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八十年代中文系大学生的记忆中，张洁的名字，熠熠发光，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爱的热情和活力，象征着卓特的个性和脱俗的气质。
如果你想确认那个时代的中文系学生是否合格，方法很简单：不是问他是否读过《爱，是不能忘记的》，而是看他能不能成段地、不带磕绊地背出这样的句子：
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
这样的诗性的文字，你在此前几十年的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在这样的有可能被诬为“小资情调”的文字里，你所看到和听到的，不再是铁与铁的摩戛，不再是石与石的敲击，不再是冰与冰的碰撞，而是光与光温暖的交织，是风与风温柔的吹拂，是水与水温情的抚摸。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头，并没有深刻的爱情哲学，也没有独特的爱情理念。就前者说，在司汤达的四种爱情模式里，你找不到安放它的合适位置;就后者说，它缺乏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的那种颠覆性的爱情理念。从表现爱情关系中人性的坦率和深刻来看，它没有达到托尔斯泰的《魔鬼》和《家庭幸福》的高度，也没有达到杜拉斯的《情人》的水平。
张洁曾经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她这篇小说“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写的读书笔记”。然而，从她的作品里，读者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联。《爱，是不能忘记的》只是表达了对爱情的一种愿望，一种态度，一种简单化的认知。它的认知，属于极为普通的那种，基本停留在“五四”以来新青年们遵奉的新伦理的层面。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爱情叙事，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它叙写的是一种爱情的“幻觉”，一个“头发都白了的、可怜的妈妈”的爱情幻觉。她与他邂逅之时“匆匆地点个头”，就足以使她“失魂落魄，失去听觉、视觉和思维的能力，世界立刻就会变成一片空白”。就其本质而言，这样的爱情叙事，属于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谱系，可与《怎么办？》《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合并为一个同类项。它们的相似性，不仅见之于革命和牺牲的总体模式，亦见之于克制欲望的清教徒精神。张洁早期的小说，大都没有脱出这种理想主义的藩篱，只是，她的个性色彩和个性魅力，使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那么僵硬和枯窘罢了。
那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轰动？为什么会打动一代青年读者的心？
它的感染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坦率的个性和强化的抒情，一是禁欲主义背景下的考验性情境，一是悲剧性的现实语境。
就创作风格来看，张洁的个性是外向的、坦诚的。她总是把自己放进作品里面，表现出很强的“有我”色彩。在第1999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上，她这样回答记者：“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他们灵魂的自传。”她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另类”，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因为老是提出疑问。大家都那样做，我偏偏不那样做”。张洁文学写作的整体风貌，确实独标一格。热情，执着，不屈，甚至对抗，是她个性上的主导性特点。尽管她有时也会显得自恋、无助和感伤，但是，总体而言，她的个性柔婉含刚健，有着一股很难羁縻、不被抑摧的激情和力量。
就抒情性来看，《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在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之后，在一种优美的诗性叙事中断了至少二十年之后，第一次以强烈的抒情笔调，写出了热烈而克制的爱情。张洁比宗璞更浪漫，比茹志鹃更外向。宗璞的抒情哀而不伤，茹志鹃的抒情含蓄内敛，张洁的抒情则是直接的和强化性质的。她的抒情化的叙事，像契诃夫一样内蕴着诗性的感染力，但是，他们不属于一个季节：契诃夫属于秋天甚至冬天，充满惆怅和感伤，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张洁属于春天甚至夏天，热情、明朗，绝少颓唐和沮丧，她偶尔也有淡淡的感伤，但那感伤里，有着甜蜜的味道，和蓬勃的活力。她是普希金化的契诃夫。她像诗人一样，喜欢用直接的比喻，喜欢用排比的句式。她有能力使读者受到感染，并使他们通过积极的移情体验，达到强烈的共鸣状态。
考验性情境，是传奇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叙事的必要元素。禁欲性语境与人的自然天性和正常情感之间的冲突，便很适合用来建构小说叙事所需要的考验性情境。
在很长的时间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绝对原则，也是文学写作上的绝对原则。在那种异常形态的文学里，人物没有欲望，没有感情，也没有个性。任何私人情感，都被涂上了不道德的色彩，都被赋予落后和反动的性质。于是，到处都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于是，进入新时期，作家便开始寻找“爱情的位置”。张洁也属于最早描写爱情体验的小说家。她将一种禁忌性的情感生活，升华为主体性的叙事内容。
