其他文化接触、交流，在他者的镜像中反思、觉醒，在与他者交往中验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以便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在世界文化转型中的自主地位。早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敏锐洞察并生动描述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新趋势（全球化），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因此，“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这种相互往来、相互依赖不仅“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地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彻底打破了文化相互隔绝的地域性和纯粹的民族性，凸现文化的世界性和国际化。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的开放（全球化）程度，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极具开放性的当今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求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
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必须应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基本矛盾，是“民族与世界”（一元与多元）关系。民族性与世界性是文化自身的两重属性，也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向度。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人类文化历史证明，在文化生成、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地位、表现方式就各有不同。从大尺度文化历史过程看，15世纪前各种文明演化处于“独白”阶段，民族性、地域性、自发性是各种文化的主要属性和文化演进的基本方式。15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从“独白”转向“对话时代”。这时，世界性、全球性、自觉性成为文化的主要特征，开放和交流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借用费孝通先生对文化演进历史过程的概括，所谓“独白”阶段，即文化的“各美其美”阶段，“对话时代”可称之为“美人之美”阶段。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两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对“独白”阶段的文化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对话时代”的文化而言，“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文化自觉要面向世界：首先，就是要放眼世界全局，面向世界主流、大趋势，与世界“同步”。无容置疑，全球化、现代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大趋势。实际上，对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来说，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是沁入人们日常生活全部领域的当下现实，谁也离不开、逃不掉。从文化看，在形式上，各种文化、文明间的交流、对话、融合已成大势；在内容上，“文化现代化”成为文化交流、对话、融合的根本内容和目的性焦点，因而也成为评价、衡量文化交流、对话、融合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现实标准。其次，用哲学语言来表达，面向世界就是面向“普遍性”，与世界“同轨”。这里需要对“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关系做一点澄清。现行哲学教科书对“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关系的阐述是：“个性是指个别的东西的属性，其中不仅有它所独具的属性，也有它与同类个体所具有的属性。个性包含了共性，个性离不开共性。同样，共性也包含了个性，或更确切的说，包含了部分的个性，共性离不开个性。”[6]按照这种理解，共性与个性的相互包含是不平等的，共性只包含个性的“部分”，而个性却包含共性的“全部”；似乎人们在对事物认识中，只要把握了个性就意味着把握了共性，而把握了共性并不等于把握了个性，因为共性仅仅是个性的一部分而已。这种理解，无形中推高了个性在事物以及人对其认识中的地位，降低了共性的地位；这应当说是我们通常在认识和实践中，往往偏重个性、强调特殊性，忽视甚至蔑视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个性包含着共性：从概念本身含义看，个性是个别事物自身独具的属性，共性则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类性”；共性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而不能存在于“个性”之中；教科书中的解释把“个性”（个别事物的独具属性）与“个别事物”混为一谈，导致理论上的不能自洽。另外，即使从个别事物对应普遍性来看二者关系，也不能说所有的个别事物都包含着全部的普遍性。以文化为例，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与本质，那么，普世价值就应是包含在不同文化（个别事物）中的“共性”；如果真的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学习、融合，就变成毫无意义可言的零和游戏了。实际上，“普遍性”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具体事物自身之中，而是在具体事物间不断接触、交往、交流过程中“生成”的，也就是说，“共性”存在于个性（或个别事物）之间“关系”当中，即所谓的“共同”、“共识”，“同”是“求”出来的不是前定先在的。因此说，“个性包含共性”的命题作为一种思维抽象，它对人们如何全面、真实地把握事物，只是在基本的思维路向、思考方式上起到宏观导引作用，不能把它直接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认识和行为的微观、感性经验准则。面向普遍性是以承认特殊性的局限性为前提，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要面向的普遍性，要求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要着眼于“共同点”、寻求“共识”；在文化与世界关系上，要面向世界大趋势、融入世界主流。最后，社会、世界的“开放性”使文化自觉成为一个时代性、世界性课题，不同文化间需要“换位思考”，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从“世界”看“自己”，不仅是东方也包括西方文化。保持与世界既“同步”又“同轨”，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和目的，也是一种文化真正自觉地面向世界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正是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要“补上‘放眼世界’这一课”[7]的真实含义，也是他老人家期待已久的文化景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关键词]文化自觉；三个面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02；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3-0009-05
