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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的司马迁，都是以一种爱憎分明，敢怒敢言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有坚韧的意志、独特的个性；他能忍辱含垢、孜孜追求理想。他就是一个硬汉子。
如果没有李陵事件，就不会有我们所认识的司马迁。尽管历史对待李陵事件看法不一，但失败投敌确实是为人不齿。据史书记载，对待打了败仗并且投降敌军的李陵，汉武帝深恶痛绝，不管李陵孤军深入、力战被俘的事实，执意处死李陵的家人。朝廷中人人自危，不敢为李陵说一句话。只有与李陵不太熟悉的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辩护。司马迁没想到，在汉武帝听来，所谓“救兵不至”，所谓“弹尽粮绝”，字字句句都是在指责汉武帝用人不当，都是在谴责汉武帝小舅子的失责。即便司马迁与汉武帝相处尚可，汉武帝还是一怒施“宫刑”，从此，司马迁陷入亲人叛离、众人耻笑的困窘境地。司马迁不是不知“伴君如伴虎”，也不是不知道直谏的后果，只是当时愤怒难抑，口无遮掩。在《史记》中，司马迁用赞赏的口吻给我们讲了许多善用隐语之士的故事。《滑稽列传》中的淳于髡，在劝谏齐威王纳谏时，便是以大鸟为喻，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喜欢用隐语猜谜的齐威王很受触动，一改荒淫作乐、不理政事的作风，励精图治，让齐国称霸诸侯。史载，淳于髡也曾经巧借兔子农夫狗的例子说服齐王不去攻打魏国。由此可见，在对当事人有所不满，不能明说，又不得不说的情况下，许多人会用隐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达到劝谏的目的。
结合自己的命运，司马迁也不得不感叹：言谈话语果能微妙而切中事理，也是能排解不少纷扰的。适当说一些隐语，用一些诙谐幽默之法，有时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硬汉子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颅。我们所见《史记·楚世家》中，司马迁也是用同一个“大鸟止阜”的故事来劝谏楚庄王的。可见，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而对隐语的感悟良深。只是司马迁明白得太晚。
其实，隐语在先秦时代业已形成。相传赋这种文体便是来源于民间隐语。同样，隐语的修辞手法，说话技巧对古代诗歌、散文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先秦两汉时代，隐语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存在于民间和宫廷的。采自民间的诗歌总集《诗经》，多以人们熟悉的植物来隐喻女子。《卫风·氓》中便以桑的叶由“其叶沃若”到“其黄而陨”写女子容貌由美丽到衰老的过程。
政治性的隐语更是许多聪明臣子的偏爱。最早有记载的政治隐语是成汤时期的贤臣伊尹。史载，伊尹初次陈诉自己政治主张时，以大锅烹调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进言。他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最终能够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这段精彩的对话没有详细的记载，却也引起了后世人效法的兴趣。这之后，许多臣子向君王进谏时，都开始说隐语。诸子百家在游走于各国时，常常以隐语游说君主。如果把隐语看成是一种艺术，那也是在政治背景下，因恐惧与愤怒形成的说话艺术。
遭遇不幸的司马迁学“乖”了，他发愤著书立说。他要把自己太多太多的愤懑、谴责、埋怨、鞭挞、憎恨喷发出来，借助手中的笔，借助历史文献，用隐语的方式点燃这把怒火。他说：“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政治主张不会被实行，所以退回来写《春秋》。”言下之意，自己也是因为“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才被迫写《史记》。对于韩信这样一位英雄，犬马一生，冤屈而终，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愤激而呼：天下安定之后竟然谋划叛逆，最终被夷灭宗族，实在是罪有应得啊！其实，哪里是应该夷灭韩信宗族，因为对于韩信来说，既然天下已定，他没有理由谋划叛逆。于情于理也说不通。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这是隐语，也是反语，错不在韩信，而在奸诈、残暴的刘邦，就像自己，辩护并无过错，错只能错在任人唯亲、刚愎自用的汉武帝一样。无论是对李广的崇敬与怀念，还是对韩信的同情与哀悼，其寓意都是不言自明的。对古人的礼赞或批判，是不是也有自己在其中？只是司马迁说得那么隐蔽。
又如在《张丞相列传》中，司马迁说“（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时，常常能“廷争之强”。甚至高帝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都能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高帝不仅听了哈哈大笑，而且由此更敬畏周昌。写下这些文字时司马迁对周昌这个人的质朴、刚强、正直，对这个像木石一般倔强的人怎不充满敬佩之情？写周昌这个人，司马迁就没有一点自比之意？想到高帝对周昌的敬畏再对比想到汉武帝的无情，司马迁有多悲愤，心中有多酸苦。但所有这一切司马迁都无法直接表达，只能借助周昌的故事来曲折表达。
翻开《史记》，字里行间似乎处处都是司马迁在为自己辩护，只是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直白，用的全是隐语。如果你足够聪慧，你一定能读懂他的申诉。他会告诉你，在不允许自由说话的时代，有些话学会隐晦着说是多么的必要。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县立发中学（226600）
