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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北方的小路》是作家弗拉纳根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以日本“死亡铁路”集中营战俘为题材的小说中，弗拉纳根展示了日本文化矛盾的两面——对美和崇高的极度追求和对普通生命的极度残暴，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二战中日本文化与侵略的共谋。
【关键词】弗拉纳根;《深入北方的小路》;二战创伤叙事;日本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23-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理查德·弗拉纳根小说中的二战创伤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1790）的阶段性成果。
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以描写澳大利亚二战战俘创伤的《深入北方的小路》问鼎2014年布克奖。作家以父亲阿奇·弗拉纳根的集中营经历为蓝本，描摹了这样一个故事：军医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战中跟其他数千名澳大利亚士兵一起沦为日军的战俘，被日军押往热带雨林修建泰缅铁路。他们在幸田、中村等日本军官的鞭打下像奴隶般地劳动，生命在饥饿、殴打、劳作下迅速地凋谢。同时，日本军官在死亡铁路上吟诗作赋，加害者对美和崇高的极度追求和对普通生命的极度残暴形成了惨烈的对比。
一、侵略者畸形的审美和崇高观
《深入北方的小路》小说中的日本军官们充满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痴迷，谈话中松尾芭蕉、小林一茶、谢芜村等俳句大师的名句手到擒来。幸田认为《奥之细道》总结了大和魂的精髓，极度隐忍又极具进攻性，打动幸田的不是具体某首诗，而是诗歌中所展现的自己和大和魂崇高的一面——大和魂很快会经由他们修建的铁路延伸到缅甸，从缅甸向印度进发，并从印度征服世界。中村因此这样认知“死亡铁路”：“铁路就是大和魂……是深入北方的小路，帮助把芭蕉诗歌的美丽和智慧带到更大的世界中去。”（Flanagan， 2014： 95）
在战后的岁月中，幸田对日文俳句中的禅宗和武士道理解愈加精到。20世纪50年代，他在禅宗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证在禅宗的启发下，日本人认识到在终极意义上生死之间没有界限，禅宗、俳句、武士道的结合使日本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也有如此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幸田成了年轻的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圣人，连他的去世都充满了禅宗永生的意味。
他死了很多年了……逐渐分解的尸体流出的体液在床单上留下一块厚重黏滞的暗色污迹，像圣徒头上的圆形光晕……这个目前已死的活菩萨，在他身旁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版本很旧的芭蕉的经典游记—— 《奥之细道》。有一页用一片干草叶标记着，桥本翻到那一页。“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Flanagan，2014：272）
这一切折射了侵略者畸形的审美和崇高观。
二、俳句诗歌美化下的暴力
在《奥之细道》崇高文化的加持下，恶臭的尸液成了“圣徒头上的圆形光晕”，其中的逻辑令人不寒而栗。数十年后，中村在死之前有过疑惑，他爱诗胜过一切，为了心目中这份美和崇高，他会杀人。但是现在他突然想到如果这份崇高，是给最可怕的邪恶配备的面具，那怎么办？
死亡铁路上，文化没能阻止大屠杀，反而成为其推手。“妈妈，他们写诗。”《深入北方的小路》的扉页上写着策兰（Paul Celan）名言。策兰是用德语写作的大屠杀幸存者，他如孩童般惶恐地注视着集中营的德国军官。如何理解他们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是温文尔雅的诗歌爱好者，然而在下一个时刻却是大开杀戒的魔鬼？这样的情形给犹太人造成了认知上的断裂和震颤。如果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加害者是凶神恶煞的野蛮人，虽然犹太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最起码他们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完整的。但是如果夺去他们生命的加害者代表崇高文化，这对自我的认知是颠覆性的，他们便会觉得确实自我是卑贱的。大屠杀的发生首先便是在文化体系中抬高自身的文化，否定受害者的文化，从而将杀戮合理化。
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花与刀》中的比喻，菊花与刀的日本文化通向了死亡铁路，以松尾芭蕉的诗歌为代表的最高尚的日本文化竟然与死亡铁路上最血腥、最残暴的杀戮相连，沦为日本侵略者作恶的理据。一首“海行水渍尸，山行草生尸……天皇身边死，无悔无返顾”（Flanagan， 2014：270）的古诗在战时十分流行，士兵们吟诵着走上了对他国的侵略之路。日本的文化与武士道的扩张，文明与野蛮，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相互缠绕，开出了如罂粟般美丽致死的恶之花。文化使暴力正当化，在崇高的口号下，尸体堆积如山，死亡铁路成为披着日本崇高文化外衣的屠宰场。
三、对日本文化的客观认知