一
在我国，“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来的。①之后，以文化自觉为题的学术讨论陆续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自觉”一词在与文化相关的各种言说中出现的频率急剧上升，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探讨。文化问题、文化自觉问题受到重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大事，文化、文化自觉问题重要性凸显，是由国内国际大背景决定的——经济全球化及带来和引发的“文化全球化”构成国际大背景、由中国社会转型及内含着的“文化转型”诉求形成了本土社会、文化大环境。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绝非偶思所得，而是基于对现代化的历史反思以及世界文化新趋势的敏锐洞察，对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文化嬗变深度理性思考后的必然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全球化、现代化构成的国内外大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基于此，今天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大课题、大目标的解读和研讨，总是要围绕着三个关键词来展开：（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三者的内在逻辑联系是：提高文化自觉是“前提”、增强文化自信是“核心”、实现文化自强是“目标”。从三者关系看，文化自觉相对于后两者处于优位。因为，文化自觉重在文化内涵建设而不是强调文化对外输出，离开文化自觉这个基础和前提，文化自信就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文化强国的目标也必定流于“一纸空文”，只能停留于“目标”不能变成“现实”。
本文试在辨析文化自觉概念的精义基础上，着重以“三个面向”为视角，阐释今天的中国文化自觉何以可能。
先来看看“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文化自觉概念包含着“文化”和“自觉”两个小概念。文化概念涵盖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体现在与人相关的器物、组织（制度）、行为、观念等多层面、多领域、多形态之中。在有关文化的研究中，为使问题定位更明确或思维指向更清晰，通常把文化作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在本文文化自觉视域中的文化，对文化作狭义——文化观念或观念文化理解。因为，既然“文化”是指人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那么就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源于人的“活动”，而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人的“观念”的支配；观念是文化的实质与核心。虽然说“自觉”（受意识、观念支配）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根本之点，但从人自身活动（创造文化的活动）的内容、方式的演进过程看，也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过程。人类在创造文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自发（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的状态下进行的，只是当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创造文化，并且能够把文化及其创造过程作为认识、反思、修正甚至改造的对象的时候，才标志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和水平。从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实质与核心的角度上看，今天的“文化自觉”，主要不是对广义文化的一般认识和评价，而是首先强调对价值观念的理性反思。如果说价值观念是文化的实质与核心的话，那么，对价值观念的理性反思就是文化自觉的实质与核心。①
文化自觉的内涵是丰富的，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可以是多层面、多角度的，但要把握文化自觉的精义，还应回到它的“元典”。根据1997年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概念内涵的表述，文化自觉就是指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向；其目的是培养本土文化的“自主能力”，以便在未来世界文化转型中争得“自主地位”。这里的“自知”和“自主”，表达了文化自觉的精神本质，而且两者间还具有因果关系——因为（只有）自知，所以（才能）自主。由此可见，文化自觉的精义在于“自知之明”。[1]也就是说，文化自觉的本质是“自知”。“自知之明”，就是通过对自己的“反思”、“反省”——自我批评，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达到对自己的“觉悟”、“觉醒”；文化自觉是文化的自我挑战、自我超越。那么，中国文化如何做到自知之明呢？
二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中国教育提出了“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三个面向”的思想仍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前面提到文化自觉是通过对自己文化的理性反思、检讨，知道自己文化的优长和短缺，达到“自知之明”。然而“自知”的过程并非闭门思过，也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眼光向外，寻找用于自身文化反思、检讨的观念借镜和衡量尺度。因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2]而“三个面向”的思想文化价值，恰在于它强调的是人们观察、认知、思考问题视角转向，强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教给我们以新的价值尺度和思考方式来认识事物。这一点，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尤其对文化自觉何以可能问题的理性认知与实际解决，具有方法论意义。