如果没有李陵事件，就不会有我们所认识的司马迁。尽管历史对待李陵事件看法不一，但失败投敌确实是为人不齿。据史书记载，对待打了败仗并且投降敌军的李陵，汉武帝深恶痛绝，不管李陵孤军深入、力战被俘的事实，执意处死李陵的家人。朝廷中人人自危，不敢为李陵说一句话。只有与李陵不太熟悉的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辩护。司马迁没想到，在汉武帝听来，所谓“救兵不至”，所谓“弹尽粮绝”，字字句句都是在指责汉武帝用人不当，都是在谴责汉武帝小舅子的失责。即便司马迁与汉武帝相处尚可，汉武帝还是一怒施“宫刑”，从此，司马迁陷入亲人叛离、众人耻笑的困窘境地。司马迁不是不知“伴君如伴虎”，也不是不知道直谏的后果，只是当时愤怒难抑，口无遮掩。在《史记》中，司马迁用赞赏的口吻给我们讲了许多善用隐语之士的故事。《滑稽列传》中的淳于髡，在劝谏齐威王纳谏时，便是以大鸟为喻，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喜欢用隐语猜谜的齐威王很受触动，一改荒淫作乐、不理政事的作风，励精图治，让齐国称霸诸侯。史载，淳于髡也曾经巧借兔子农夫狗的例子说服齐王不去攻打魏国。由此可见，在对当事人有所不满，不能明说，又不得不说的情况下，许多人会用隐语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达到劝谏的目的。
结合自己的命运，司马迁也不得不感叹：言谈话语果能微妙而切中事理，也是能排解不少纷扰的。适当说一些隐语，用一些诙谐幽默之法，有时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位硬汉子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颅。我们所见《史记·楚世家》中，司马迁也是用同一个“大鸟止阜”的故事来劝谏楚庄王的。可见，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而对隐语的感悟良深。只是司马迁明白得太晚。
其实，隐语在先秦时代业已形成。相传赋这种文体便是来源于民间隐语。同样，隐语的修辞手法，说话技巧对古代诗歌、散文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先秦两汉时代，隐语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存在于民间和宫廷的。采自民间的诗歌总集《诗经》，多以人们熟悉的植物来隐喻女子。《卫风·氓》中便以桑的叶由“其叶沃若”到“其黄而陨”写女子容貌由美丽到衰老的过程。
政治性的隐语更是许多聪明臣子的偏爱。最早有记载的政治隐语是成汤时期的贤臣伊尹。史载，伊尹初次陈诉自己政治主张时，以大锅烹调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进言。他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最终能够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这段精彩的对话没有详细的记载，却也引起了后世人效法的兴趣。这之后，许多臣子向君王进谏时，都开始说隐语。诸子百家在游走于各国时，常常以隐语游说君主。如果把隐语看成是一种艺术，那也是在政治背景下，因恐惧与愤怒形成的说话艺术。
遭遇不幸的司马迁学“乖”了，他发愤著书立说。他要把自己太多太多的愤懑、谴责、埋怨、鞭挞、憎恨喷发出来，借助手中的笔，借助历史文献，用隐语的方式点燃这把怒火。他说：“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政治主张不会被实行，所以退回来写《春秋》。”言下之意，自己也是因为“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才被迫写《史记》。对于韩信这样一位英雄，犬马一生，冤屈而终，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愤激而呼：天下安定之后竟然谋划叛逆，最终被夷灭宗族，实在是罪有应得啊！其实，哪里是应该夷灭韩信宗族，因为对于韩信来说，既然天下已定，他没有理由谋划叛逆。于情于理也说不通。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这是隐语，也是反语，错不在韩信，而在奸诈、残暴的刘邦，就像自己，辩护并无过错，错只能错在任人唯亲、刚愎自用的汉武帝一样。无论是对李广的崇敬与怀念，还是对韩信的同情与哀悼，其寓意都是不言自明的。对古人的礼赞或批判，是不是也有自己在其中？只是司马迁说得那么隐蔽。
又如在《张丞相列传》中，司马迁说“（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及帝欲废太子”时，常常能“廷争之强”。甚至高帝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都能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高帝不仅听了哈哈大笑，而且由此更敬畏周昌。写下这些文字时司马迁对周昌这个人的质朴、刚强、正直，对这个像木石一般倔强的人怎不充满敬佩之情？写周昌这个人，司马迁就没有一点自比之意？想到高帝对周昌的敬畏再对比想到汉武帝的无情，司马迁有多悲愤，心中有多酸苦。但所有这一切司马迁都无法直接表达，只能借助周昌的故事来曲折表达。
翻开《史记》，字里行间似乎处处都是司马迁在为自己辩护，只是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直白，用的全是隐语。如果你足够聪慧，你一定能读懂他的申诉。他会告诉你，在不允许自由说话的时代，有些话学会隐晦着说是多么的必要。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县立发中学（22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