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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此后，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照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思想。但由于整个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1993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上万个，其中绝大部分是80年代后期办起来的，从业人员80余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摊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摆到了新一届军委的面前。
7月中旬，军委常务会议集中讨论研究军队生产经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军队生产经营，对于弥补各项经费的不足，保证部队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搞下去，弊端太多。总部规定生产用兵不得超过5%，是就全军而言的，但实际上各级都要用，结果大大突破了这个比例，影响了战备训练。不少单位搞经营，还动用部队装备，挪用正常经费，实际上是转移国防费。如把这些扣除掉，真正的收益所剩无几，有的甚至是负数。
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有的官司甚至打到了军委，突出表现在军队在山西搞的煤炭开采和运销。在收益分配上，由于是自收自支，驻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部队与驻边远艰苦地区的部队差别较大，影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单位的生产收益进了“小金库”，财务管理混乱，为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腐蚀了一些人，包括个别高级干部。1993年以后陆续发生的这类案件，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江主席对军队的生产经营整顿改革工作十分关心，对部队生产经营中发生的问题尤为忧虑，作过多次重要批示。1993年8月20日，他亲自主持军委常务会议，再次讨论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工作。这次会议确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会议还决定，将军队在山西办的煤矿、洗煤厂、煤炭集运站等，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后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国务院决定给原经营单位一定数额的专项补贴。
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时，我代表军委讲了话。
在谈到军队不能经商时，除会议印发的材料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军队经商腐败的事例外，我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9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有几处盐店，他怕蚀掉本钱，竟提前告诉其经纪人，搞得满城风雨，而第9绥靖区司令李延年却还不知道此事。李延年事后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这个故事，我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会后，各单位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军委的决定，对生产经营进行了清理整顿、集中归口管理。到1994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由此引发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得以及时处理，影响部队建设的消极因素明显减少。
党的十五大之后，军委根据新的形势，采取了新的举措。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经商的决定。这是加强军队建设的重大举措。
军委在整顿全军生产经营的同时，要求各部队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在这之前，有的部队只重视那些可以赚钱的项目，忽视农副业生产，个别的甚至把农场的土地承包给附近的农户耕种。
我曾经算过一笔账，1993年全军共有390万亩耕地，高于全国人均水平，潜力非常大。搞好农副业生产，关系到部队的切身利益，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就行动起来。各级地方政府也十分支持，有的提供技术培训，有的提供优良品种，有的甚至免费为驻城市部队提供菜地。（摘自《张震回忆录》）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在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此后，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照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虽然为部队解决了一些困难，但也引发了不少矛盾。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多次强调“军队要吃皇粮”，重申了这一符合军队社会职能的思想。但由于整个军费满足不了需求，军队生产经营的规模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据1993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军生产经营实体已达上万个，其中绝大部分是80年代后期办起来的，从业人员80余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摊子。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摆到了新一届军委的面前。
7月中旬，军委常务会议集中讨论研究军队生产经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军队生产经营，对于弥补各项经费的不足，保证部队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样搞下去，弊端太多。总部规定生产用兵不得超过5%，是就全军而言的，但实际上各级都要用，结果大大突破了这个比例，影响了战备训练。不少单位搞经营，还动用部队装备，挪用正常经费，实际上是转移国防费。如把这些扣除掉，真正的收益所剩无几，有的甚至是负数。
军队从事生产经营，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与民争利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引发了一些军政、军民矛盾，有的官司甚至打到了军委，突出表现在军队在山西搞的煤炭开采和运销。在收益分配上，由于是自收自支，驻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部队与驻边远艰苦地区的部队差别较大，影响了军队内部的团结。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单位的生产收益进了“小金库”，财务管理混乱，为铺张浪费、贪污腐败开了方便之门，腐蚀了一些人，包括个别高级干部。1993年以后陆续发生的这类案件，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江主席对军队的生产经营整顿改革工作十分关心，对部队生产经营中发生的问题尤为忧虑，作过多次重要批示。1993年8月20日，他亲自主持军委常务会议，再次讨论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工作。这次会议确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这是一个重大决策。会议还决定，将军队在山西办的煤矿、洗煤厂、煤炭集运站等，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后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国务院决定给原经营单位一定数额的专项补贴。
11月3日，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时，我代表军委讲了话。
在谈到军队不能经商时，除会议印发的材料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军队经商腐败的事例外，我专门讲了淮海战役中的一个例子。战役之初，国民党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让其第9绥靖区的部队退守徐州。如是这样，敌人集中在一起，仗就很难打。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海州有几处盐店，他怕蚀掉本钱，竟提前告诉其经纪人，搞得满城风雨，而第9绥靖区司令李延年却还不知道此事。李延年事后感慨地说，刘峙这样看重钱财，泄露军事秘密，不败何待！这个故事，我后来在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经商，必然会引起军队的腐败，而腐败的军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会后，各单位也都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军委的决定，对生产经营进行了清理整顿、集中归口管理。到1994年底，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盲目发展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由此引发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得以及时处理，影响部队建设的消极因素明显减少。
党的十五大之后，军委根据新的形势，采取了新的举措。1998年3月，军委决定非作战部队也不搞经营性生产。7月，党中央又明确作出军队、武警部队不得经商的决定。这是加强军队建设的重大举措。
军委在整顿全军生产经营的同时，要求各部队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在这之前，有的部队只重视那些可以赚钱的项目，忽视农副业生产，个别的甚至把农场的土地承包给附近的农户耕种。
我曾经算过一笔账，1993年全军共有390万亩耕地，高于全国人均水平，潜力非常大。搞好农副业生产，关系到部队的切身利益，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很高，很快就行动起来。各级地方政府也十分支持，有的提供技术培训，有的提供优良品种，有的甚至免费为驻城市部队提供菜地。（摘自《张震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