1.文化自觉要面向现代化。所谓面向现代化，就是指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要把是否符合或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作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尺度。为什么呢？因为，走现代化之路、建设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的先贤们自近代遭遇西方“坚船利炮”的切肤之痛、被逼“睁眼看世界”之后，所得出来的理性认知。由此，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迈向现代化的艰难旅途，开启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幕。当年，孙中山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所谓“世界潮流”，就是世界范围的由传统社会（农业文明）转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大势，就是现代化潮流。时至今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旧是我们的民族、国家举全力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近来正在热议中的无论所谓“中国崛起”、“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其实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表述罢了。现代化，已经且必然成为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这个主题在当代中国依然未曾改变。我们制定并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和政策、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都始终围绕这一历史与时代的主题展开。也正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所取得的成果，才如此令国人自豪、世界瞩目。很显然，现代化之于当今社会：（因为是）世界的“主流”、（所以是）中国的“主题”。 现代化过程，不是社会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局部的异变，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其中的“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质素。“文化现代化”在本质上意味着，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如何有效回应现代化要求、符合现代性的本质、推动现代化实现？这正是文化自觉必须应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因而也是文化自觉必须要面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必须看到，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社会生活各方面实际的改变过程，其中有的变化是可感的、可量化的实体性改变，有的变化就其自身而言，是形而上的、不适用量化指标加以衡量的。文化自觉属于后者。文化自觉首先和主要的是一个观念思维活动，观念的转变过程。因此，文化自觉要面向现代化，不是面向作为社会整体变迁的现代化本身，而是面向现代化的本质——“现代性”；①如果说文化标志着“时代性”，那么，今天社会的时代性就是“现代性”。现代性体现了现代社会、现代化的精神本质和根本理念。认不认同现代性，实际上是要不要认同现代社会理念和价值、能不能建构现代社会、国家的问题。所以，面向现代化的文化自觉，必须正视并处理好的一个根本问题、基本矛盾是“传统与现代”关系，即传统的观念文化②与现代性关系问题。这样一来，文化自觉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关系，就转换为传统观念文化与现代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自觉要面向现代化，就是要坚持“从现代看传统”，以传统是否与现代相符合，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建设发展，作为文化自觉的价值认同和评判标准，使文化真正符合并服务于中国现代性建构和现代化事业发展。
传统与现代关系，是一切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但是，由于既存的经济形式、政治架构和文化样式的差异，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在各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难易程度也有很大差异。社会学家童星先生依据现代化发生的内外因及时间的迟早，将现代化划分为“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两种理想类型。[3]前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内生于“传统”，尽管二者有矛盾但容易解决；后一种类型的现代化则不然，“现代”外在于“传统”，两者的矛盾突出且尖锐，解决的难度也就很大。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者。反思总结中华民族的现代之路，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历史，和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给我们以共同的昭示：一是认识上，要着重从“现代”看“传统”而不要相反，二者互相“观看”中的这种主次地位不能颠倒。二是实践上，必须让“传统”服从、服务于“现代”而不可以反过来，二者相互“作用”中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主客位置不能颠倒；这就是文化自觉必须面向现代化的价值规定和实践诉求。
