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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集中全力向西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大渡河北上入川作战”的电令，发起嘉陵江战役。经过24天的激战，控制了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平武、江油、彰明等地。随后，红四方面军全部撤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四川、西康（今四川、西藏两省区交界处）广大地区转战一年有余，先后创建了松理茂（又称川西北）、金川（又称川西）、 天芦雅（又称川康边）和康道甘（又称康北）四块根据地，陆续建立了4个省委、近30个县委、2个省级少数民族共和国、3个省级苏维埃政府、近4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川康革命根据地。虽然它的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川康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火种，唤起了民众觉悟，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对配合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松理茂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计划，决定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岷江流域，夺取北川、茂县、理番（今理县）、松潘地区，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而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合。会后，红四方面军立即发起土门战役和千佛山战役，突破了国民党川军设立的“土门封锁线”——北川河谷，粉碎了敌人在岷江、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消灭红军的企图，相继占领了茂县、理番、威州（今汶川县）、懋功（今小金县）以及松潘县广大地区。
5月1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西北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西北特委），张国焘任书记。5月30日，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熊国炳、刘百成任副主席，宣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建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声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穷人的政府”。
为巩固新开辟的松理茂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实现两军大会师，中共西北特委、西北联邦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革命斗争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西北特委改组了川陕省委（不久改称川康省委，周纯全任书记），陆续成立了北川、松潘、汶川、理番、茂县、懋功、平南（今北川县桂溪乡垭上）等县委。
随后，西北联邦政府又改组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不久改称川康省人民政府，熊国炳、周纯全先后任主席），召开新区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北川、平南、茂县、汶川、理番、懋功、松潘、绥靖（今金川县）、崇化（今金川县安宁镇）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以及大量区、乡、村级苏维埃政权。5月30日，西北联邦政府又在茂县成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在懋功县的小金建立了藏民苏维埃政府，各级领导均由当地的回族、藏族人士担任。
创建地方革命武装，奋起保卫红色政权
松理茂地区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迅速组建了若干红军独立师、独立团及游击队。仅北川县就建立了11支游击大队，兵力达到3200人。同时，针对松理茂地区羌族聚居的特点，西北联邦政府又成立了羌民游擊大队，任命松潘县镇坪甲竹寺羌族世袭土司、原松潘县第六区区长安登榜为大队长。
这些武装创建后，积极开展除奸镇反、清匪除霸斗争，维护了社会秩序，同时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
广泛建立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
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依靠当地的积极分子、进步分子，建立了工会、农会（贫农团）、妇女会（妇救会）、共青团、少先队、童子团等群众组织。
针对广大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而上山躲藏的情况，苏维埃政府一面宣传我党的政策，动员躲藏人员回家生产；一面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成立“分田委员会”。宣布：土地分给谁，就归谁所有，不给地主交租；自己耕种，不准出租。废除高利贷和一切封建特权，没收官僚、地主、土司、头人、教堂的山林、土地、房屋、粮食、农具及财物，当众烧毁从地主手中没收的地契、租约、借据等。在根据地内，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宣布“商人无论大小，在服从苏维埃法令之下，可自由营业”。
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仅有5万多人口的茂县，就有近2000人参加了主力红军。他们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忍饥挨饿，积极地为红军筹集物资；成立运输队、筑路队、担架队，为红军运送军需，修路架桥、錾刻标语、护送伤员、担当向导和翻译，保证了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
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政策，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共同对敌
针对松理茂地区是羌、汉、回、藏等民族聚居地。西北联邦政府及红四方面军各军、师政治部相继成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研究少数民族间的政权、土地关系和经济、风俗、语言文字问题。中共西北特委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提出对回、番（即藏族）民族的十条政纲，要求红军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注意培养回、番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团结的政策。不久，红四方面军又发布了《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共产党红军对番人主张》、《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要》等，阐明“共产党是解放回番民族痛苦的政党！”“苏维埃是为回番穷人谋利益的政府”，“红军是保护回番人民的军队”，提出推翻国民党对回、藏民族的反动统治，“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等给番人”， “回番民族自动起来成立自己的‘联合会’、‘自治区’及苏维埃政府”。