苦难和牺牲，是道德理想主义叙事的必备条件。张洁设置了一个拉赫美托夫的“钉毯”式的考验情景，即让男女主人公一生相聚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她还让自己的女主人公时刻对自己进行道德反省：“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忆年轻时代所做过的那些蠢事、错事！为的是使自己清醒。固然，这是很不愉快的，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像黑暗里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似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里倒也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这“赎罪似的快乐”，是清教徒伦理的典型表现。对那些刚刚从禁欲时代走出来的读者来讲，这样的叙事安排，这样的道德忏悔，别有一种令人心荡神移的力量。
这篇小说的感染力，也来自它的背景性和语境性因素，或者说，来自现实生活本身。就此而言，谁若将《爱，是不能忘记的》仅仅当作完全内倾化的爱情叙事，或者，仅仅将它当作纯粹的个人化叙事，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外倾的叙事空间，一个社会性和时代性的叙事语境。构成小说叙事动力的，不仅有作者对爱情的思考，还有充满紧张感和冲突感的时代生活。男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和不幸，不仅驱动着人物情感的发展，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精神密切感，也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和感染力：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
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呐，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覆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由于作者的焦点集中在人物的情感世界，这样的叙事并没有被充分强调，所以，很容易被读者忽略。但正是这一部分内容，赋予《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某种合乎时宜的正当性，也赋予了它一种悲剧性意味。正是从这样的叙事话语里，我们看见了这篇小说的另外一个意义空间：爱，固然是不能忘记的，但是，爱所需要的基本條件，也是不能忽略的。人如果到了连基本的尊严和安全都丧失的地步，所谓爱情，能不能产生都是一个问题，还奢谈什么“不能忘记”。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延伸性的结论：人必须首先像人一样活着，才有可能享受真正属于人的爱、自由和幸福。
只有当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爱才有可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只有获得了自己本质的爱，才是真实和美好的，才具有不应该被忘记的价值。
2020年2月6日，北京平西府
责任编辑 张 哲
如果你想确认那个时代的中文系学生是否合格，方法很简单：不是问他是否读过《爱，是不能忘记的》，而是看他能不能成段地、不带磕绊地背出这样的句子：
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
这样的诗性的文字，你在此前几十年的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在这样的有可能被诬为“小资情调”的文字里，你所看到和听到的，不再是铁与铁的摩戛，不再是石与石的敲击，不再是冰与冰的碰撞，而是光与光温暖的交织，是风与风温柔的吹拂，是水与水温情的抚摸。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头，并没有深刻的爱情哲学，也没有独特的爱情理念。就前者说，在司汤达的四种爱情模式里，你找不到安放它的合适位置;就后者说，它缺乏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的那种颠覆性的爱情理念。从表现爱情关系中人性的坦率和深刻来看，它没有达到托尔斯泰的《魔鬼》和《家庭幸福》的高度，也没有达到杜拉斯的《情人》的水平。
张洁曾经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她这篇小说“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写的读书笔记”。然而，从她的作品里，读者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联。《爱，是不能忘记的》只是表达了对爱情的一种愿望，一种态度，一种简单化的认知。它的认知，属于极为普通的那种，基本停留在“五四”以来新青年们遵奉的新伦理的层面。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爱情叙事，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它叙写的是一种爱情的“幻觉”，一个“头发都白了的、可怜的妈妈”的爱情幻觉。她与他邂逅之时“匆匆地点个头”，就足以使她“失魂落魄，失去听觉、视觉和思维的能力，世界立刻就会变成一片空白”。就其本质而言，这样的爱情叙事，属于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谱系，可与《怎么办？》《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合并为一个同类项。它们的相似性，不仅见之于革命和牺牲的总体模式，亦见之于克制欲望的清教徒精神。张洁早期的小说，大都没有脱出这种理想主义的藩篱，只是，她的个性色彩和个性魅力，使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那么僵硬和枯窘罢了。
那么，《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轰动？为什么会打动一代青年读者的心？
