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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印度首现HIV病毒，六个性工作者的血液样本检测呈阳性。完成这次伟大发现的是一位女科学家沙拉帕·尼马拉。三十年过去，她的开创性工作却已经被人遗忘。鲜有人知道，正是尼马拉的发现拉响了警报，使得印度当局认识到HIV病毒的存在并随后展开大规模的筛查和预防。
1985年底，在金奈医学院学习微生物学的32岁学生沙拉帕·尼马拉，一直在寻找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有人建议她去筛查人群中的HIV艾滋病毒时，尼马拉有些退缩。
沙拉帕·尼马
这个想法最初来自于她的导师——苏妮提·所罗门教授。1982年，美国正式记录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如果病毒不幸传播到印度，印度医疗部门当然也不想被杀个措手不及。但在当时，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尼马拉回忆说，当时印度的媒体普遍把艾滋病描绘成“西方堕落世界”的疾病，和滥交、同性恋紧密相连。印度人则被描绘成纯洁的异性恋者，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
一些出自印度本土的论文甚至得意地表示，当艾滋病传播到印度的时候，美国人都已经能治愈它了。此外，金奈市和周围的泰米尔纳德邦地区是特别传统的社会。更何况从大城市孟买采集到的数百个血液样本，已经在西部城市浦那的病毒学研究所里经过了测试，并没有任何阳性的结果。因此毫不奇怪，沙拉帕·尼马拉对这个选题犹豫不决。“我告诉所罗门博士说，我敢肯定结果将是阴性的。”她说。然而，所罗门还是说服她的学生试试看。最后，沙拉帕·尼马拉定下了这个论文选题。她计划从高危人群——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者和非洲学生中采集200个血液样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尼马拉的研究方向是钩端螺旋体病，一种在狗和啮齿动物中传播的细菌性疾病，她对HIV或艾滋病一无所知。
更重要的是，尼马拉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研究对象。不像色情业比较发达的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金奈没有固定的红灯区。于是尼马拉总是在马德拉斯总医院流连，因为有许多妇女在那儿治疗性病。“在那里，我结识了几个性工作者，她们会介绍其他性工作者给我。我看到她们的制服上印有‘vigilance home’。于是就问她们是什么意思，她们告诉我，‘vigilance home’是一种拘留所。犯事的性工作者和无家可归的贫穷妇女会被警察送去这样专门收留失足妇女的拘留所。”尼马拉说。
拉客在印度是非法的，违法的女性会被逮捕。她们又常常因为太穷无法支付保释金而被送到拘留所。所以每天早上去上班前，尼马拉会去拘留所探访性工作者。
尼马拉自己成长在一个小村子里的传统家庭，已婚，并有两个孩子：“我是那种容易精神紧张的人，我只想过和平宁静的生活。”但尼马拉的丈夫维拉潘总是支持和鼓励她。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开摩托车送她到拘留所。夫妻俩那时才刚开始工作，没有什么钱，这种方式可以节省车费。过了三个月，尼马拉收集了超过80个样品。她没有手套，没有任何安全设备，而被取样的性工作者也不知道她们参加的是什么检测。“我没有告诉她们，我一直在寻找艾滋病病毒，”尼马拉说，“她们都是文盲，即使我告诉他们，她们也不懂什么是艾滋病，她们以为我是在为普通性病作抽样检测。”
幸好导师所罗门博士的丈夫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所以师徒两人在取样完成后，借用她丈夫的设备临时搭建了一个小实验室。在那里，师徒两人从血液样本中分离血清，这是测试HIV病毒的关键环节。由于没有更好的储存设施，尼马拉甚至把血样放在自家的冰箱里。因为金奈没有足够的检测设施，所罗门博士将血样检测安排在距离金奈200公里的韦洛尔基督教医学院（CMC）。“1986年2月，我丈夫和我把血样放在冰盒里，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到达卡特帕迪市。然后我们叫了一辆摩的到CMC”。在那里，病毒学部主任雅各布·约翰分配了两个年轻的同事乔治·巴布和埃里克·西蒙斯来帮助尼马拉。
“我们从上午8：30开始病毒检测，但下午突然停电，我们就都离开了。乔治·巴布博士和我最先回到实验室，”尼马拉回忆说，“乔治·巴布博士打开盖子，然后迅速关上了。‘事情不妙’，他警告我说，但是我已经瞥见到血液样品中的6个变成了黄色。我惊呆了。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分钟后，西蒙斯进来再次确认了结果。‘竟然有呈阳性的结果’，他也大吃一惊，匆匆离开打电话通知约翰。”最后，所有参与检测的人都只好面对事实——艾滋病毒在印度现身了。