红军模范地遵守纪律，关心民众的疾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信任。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解救穷苦番民。”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主席肖福帧（阿訇）亲自带领工作队不畏艰险，深入山林，做上层人士的疏通工作，动员回民返乡生产；在县城清真寺主持“圣祭”，宣传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安登榜利用自己的声望向羌族人民宣传红军的一系列主张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群众消除了顾虑。同时，羌族、藏族群众主动地为红军担任向导、搜集情报、筹粮筹款、转运物资、救治伤员。羌族青壮年男子踊跃参军，有的村寨半数以上随红军长征。
1935年9月，红军主力陆续离开松理茂地区，继续北上长征。松理茂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告终。
金川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提出进占大、小金川流域，创建川康革命根据地的主张。随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经过20多天的激战，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俘获人枪3000余，相继占领了四川省西部的绥靖（今金川县）、丹巴、崇化、懋功、抚边（今属小金县）、绰斯甲（今属壤塘县）、达维（今属小金县）、日隆关（今属小金县）等地。
为了巩固新开辟的以绥靖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革命根据地，中共西北特委及红四方面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其主要措施有：
广泛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0月下旬，中共西北特委在绥靖成立了大金省委（不久更名为金川省委，邵式平、周纯全先后任书记），取代川康省委担负起巩固金川革命根据地、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的重任。紧接着，又从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陆续组建了中共绰斯甲、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县）、绥靖、崇化、抚边、丹巴和金汤（今康定县汤坝）等县委。同时，还在绥靖成立了少共大金省委（郭先虎、吴瑞林先后任书记）。
11月18日，根据中共西北特委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重新成立，邵式平任主席，熊国炳、刘伯承、马显文（回族）、兰卡（藏族）任副主席，直辖金川地区汉族各级苏维埃政府。同日，根据中共中央沙窝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精神，又在绥靖成立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自治政府——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克基任主席，杨海山、孟兴发任副主席，三人均为藏族。1936年2月，根据中共大金省委“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指示，西北联邦政府将直辖的汉族各级苏维埃政府划归格勒得沙政府。至此，格勒得沙政府下设绥靖、崇化、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等10个县级藏族格勒得沙政府。
不久，西北联邦政府又在绥靖县城清真寺成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肖福祯任主席），专门负责回民事务。
创建民族革命武装，成立大金省军区，统一领导武装斗争
金川流域各级格勒得沙政府建立后，红四方面军根据“番、彝、回人，组织自己的红军”的精神，协助各族人民建立起了本民族的革命武装。
藏族革命武装：11月，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在绥靖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又称番人革命军，由藏族人卡格尔·江根任总司令），下辖8个革命军团，总兵力约6000人。12月，又成立了丹巴番人独立团（后改编为藏民独立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马骏任师长）、番民独立骑兵连（净多·孟特尔任连长）、格勒得沙青年队等，兵力达3000多人。
汉族革命武装：12月，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县沙尔尼成立了金川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一师，李彩云任师长，何志余任政委），总兵力1000余人。
回族革命武装：1936年初，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建立了回民支队（又称回族独立连，马善全、吴玉珊先后任连长），兵力120余人。
随着金川地区各民族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红四方面军成立了大金省军区（后改稱金川省军区、绥靖军区），统一指挥金川独立师及格勒得沙革命军团、游击队等在绰斯甲击溃了土司联军，在茅草坪歼灭土匪武装近千人，消除了根据地的隐患；配合主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李抱冰部对丹巴的进犯，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广泛建立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少数民族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金川地区成为红军后方基地后，格勒得沙政府陆续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番民联合会、童子团、少先队、格勒得沙姐妹团等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征粮、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清匪除霸、恢复生产等工作。
为了满足各族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中共大金省委指导各级格勒得沙政府制定了《土地条例》，广泛开展 “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提出了“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的口号。随后，红军与当地各族干部组成工作队（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针对部分群众受反动势力的胁迫上山躲藏，劳动力不足，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的指示，安排红军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同时，派通司（能翻译回、番文字语言的当地人）动员群众回家生产，组织代耕队，帮助他们耕地、修堤筑坝；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保护群众的生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