2.文化自觉要面向世界。真正的文化自觉，既不是“闭门思过”或“自说自话”更不可“闭门造车”，而是必须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动与其他文化接触、交流，在他者的镜像中反思、觉醒，在与他者交往中验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以便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在世界文化转型中的自主地位。早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敏锐洞察并生动描述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新趋势（全球化），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因此，“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这种相互往来、相互依赖不仅“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地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彻底打破了文化相互隔绝的地域性和纯粹的民族性，凸现文化的世界性和国际化。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相比，当今世界的开放（全球化）程度，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极具开放性的当今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建设）、求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
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必须应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基本矛盾，是“民族与世界”（一元与多元）关系。民族性与世界性是文化自身的两重属性，也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向度。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导致文化的同质化。人类文化历史证明，在文化生成、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地位、表现方式就各有不同。从大尺度文化历史过程看，15世纪前各种文明演化处于“独白”阶段，民族性、地域性、自发性是各种文化的主要属性和文化演进的基本方式。15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推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化从“独白”转向“对话时代”。这时，世界性、全球性、自觉性成为文化的主要特征，开放和交流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借用费孝通先生对文化演进历史过程的概括，所谓“独白”阶段，即文化的“各美其美”阶段，“对话时代”可称之为“美人之美”阶段。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两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对“独白”阶段的文化来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对话时代”的文化而言，“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文化自觉要面向世界：首先，就是要放眼世界全局，面向世界主流、大趋势，与世界“同步”。无容置疑，全球化、现代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大趋势。实际上，对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来说，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是沁入人们日常生活全部领域的当下现实，谁也离不开、逃不掉。从文化看，在形式上，各种文化、文明间的交流、对话、融合已成大势；在内容上，“文化现代化”成为文化交流、对话、融合的根本内容和目的性焦点，因而也成为评价、衡量文化交流、对话、融合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现实标准。其次，用哲学语言来表达，面向世界就是面向“普遍性”，与世界“同轨”。这里需要对“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关系做一点澄清。现行哲学教科书对“普遍性”（共性）与“特殊性”（个性）关系的阐述是：“个性是指个别的东西的属性，其中不仅有它所独具的属性，也有它与同类个体所具有的属性。个性包含了共性，个性离不开共性。同样，共性也包含了个性，或更确切的说，包含了部分的个性，共性离不开个性。”[6]按照这种理解，共性与个性的相互包含是不平等的，共性只包含个性的“部分”，而个性却包含共性的“全部”；似乎人们在对事物认识中，只要把握了个性就意味着把握了共性，而把握了共性并不等于把握了个性，因为共性仅仅是个性的一部分而已。这种理解，无形中推高了个性在事物以及人对其认识中的地位，降低了共性的地位；这应当说是我们通常在认识和实践中，往往偏重个性、强调特殊性，忽视甚至蔑视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个性包含着共性：从概念本身含义看，个性是个别事物自身独具的属性，共性则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类性”；共性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而不能存在于“个性”之中；教科书中的解释把“个性”（个别事物的独具属性）与“个别事物”混为一谈，导致理论上的不能自洽。另外，即使从个别事物对应普遍性来看二者关系，也不能说所有的个别事物都包含着全部的普遍性。以文化为例，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与本质，那么，普世价值就应是包含在不同文化（个别事物）中的“共性”；如果真的如此，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学习、融合，就变成毫无意义可言的零和游戏了。实际上，“普遍性”不是天然地存在于具体事物自身之中，而是在具体事物间不断接触、交往、交流过程中“生成”的，也就是说，“共性”存在于个性（或个别事物）之间“关系”当中，即所谓的“共同”、“共识”，“同”是“求”出来的不是前定先在的。因此说，“个性包含共性”的命题作为一种思维抽象，它对人们如何全面、真实地把握事物，只是在基本的思维路向、思考方式上起到宏观导引作用，不能把它直接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认识和行为的微观、感性经验准则。面向普遍性是以承认特殊性的局限性为前提，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要面向的普遍性，要求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要着眼于“共同点”、寻求“共识”；在文化与世界关系上，要面向世界大趋势、融入世界主流。最后，社会、世界的“开放性”使文化自觉成为一个时代性、世界性课题，不同文化间需要“换位思考”，每一种文化都需要从“世界”看“自己”，不仅是东方也包括西方文化。保持与世界既“同步”又“同轨”，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和目的，也是一种文化真正自觉地面向世界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正是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要“补上‘放眼世界’这一课”[7]的真实含义，也是他老人家期待已久的文化景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