病毒学部主任雅各布·约翰即刻询问尼马拉在哪儿采集到的样本，并敦促尼马拉和她丈夫一定要对此事保密。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尼马拉说。夫妇两人一回到金奈，尼马拉就到导师所罗门的办公室里告知她检测结果。很快，她又回到了之前采样的拘留所。
这一次，尼马拉带着所罗门、巴布和西蒙斯，再次从六个性工作者身上提取血样。接着西蒙斯带着样品飞到美国的一个实验室，检测证实，致命的HIV病毒确实已经传播到印度。西蒙斯随后将这个严峻的消息传给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并通知了当时的总理拉吉夫·甘地和泰米尔纳德邦卫生部长汉尔德。汉尔德在州议会上将这个坏消息公之于众，当时尼马拉和所罗门就在旁听席坐着。
沙拉帕·尼马（左）与她的助手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做实验
然而，公众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信。一些人质疑检测结果，还有人认为是医生弄错了。所罗门受到最激烈的批评，因为她来自北边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并不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本地人。“人们真的气疯了，气愤一个北印度来的女人居然说他们脏。但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包括我的母亲，”所罗门的儿子苏尼尔回忆说。
尼马拉的发现拉响了警报。印度当局随后展开大规模的筛查和预防方案。“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尼马拉说。
多年来，艾滋病在印度传播开来，迅速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之前印度估计本国约有520万HIV感染者，后来证实其实是210多万，但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
对尼马拉来说，博士论文还得继续，她仍然要收集100多个样本来凑齐200个样本。在回到金奈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她继续探访拘留所里的性工作者和监狱里的男性同性恋者。1987年3月，她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加入金奈预防医学研究所的疫苗生产计划，直到2010年从那儿退休。
整整30年，她的开创性工作被人遗忘。除了在结果发布当时为数不多的新闻报道，她出色的工作很少得到认可。但尼马拉对此并不在意，“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那里没人会因为别人的关注而感到兴奋。我很高兴我已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她说。
印度的“轻敌”
1985年底，在金奈医学院学习微生物学的32岁学生沙拉帕·尼马拉，一直在寻找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有人建议她去筛查人群中的HIV艾滋病毒时，尼马拉有些退缩。
这个想法最初来自于她的导师——苏妮提·所罗门教授。1982年，美国正式记录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如果病毒不幸传播到印度，印度医疗部门当然也不想被杀个措手不及。但在当时，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尼马拉回忆说，当时印度的媒体普遍把艾滋病描绘成“西方堕落世界”的疾病，和滥交、同性恋紧密相连。印度人则被描绘成纯洁的异性恋者，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
一些出自印度本土的论文甚至得意地表示，当艾滋病传播到印度的时候，美国人都已经能治愈它了。此外，金奈市和周围的泰米尔纳德邦地区是特别传统的社会。更何况从大城市孟买采集到的数百个血液样本，已经在西部城市浦那的病毒学研究所里经过了测试，并没有任何阳性的结果。因此毫不奇怪，沙拉帕·尼马拉对这个选题犹豫不决。“我告诉所罗门博士说，我敢肯定结果将是阴性的。”她说。然而，所罗门还是说服她的学生试试看。最后，沙拉帕·尼马拉定下了这个论文选题。她计划从高危人群——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者和非洲学生中采集200个血液样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尼马拉的研究方向是钩端螺旋体病，一种在狗和啮齿动物中传播的细菌性疾病，她对HIV或艾滋病一无所知。
到医院寻找性工作者
更重要的是，尼马拉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研究对象。不像色情业比较发达的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等大城市，金奈没有固定的红灯区。于是尼马拉总是在马德拉斯总医院流连，因为有许多妇女在那儿治疗性病。“在那里，我结识了几个性工作者，她们会介绍其他性工作者给我。我看到她们的制服上印有‘vigilance home’。于是就问她们是什么意思，她们告诉我，‘vigilance home’是一种拘留所。犯事的性工作者和无家可归的贫穷妇女会被警察送去这样专门收留失足妇女的拘留所。”尼马拉说。