格勒得沙中央政府还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组织群众烧炭、熬盐、炼铁、制革、修造农具，纺织毛、麻制品。成立合作社，保护正当商业经营，解决了红军的军需供给，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各族群众的基本生活。
格勒得沙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赢得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他们纷纷将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并为红军运送军需物资，架桥、修路、造船，为红军当向导和翻译；主动成立区、乡游击队，配合红军“清剿”反动势力，担任交通警戒。同时，各族儿女还踊跃参加红军，保卫新生的格勒得沙政府。其中仅懋功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了主力红军。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注重加强民族团结
鉴于金川地区是藏、回、汉等民族杂居区，西北联邦政府、中共大金省委在详细调查了该地区风土人情、婚姻制度、喇嘛教义及土司制度后，提出红军指战员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对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实行统战方针。
格勒得沙政府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安排工作组到群众中访贫问苦，召开会议，书写、錾刻标语，演出文艺节目，派通司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寺庙及经书；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跳锅庄、喝咂酒；提倡红军干部与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融合民族感情；规定购买回民、番民物品要公平，照货给价。为了推动民族革命，红军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军参战，支援红军长征等。
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金川地区各族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许多村寨成了红军领导机关的驻地。孟兴发原是藏族村寨寨首，他担任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副主席后，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积极参加筹粮、“肃反”、建政、土改等工作。绰斯甲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主席甲尔各·捷克生积极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反动头人压迫藏族百姓的罪行，劝说藏兵不要为头人卖命。动员藏族青年报名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支援红军。金川革命根据地为南下红军提供了总后方，对红军军需物资供应和红军第二次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3月，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康北地区转移，金川革命根据地逐渐被敌军侵占，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7月，当红二、红四方面军全部北上陕甘后，格勒得沙政府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金川革命根据地丧失。
天芦雅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红军经10余日的艰苦作战，击溃川军17个旅，毙伤俘敌1.5万余人，占领了宝兴、天全、芦山、荥经、雅安等县，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交界处的青衣江流域的大片地区。
青衣江流域位于成都平原西侧，是西康地区东进成都平原的必经之地。为了巩固这一新开辟的地区，中共西北特委及红四方面军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
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西北特委在芦山县成立了四川省委（傅钟任书记）和少共四川省委（罗华明任书记）。同时，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选派大批政工干部深入乡村建立各级党组织，陆续成立了中共天全、芦山、宝兴、雅安、名山、荥经、太平（今芦山县太平区及邛崃县一部）县委。
1936年1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指导下，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芦山县大板桥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任主席），下辖天全、芦山、宝兴、名山、荥经、雅安、太平县苏维埃政府以及20个区苏维埃政府、78个乡苏维埃政府。
组建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积极组建地方游击武装，仅在雅安、芦山、天全、宝兴四县就各自组建了一个独立团，兵力达5000余人，相当于一个红军独立师的建制。同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还在各区、乡成立了红军独立营、独立连等游击队。仅有7万多人口的荥经县就组织了15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积极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斗争。
广泛建立各级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陆续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又称抗日救国大同盟，王维舟任总指挥）、工会、农会、少先队、儿童团、妇女队等群众革命组织，发布《人民抗日救国大同盟十大纲领》，动员群众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等，支援红军作战。
1935年底至1936年初，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相继出台了《四川省委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工作决定》、《重新分配土地》等文件。接着，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捉贪官、筹粮款等活动。仅雅安县8个乡镇就打土豪142户，没收粮食46万斤、腊肉6万斤、猪油6千多斤。