犹太人语文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纳粹德国时期著就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他认为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会产生慢性中毒的作用。大屠杀最先开始的地方不是集中营，而是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样极具迷惑性的话语潜入大众的思维。因此，不难理解大屠杀之后，阿多诺提出一句在西方流传甚广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Adorno， 1983： 34）既然文化在死亡集中营面前是沉默的，在超然物外的高度将受害者的苦难审美化，文化又有何用？更有甚者，文化如同幸田杀人时的日文俳句，充当施害者的爪牙。死亡铁路上的日军军官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侵略杀戮，将虐囚看作是天皇意志的体现，从中产生崇高感和正义感，使作恶正当化，因此侵略总是文化先行。
弗拉纳根致力描绘这极端温柔又极端凶残的恶之花，意义何在？ 作家曾经在采访中表示：如果芭蕉的《奥之细道》被公认为日本文化的最高点，那么其父亲的经历则代表日本文化的最低点。弗拉纳根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日文俳句，这一点令一部分评论家不解，但里夫（Victoria Genevieve Reeve）則认为这展示弗拉纳根写作的复义性。也就是说，小说描写日本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使高雅的文化沦为其屠杀的工具，正是为了展现文明与野蛮仅有一线之隔，如同小说第五部分的标题：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凝视繁花。（Flanagan， 2014：281） 但弗拉纳根并不是带着复仇的情绪来写作，着眼点也不仅是两国的冲突。他站在形而上的高度认识到文化只是被权力利用的手段和工具。小说也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就事论事的批评，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反思。當多里戈抗议时，中村反驳道：“你们的英帝国，你认为它就不需要奴役吗？它建立在一根根非自由的枕木上，一座座桥上。”（Flanagan， 2014：57）事实上，日军建造的死亡铁路就在英国之前放弃的皇家铁路的基础之上。“在前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中，横跨缅甸和印度的帝国之路已经被大英帝国所铺设，而大英帝国用自己的民族文学为之辩解。”（Zavaglia，2018：202）
在殖民过程中，芭蕉和莎士比亚都曾为国家权力所用，如果否定其历史上的侵略就否定其传统文化，未免因噎废食。民族文化本身并无高低，尽管日本文化在死亡铁路上充当了“平庸恶”和“极端恶”的基础，在施害者的暴行下，开出了“恶之花”，但谁都不能否认剥除军国主义杂质的日本文化依然是世界文明的宝藏。弗拉纳根大量引用日文俳句，暴露了文化跟侵略的共谋，真实地展现了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披着善、美、文明外衣的恶，更具欺骗性和毁灭性。
四、结语
20世纪是创伤的世纪，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以亚洲最优秀的人种自居发动了侵略，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死亡铁路集中营极权主义的暴力下，战俘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连死亡都失去了最后的尊严。如此痛苦的创伤超过人类思维的想象，成为“伦理的剩余”。面对父辈如此沉重的记忆，弗拉纳根花十二年的时间来字斟句酌，因为这是他命中要写的书。
二战的创伤是黑暗的，但只有体验过黑暗才知道光明的意义，历史的黑暗如果被随意地遮蔽，匆匆建立乐观主义叙述，最终的结果是灾难很可能会重演。弗拉纳根描写了日军战犯高贵文化面具下的罪恶，探讨了历史责任问题，展示了文化与侵略的共谋。当今英语文坛，对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有了较充分的研究，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暴行未得到充分的叙述。作为澳大利亚作家，弗拉纳根在文本中主要聚焦澳战俘的苦难，未能对死亡铁路上的亚洲劳工有更正面或全面的描写，这是他立场的局限，但弗拉纳根二战创伤叙事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dorno， Theodor W. Prisms [M]. Trans. Samuel&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IT Press，1983： 34.
[2]Flanagan， Richard.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M].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4.
[3]Zavaglia， Liliana.“Out of the tear-drenched land”： Transnational Sites of Memory in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M]//Richard Flanagan： Critical Essays. Ed. Robert Dixon.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8：193-220.