拉客在印度是非法的，违法的女性会被逮捕。她们又常常因为太穷无法支付保释金而被送到拘留所。所以每天早上去上班前，尼马拉会去拘留所探访性工作者。
尼马拉自己成长在一个小村子里的传统家庭，已婚，并有两个孩子：“我是那种容易精神紧张的人，我只想过和平宁静的生活。”但尼马拉的丈夫维拉潘总是支持和鼓励她。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开摩托车送她到拘留所。夫妻俩那时才刚开始工作，没有什么钱，这种方式可以节省车费。过了三个月，尼马拉收集了超过80个样品。她没有手套，没有任何安全设备，而被取样的性工作者也不知道她们参加的是什么检测。“我没有告诉她们，我一直在寻找艾滋病病毒，”尼马拉说，“她们都是文盲，即使我告诉他们，她们也不懂什么是艾滋病，她们以为我是在为普通性病作抽样检测。”
简陋的实验室
幸好导师所罗门博士的丈夫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所以师徒两人在取样完成后，借用她丈夫的设备临时搭建了一个小实验室。在那里，师徒两人从血液样本中分离血清，这是测试HIV病毒的关键环节。由于没有更好的储存设施，尼马拉甚至把血样放在自家的冰箱里。因为金奈没有足够的检测设施，所罗门博士将血样检测安排在距离金奈200公里的韦洛尔基督教医学院（CMC）。“1986年2月，我丈夫和我把血样放在冰盒里，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到达卡特帕迪市。然后我们叫了一辆摩的到CMC”。在那里，病毒学部主任雅各布·约翰分配了两个年轻的同事乔治·巴布和埃里克·西蒙斯来帮助尼马拉。
“我们从上午8：30开始病毒检测，但下午突然停电，我们就都离开了。乔治·巴布博士和我最先回到实验室，”尼马拉回忆说，“乔治·巴布博士打开盖子，然后迅速关上了。‘事情不妙’，他警告我说，但是我已经瞥见到血液样品中的6个变成了黄色。我惊呆了。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分钟后，西蒙斯进来再次确认了结果。‘竟然有呈阳性的结果’，他也大吃一惊，匆匆离开打电话通知约翰。”最后，所有参与检测的人都只好面对事实——艾滋病毒在印度现身了。
公众不相信
病毒学部主任雅各布·约翰即刻询问尼马拉在哪儿采集到的样本，并敦促尼马拉和她丈夫一定要对此事保密。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告诉任何人，”尼马拉说。夫妇两人一回到金奈，尼马拉就到导师所罗门的办公室里告知她检测结果。很快，她又回到了之前采样的拘留所。
这一次，尼马拉带着所罗门、巴布和西蒙斯，再次从六个性工作者身上提取血样。接着西蒙斯带着样品飞到美国的一个实验室，检测证实，致命的HIV病毒确实已经传播到印度。西蒙斯随后将这个严峻的消息传给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并通知了当时的总理拉吉夫·甘地和泰米尔纳德邦卫生部长汉尔德。汉尔德在州议会上将这个坏消息公之于众，当时尼马拉和所罗门就在旁听席坐着。
然而，公众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信。一些人质疑检测结果，还有人认为是医生弄错了。所罗门受到最激烈的批评，因为她来自北边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并不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本地人。“人们真的气疯了，气愤一个北印度来的女人居然说他们脏。但每个人都被吓坏了，包括我的母亲，”所罗门的儿子苏尼尔回忆说。
她的贡献已被遗忘
尼马拉的发现拉响了警报。印度当局随后展开大规模的筛查和预防方案。“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尼马拉说。
多年来，艾滋病在印度传播开来，迅速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之前印度估计本国约有520万HIV感染者，后来证实其实是210多万，但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
对尼马拉来说，博士论文还得继续，她仍然要收集100多个样本来凑齐200个样本。在回到金奈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她继续探访拘留所里的性工作者和监狱里的男性同性恋者。1987年3月，她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加入金奈预防医学研究所的疫苗生产计划，直到2010年从那儿退休。
整整30年，她的开创性工作被人遗忘。除了在结果发布当时为数不多的新闻报道，她出色的工作很少得到认可。但尼马拉对此并不在意，“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那里没人会因为别人的关注而感到兴奋。我很高兴我已经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