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的各项经济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仅有7万人口的荥经县就为1万多红军指战员提供了40余天前线需要的军需。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天全、荥经、芦山三县近3000人随主力红军长征。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红四方面军任家坝会议精神，全部西进康北，准备与红二方面军会师。至此，天芦雅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告一段落。
康道甘革命根据地
1936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红四方面军控制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大举进犯。面对强敌压境，红四方面军在芦山县任家坝（今清仁乡仁加村）召开会议，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行动计划》，决定翻越夹金山，向西康北部转移，夺取康定，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随后，红四方面军发起康道炉战役。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重创国民党川军刘文辉部，生擒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并肃清了西康北部藏族反动武装，相继占领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雅江、泰宁（今道孚县八美）等县，控制了东起懋功、丹巴，南至瞻化、泰宁，西达甘孜，北接草地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以炉霍为中心的康（定）道（孚）甘（孜）革命根据地。
康北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藏族土司、喇嘛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同时，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也延伸到了这里。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中共西北特委、红四方面军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建立各级组织机构，负责领导康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6年4月，中共西北特委在炉霍县成立了康北地方党最高领导机关——川康省委（邵式平、吴永康、李维海相继任书记）。同时，从红四方面军中抽调一大批政工干部充实地方，陆续成立了中共道孚中心县委、泰宁、玉科（今道孚县玉科区）分县委以及炉霍、甘孜、瞻化、雅江等县委。
康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建立后，迅速发动群众，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道孚、泰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6个县级博巴（藏语“藏族”之意）人民政府。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沙窝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精神，西北联邦政府组织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等16县700多名代表在甘孜县召开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成立博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多德（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达吉、孔撒（土司）、格达（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活佛）任副主席。为加强对博巴政府的领导，中共西北特委派邵式平担任党代表。
在成立藏族革命政权的同时，中共川康省委还在汉族人口相对集中的甘孜县和炉霍县分别成立了汉人自治委员会，领导汉族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创建藏族革命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为了保卫康道甘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将丹巴藏民独立师改编为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划归博巴中央政府领导。同时，根据中共川康省委的指示，博巴中央政府又在道孚、泰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6县组建了博巴自卫军（海正涛任司令），兵力达1万多人。另外，还成立了番民骑兵连、警卫连等。他们守卫交通路口，巡视城乡各地，配合红军打击反动土司武装，维持地方秩序。后成建制地编入红四方面军。
积极培训藏族青年干部，广泛建立群众组织，大力开展生产运动
博巴人民政府建立后，为了有效地开展民族工作，邵式平主持创办了藏族干部培训班，陆续培养了100多名藏族青年干部。而后，组织他们到农牧区、集镇、部落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指明少数民族斗争的出路。同时，还建立了博巴革命党、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姐妹团等组织，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红军进入藏区之时，正值春耕季节。针对藏族群众受骗上山躲避，春耕生产无法进行，红军一方面派出指战员会同上层开明人士上山规劝藏胞回家安居生产，向他们提供种子，传授牲畜的耕地技术。另一方面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的口号，安排部队官兵帮助当地人民进行春播。仅在炉霍县就为群众耕种土地近4万亩，占当时全县总播种面积的70%以上。同时，各级地方党组织还领导藏族人民“掳掠巨富家银物，随即起获富户之窖藏银钱，然后分给农奴”。另外，红军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向藏民传授卫生知识，帮助群众治疗各种疾病。
红军的政策和行动感动了康北各族人民，各级博巴人民政府专门设立了粮食部或粮食委员，负责为红军筹集粮食给养。仅炉霍县就为红军筹粮40多万公斤，牲畜4万多头（匹、只），食盐5000公斤，酥油1000多公斤。各族群众还踊跃参军，仅丹巴县巴度乡就有278人参加红军，另外，还有72名少先队员随军北上。
认真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广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