作者简介：
施云波，女，汉族， 江苏常州人，常州工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当代澳大利亚文学。
【关键词】弗拉纳根;《深入北方的小路》;二战创伤叙事;日本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5-0023-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理查德·弗拉纳根小说中的二战创伤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1790）的阶段性成果。
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以描写澳大利亚二战战俘创伤的《深入北方的小路》问鼎2014年布克奖。作家以父亲阿奇·弗拉纳根的集中营经历为蓝本，描摹了这样一个故事：军医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战中跟其他数千名澳大利亚士兵一起沦为日军的战俘，被日军押往热带雨林修建泰缅铁路。他们在幸田、中村等日本军官的鞭打下像奴隶般地劳动，生命在饥饿、殴打、劳作下迅速地凋谢。同时，日本军官在死亡铁路上吟诗作赋，加害者对美和崇高的极度追求和对普通生命的极度残暴形成了惨烈的对比。
一、侵略者畸形的审美和崇高观
《深入北方的小路》小说中的日本军官们充满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痴迷，谈话中松尾芭蕉、小林一茶、谢芜村等俳句大师的名句手到擒来。幸田认为《奥之细道》总结了大和魂的精髓，极度隐忍又极具进攻性，打动幸田的不是具体某首诗，而是诗歌中所展现的自己和大和魂崇高的一面——大和魂很快会经由他们修建的铁路延伸到缅甸，从缅甸向印度进发，并从印度征服世界。中村因此这样认知“死亡铁路”：“铁路就是大和魂……是深入北方的小路，帮助把芭蕉诗歌的美丽和智慧带到更大的世界中去。”（Flanagan， 2014： 95）
在战后的岁月中，幸田对日文俳句中的禅宗和武士道理解愈加精到。20世纪50年代，他在禅宗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证在禅宗的启发下，日本人认识到在终极意义上生死之间没有界限，禅宗、俳句、武士道的结合使日本在物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也有如此令人可畏的军事力量。幸田成了年轻的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心目中的圣人，连他的去世都充满了禅宗永生的意味。
他死了很多年了……逐渐分解的尸体流出的体液在床单上留下一块厚重黏滞的暗色污迹，像圣徒头上的圆形光晕……这个目前已死的活菩萨，在他身旁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版本很旧的芭蕉的经典游记—— 《奥之细道》。有一页用一片干草叶标记着，桥本翻到那一页。“岁月为百代之过客，逝去之年亦为旅人也。”（Flanagan，2014：272）
这一切折射了侵略者畸形的审美和崇高观。
二、俳句诗歌美化下的暴力
在《奥之细道》崇高文化的加持下，恶臭的尸液成了“圣徒头上的圆形光晕”，其中的逻辑令人不寒而栗。数十年后，中村在死之前有过疑惑，他爱诗胜过一切，为了心目中这份美和崇高，他会杀人。但是现在他突然想到如果这份崇高，是给最可怕的邪恶配备的面具，那怎么办？
死亡铁路上，文化没能阻止大屠杀，反而成为其推手。“妈妈，他们写诗。”《深入北方的小路》的扉页上写着策兰（Paul Celan）名言。策兰是用德语写作的大屠杀幸存者，他如孩童般惶恐地注视着集中营的德国军官。如何理解他们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是温文尔雅的诗歌爱好者，然而在下一个时刻却是大开杀戒的魔鬼？这样的情形给犹太人造成了认知上的断裂和震颤。如果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加害者是凶神恶煞的野蛮人，虽然犹太人会失去生命，但是最起码他们对自我的认知还是完整的。但是如果夺去他们生命的加害者代表崇高文化，这对自我的认知是颠覆性的，他们便会觉得确实自我是卑贱的。大屠杀的发生首先便是在文化体系中抬高自身的文化，否定受害者的文化，从而将杀戮合理化。
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花与刀》中的比喻，菊花与刀的日本文化通向了死亡铁路，以松尾芭蕉的诗歌为代表的最高尚的日本文化竟然与死亡铁路上最血腥、最残暴的杀戮相连，沦为日本侵略者作恶的理据。一首“海行水渍尸，山行草生尸……天皇身边死，无悔无返顾”（Flanagan， 2014：270）的古诗在战时十分流行，士兵们吟诵着走上了对他国的侵略之路。日本的文化与武士道的扩张，文明与野蛮，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相互缠绕，开出了如罂粟般美丽致死的恶之花。文化使暴力正当化，在崇高的口号下，尸体堆积如山，死亡铁路成为披着日本崇高文化外衣的屠宰场。
三、对日本文化的客观认知