它的感染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坦率的个性和强化的抒情，一是禁欲主义背景下的考验性情境，一是悲剧性的现实语境。
就创作风格来看，张洁的个性是外向的、坦诚的。她总是把自己放进作品里面，表现出很强的“有我”色彩。在第1999年第7期的《北京文学》上，她这样回答记者：“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作是他们灵魂的自传。”她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另类”，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让人喜欢的人，因为老是提出疑问。大家都那样做，我偏偏不那样做”。张洁文学写作的整体风貌，确实独标一格。热情，执着，不屈，甚至对抗，是她个性上的主导性特点。尽管她有时也会显得自恋、无助和感伤，但是，总体而言，她的个性柔婉含刚健，有着一股很难羁縻、不被抑摧的激情和力量。
就抒情性来看，《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在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之后，在一种优美的诗性叙事中断了至少二十年之后，第一次以强烈的抒情笔调，写出了热烈而克制的爱情。张洁比宗璞更浪漫，比茹志鹃更外向。宗璞的抒情哀而不伤，茹志鹃的抒情含蓄内敛，张洁的抒情则是直接的和强化性质的。她的抒情化的叙事，像契诃夫一样内蕴着诗性的感染力，但是，他们不属于一个季节：契诃夫属于秋天甚至冬天，充满惆怅和感伤，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张洁属于春天甚至夏天，热情、明朗，绝少颓唐和沮丧，她偶尔也有淡淡的感伤，但那感伤里，有着甜蜜的味道，和蓬勃的活力。她是普希金化的契诃夫。她像诗人一样，喜欢用直接的比喻，喜欢用排比的句式。她有能力使读者受到感染，并使他们通过积极的移情体验，达到强烈的共鸣状态。
考验性情境，是传奇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叙事的必要元素。禁欲性语境与人的自然天性和正常情感之间的冲突，便很适合用来建构小说叙事所需要的考验性情境。
在很长的时间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绝对原则，也是文学写作上的绝对原则。在那种异常形态的文学里，人物没有欲望，没有感情，也没有个性。任何私人情感，都被涂上了不道德的色彩，都被赋予落后和反动的性质。于是，到处都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于是，进入新时期，作家便开始寻找“爱情的位置”。张洁也属于最早描写爱情体验的小说家。她将一种禁忌性的情感生活，升华为主体性的叙事内容。
苦难和牺牲，是道德理想主义叙事的必备条件。张洁设置了一个拉赫美托夫的“钉毯”式的考验情景，即让男女主人公一生相聚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她还让自己的女主人公时刻对自己进行道德反省：“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忆年轻时代所做过的那些蠢事、错事！为的是使自己清醒。固然，这是很不愉快的，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像黑暗里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似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里倒也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这“赎罪似的快乐”，是清教徒伦理的典型表现。对那些刚刚从禁欲时代走出来的读者来讲，这样的叙事安排，这样的道德忏悔，别有一种令人心荡神移的力量。
这篇小说的感染力，也来自它的背景性和语境性因素，或者说，来自现实生活本身。就此而言，谁若将《爱，是不能忘记的》仅仅当作完全内倾化的爱情叙事，或者，仅仅将它当作纯粹的个人化叙事，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它还有一个外倾的叙事空间，一个社会性和时代性的叙事语境。构成小说叙事动力的，不仅有作者对爱情的思考，还有充满紧张感和冲突感的时代生活。男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和不幸，不仅驱动着人物情感的发展，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精神密切感，也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和感染力：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
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呐，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覆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由于作者的焦点集中在人物的情感世界，这样的叙事并没有被充分强调，所以，很容易被读者忽略。但正是这一部分内容，赋予《爱，是不能忘记的》以某种合乎时宜的正当性，也赋予了它一种悲剧性意味。正是从这样的叙事话语里，我们看见了这篇小说的另外一个意义空间：爱，固然是不能忘记的，但是，爱所需要的基本條件，也是不能忽略的。人如果到了连基本的尊严和安全都丧失的地步，所谓爱情，能不能产生都是一个问题，还奢谈什么“不能忘记”。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延伸性的结论：人必须首先像人一样活着，才有可能享受真正属于人的爱、自由和幸福。
只有当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爱才有可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只有获得了自己本质的爱，才是真实和美好的，才具有不应该被忘记的价值。
2020年2月6日，北京平西府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