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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东京的佐渡多真子，曾经因一顿水饺的幸福而选择留在北京。如今，在这里生活了15年过后，她正犹豫着。
一顿水饺的吸引力
如果不开口说话，很难将佐渡多真子与中国女子区分开来。她第一次到中国是1995年，在北京大学留学。
某日，她去中国朋友家吃饭，结果发现，为了这顿煮水饺，中国朋友已经忙乎了差不多4个小时。
佐渡多真子有些困惑。她之前在日本跟随一位商业摄影师从事摄影工作，“在日本的拍照工作特别忙，经常深夜12点才回家，洗完照片后，凌晨3点多才睡觉，到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气质，“在日本工作特别努力，目的就是要成为幸福的人。但是你越努力，也就越没有自由的时间，那样跟朋友、跟家里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也就是越努力，似乎就离幸福越远。
佐渡多真子自己的故事是，她曾因为工作太紧张，不得不与男友分手。
虽然不解，但在慢悠悠包饺子、聊天的过程中，佐渡多真子突然体会到了幸福所在。很快，她就喜欢上了这种节奏。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生活节奏一样宽松。
有一次去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佐渡多真子看到卖菜的大妈对她大呼小叫，后来终于弄懂是对方在提醒她，自己的包没拉拉链。而佐渡多真子现在还能记得，小时候听到妈妈讲电话，经常听十几分钟，还是没有弄明白妈妈到底是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她们在电话里讲的东西或者人。
另一个促使她留在中国生活的原因就是食品。“比如西瓜，如果在日本买，一个大概要200块人民币，对一般的家庭来说都是很贵的，所以就会买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一个夏天也就能吃到几次，不像这边可以随时吃到。”
餐馆里的饺子价格也是天壤之别，“水饺在这边是主食，在日本算菜，饺子和米饭是一起吃的，五六个一盘就要40块钱。”
于是，除了中间回日本生活过2年，佐渡多真子一直沉浸在中国的幸福生活中。
在中国生活的15年时间里，佐渡多真子觉得2008年是日本人来北京最多的年头。但是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回到日本，或者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石家庄的毒饺子，问题牛奶以及那时候的纸包子事件，其实都有影响。”
至于影响日本人到中国生活工作的因素，日本媒体恐怕有很大责任。
一个故事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作为摄影师的佐渡多真子像很多在北京的日本记者一样去超市里拍摄商品卖空的情况，“那时候中国政府真棒，超市里卖完的商品，很快就会补充。”其实空货架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很快就有工作人员补充货物。
但日本媒体会连续一星期播放同一个空货架的画面。她妈妈打来电话，说电视上讲北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让她赶紧回日本。
变化的疑惑
另一个故事是中国出现“反日游行”后，有出租车拒载日本人。“朋友们提醒，出门尽量不要搭出租车，还有些人说可以讲自己是韩国人。”佐渡多真子不想撒谎，就在上车前告诉出租车司机师傅自己是日本人，“司机师傅说，‘当然可以了，我的工作是送客人。外交和政治，不是我们的工作’。 ”
后来，佐渡多真子到一所日本大学去做讲座，讲述自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课后，她要求每个学生都写一点感想，“多数学生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他们以为全部13亿中国人都去游行了，那天才知道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很多中国女性都是佐渡多真子镜头里的作品，吴仪、邓楠、劳安、乒乓球运动员王楠、演员周迅，等等，还有大量不知名的普通中国女性。在佐渡多真子的镜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女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微笑着。
然而，如今佐渡多真子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算到春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也不再包饺子，而是改吃速冻水饺。”
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忙碌起来：虽然大家普遍觉得北京比之前方便，但是幸福的感觉却没有之前高，“工作压力大，房子的贷款压力，还有孩子受教育的压力也大。”