犹太人语文学者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纳粹德国时期著就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他认为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会产生慢性中毒的作用。大屠杀最先开始的地方不是集中营，而是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样极具迷惑性的话语潜入大众的思维。因此，不难理解大屠杀之后，阿多诺提出一句在西方流传甚广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Adorno， 1983： 34）既然文化在死亡集中营面前是沉默的，在超然物外的高度将受害者的苦难审美化，文化又有何用？更有甚者，文化如同幸田杀人时的日文俳句，充当施害者的爪牙。死亡铁路上的日军军官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侵略杀戮，将虐囚看作是天皇意志的体现，从中产生崇高感和正义感，使作恶正当化，因此侵略总是文化先行。
弗拉纳根致力描绘这极端温柔又极端凶残的恶之花，意义何在？ 作家曾经在采访中表示：如果芭蕉的《奥之细道》被公认为日本文化的最高点，那么其父亲的经历则代表日本文化的最低点。弗拉纳根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日文俳句，这一点令一部分评论家不解，但里夫（Victoria Genevieve Reeve）則认为这展示弗拉纳根写作的复义性。也就是说，小说描写日本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使高雅的文化沦为其屠杀的工具，正是为了展现文明与野蛮仅有一线之隔，如同小说第五部分的标题：我们行走在地狱的屋顶，凝视繁花。（Flanagan， 2014：281） 但弗拉纳根并不是带着复仇的情绪来写作，着眼点也不仅是两国的冲突。他站在形而上的高度认识到文化只是被权力利用的手段和工具。小说也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就事论事的批评，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反思。當多里戈抗议时，中村反驳道：“你们的英帝国，你认为它就不需要奴役吗？它建立在一根根非自由的枕木上，一座座桥上。”（Flanagan， 2014：57）事实上，日军建造的死亡铁路就在英国之前放弃的皇家铁路的基础之上。“在前一个世纪的殖民扩张中，横跨缅甸和印度的帝国之路已经被大英帝国所铺设，而大英帝国用自己的民族文学为之辩解。”（Zavaglia，2018：202）
在殖民过程中，芭蕉和莎士比亚都曾为国家权力所用，如果否定其历史上的侵略就否定其传统文化，未免因噎废食。民族文化本身并无高低，尽管日本文化在死亡铁路上充当了“平庸恶”和“极端恶”的基础，在施害者的暴行下，开出了“恶之花”，但谁都不能否认剥除军国主义杂质的日本文化依然是世界文明的宝藏。弗拉纳根大量引用日文俳句，暴露了文化跟侵略的共谋，真实地展现了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披着善、美、文明外衣的恶，更具欺骗性和毁灭性。
四、结语
20世纪是创伤的世纪，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以亚洲最优秀的人种自居发动了侵略，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死亡铁路集中营极权主义的暴力下，战俘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连死亡都失去了最后的尊严。如此痛苦的创伤超过人类思维的想象，成为“伦理的剩余”。面对父辈如此沉重的记忆，弗拉纳根花十二年的时间来字斟句酌，因为这是他命中要写的书。
二战的创伤是黑暗的，但只有体验过黑暗才知道光明的意义，历史的黑暗如果被随意地遮蔽，匆匆建立乐观主义叙述，最终的结果是灾难很可能会重演。弗拉纳根描写了日军战犯高贵文化面具下的罪恶，探讨了历史责任问题，展示了文化与侵略的共谋。当今英语文坛，对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有了较充分的研究，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暴行未得到充分的叙述。作为澳大利亚作家，弗拉纳根在文本中主要聚焦澳战俘的苦难，未能对死亡铁路上的亚洲劳工有更正面或全面的描写，这是他立场的局限，但弗拉纳根二战创伤叙事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Adorno， Theodor W. Prisms [M]. Trans. Samuel&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MIT Press，1983： 34.
[2]Flanagan， Richard.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M].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4.
[3]Zavaglia， Liliana.“Out of the tear-drenched land”： Transnational Sites of Memory in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M]//Richard Flanagan： Critical Essays. Ed. Robert Dixon.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8：193-220.
作者简介：
施云波，女，汉族， 江苏常州人，常州工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当代澳大利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