其实她也觉得过去那种淳朴自然的表情在北京也越来越难捕捉得到，“包括女孩子们的择偶条件也在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前面走，后面是抱着名牌包包的男孩子。15年前，没钱也能谈恋爱，现在没钱好像就难了。”
种种交织的情绪，包括父亲身体的原因乃至北京的雾霾，终于使佐渡多真子开始考虑，是否要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和生活，回到日本。
一顿水饺的吸引力
如果不开口说话，很难将佐渡多真子与中国女子区分开来。她第一次到中国是1995年，在北京大学留学。
某日，她去中国朋友家吃饭，结果发现，为了这顿煮水饺，中国朋友已经忙乎了差不多4个小时。
佐渡多真子有些困惑。她之前在日本跟随一位商业摄影师从事摄影工作，“在日本的拍照工作特别忙，经常深夜12点才回家，洗完照片后，凌晨3点多才睡觉，到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开始第二天的工作。”
特别是作为一种社会气质，“在日本工作特别努力，目的就是要成为幸福的人。但是你越努力，也就越没有自由的时间，那样跟朋友、跟家里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也就是越努力，似乎就离幸福越远。
佐渡多真子自己的故事是，她曾因为工作太紧张，不得不与男友分手。
虽然不解，但在慢悠悠包饺子、聊天的过程中，佐渡多真子突然体会到了幸福所在。很快，她就喜欢上了这种节奏。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生活节奏一样宽松。
有一次去自由市场买菜的时候，佐渡多真子看到卖菜的大妈对她大呼小叫，后来终于弄懂是对方在提醒她，自己的包没拉拉链。而佐渡多真子现在还能记得，小时候听到妈妈讲电话，经常听十几分钟，还是没有弄明白妈妈到底是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她们在电话里讲的东西或者人。
另一个促使她留在中国生活的原因就是食品。“比如西瓜，如果在日本买，一个大概要200块人民币，对一般的家庭来说都是很贵的，所以就会买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一个夏天也就能吃到几次，不像这边可以随时吃到。”
餐馆里的饺子价格也是天壤之别，“水饺在这边是主食，在日本算菜，饺子和米饭是一起吃的，五六个一盘就要40块钱。”
于是，除了中间回日本生活过2年，佐渡多真子一直沉浸在中国的幸福生活中。
在中国生活的15年时间里，佐渡多真子觉得2008年是日本人来北京最多的年头。但是奥运会结束后，很多人回到日本，或者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石家庄的毒饺子，问题牛奶以及那时候的纸包子事件，其实都有影响。”
至于影响日本人到中国生活工作的因素，日本媒体恐怕有很大责任。
一个故事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作为摄影师的佐渡多真子像很多在北京的日本记者一样去超市里拍摄商品卖空的情况，“那时候中国政府真棒，超市里卖完的商品，很快就会补充。”其实空货架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很快就有工作人员补充货物。
但日本媒体会连续一星期播放同一个空货架的画面。她妈妈打来电话，说电视上讲北京已经没有东西吃了，让她赶紧回日本。
变化的疑惑
另一个故事是中国出现“反日游行”后，有出租车拒载日本人。“朋友们提醒，出门尽量不要搭出租车，还有些人说可以讲自己是韩国人。”佐渡多真子不想撒谎，就在上车前告诉出租车司机师傅自己是日本人，“司机师傅说，‘当然可以了，我的工作是送客人。外交和政治，不是我们的工作’。 ”
后来，佐渡多真子到一所日本大学去做讲座，讲述自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课后，她要求每个学生都写一点感想，“多数学生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他们以为全部13亿中国人都去游行了，那天才知道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很多中国女性都是佐渡多真子镜头里的作品，吴仪、邓楠、劳安、乒乓球运动员王楠、演员周迅，等等，还有大量不知名的普通中国女性。在佐渡多真子的镜头里，几乎每一个中国女人都是自然而然地微笑着。
然而，如今佐渡多真子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算到春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家里也不再包饺子，而是改吃速冻水饺。”
周围的朋友们也都忙碌起来：虽然大家普遍觉得北京比之前方便，但是幸福的感觉却没有之前高，“工作压力大，房子的贷款压力，还有孩子受教育的压力也大。”
其实她也觉得过去那种淳朴自然的表情在北京也越来越难捕捉得到，“包括女孩子们的择偶条件也在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前面走，后面是抱着名牌包包的男孩子。15年前，没钱也能谈恋爱，现在没钱好像就难了。”
种种交织的情绪，包括父亲身体的原因乃至北京的雾霾，终于使佐渡多真子开始考虑，是否要放弃在中国的事业和生活，回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