针对康北地区藏汉杂居，中共西北特委发出了“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的指示，对掌握实权的上层藏族土司和喇嘛由过去的打倒改为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红四方面军在武力夺取寿灵寺后，俘虏了大批喇嘛，总部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给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力宣传我军对喇嘛政策。”在随后召开的炉霍会议上，中共西北特委决定加强与藏族上层人士的合作。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县甘孜寺仲萨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互助条约》，与甘孜县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该协议的签订，为红军加强与各阶层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康北地区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还与格达活佛进行深入交谈，并制定《藏族地区十要十不要》等拥军爱民条约，由博巴人民政府颁行。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为红军指战员作出四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不经允许不准住进藏胞的房子；看管并喂养好藏胞家中的牛羊。
红军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粉碎了敌人的谣言, 争取了进步的上层人士，赢得了喇嘛和藏民的拥护，他们称红军为“新汉人”。 格达活佛主动派人给躲入深山的头人、土司等送信，让他们返回家园生产；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缝补衣服；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发动青年参加红军；还支援红军青稞3万多斤，豌豆4千斤。博巴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将自己窖藏的18万斤粮食全部献给红军。
1936年7月，随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反动势力瘋狂反扑，康道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告一段落。□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大学建工学院）
责任编辑：姜欣悦
松理茂革命根据地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计划，决定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岷江流域，夺取北川、茂县、理番（今理县）、松潘地区，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而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合。会后，红四方面军立即发起土门战役和千佛山战役，突破了国民党川军设立的“土门封锁线”——北川河谷，粉碎了敌人在岷江、涪江、北川河三角地区消灭红军的企图，相继占领了茂县、理番、威州（今汶川县）、懋功（今小金县）以及松潘县广大地区。
5月1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西北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西北特委），张国焘任书记。5月30日，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熊国炳、刘百成任副主席，宣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建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声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穷人的政府”。
为巩固新开辟的松理茂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实现两军大会师，中共西北特委、西北联邦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革命斗争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西北特委改组了川陕省委（不久改称川康省委，周纯全任书记），陆续成立了北川、松潘、汶川、理番、茂县、懋功、平南（今北川县桂溪乡垭上）等县委。
随后，西北联邦政府又改组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不久改称川康省人民政府，熊国炳、周纯全先后任主席），召开新区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北川、平南、茂县、汶川、理番、懋功、松潘、绥靖（今金川县）、崇化（今金川县安宁镇）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以及大量区、乡、村级苏维埃政权。5月30日，西北联邦政府又在茂县成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在懋功县的小金建立了藏民苏维埃政府，各级领导均由当地的回族、藏族人士担任。
创建地方革命武装，奋起保卫红色政权
松理茂地区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迅速组建了若干红军独立师、独立团及游击队。仅北川县就建立了11支游击大队，兵力达到3200人。同时，针对松理茂地区羌族聚居的特点，西北联邦政府又成立了羌民游擊大队，任命松潘县镇坪甲竹寺羌族世袭土司、原松潘县第六区区长安登榜为大队长。
这些武装创建后，积极开展除奸镇反、清匪除霸斗争，维护了社会秩序，同时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
广泛建立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
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依靠当地的积极分子、进步分子，建立了工会、农会（贫农团）、妇女会（妇救会）、共青团、少先队、童子团等群众组织。
针对广大群众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而上山躲藏的情况，苏维埃政府一面宣传我党的政策，动员躲藏人员回家生产；一面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成立“分田委员会”。宣布：土地分给谁，就归谁所有，不给地主交租；自己耕种，不准出租。废除高利贷和一切封建特权，没收官僚、地主、土司、头人、教堂的山林、土地、房屋、粮食、农具及财物，当众烧毁从地主手中没收的地契、租约、借据等。在根据地内，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宣布“商人无论大小，在服从苏维埃法令之下，可自由营业”。
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仅有5万多人口的茂县，就有近2000人参加了主力红军。他们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忍饥挨饿，积极地为红军筹集物资；成立运输队、筑路队、担架队，为红军运送军需，修路架桥、錾刻标语、护送伤员、担当向导和翻译，保证了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
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政策，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共同对敌
针对松理茂地区是羌、汉、回、藏等民族聚居地。西北联邦政府及红四方面军各军、师政治部相继成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研究少数民族间的政权、土地关系和经济、风俗、语言文字问题。中共西北特委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提出对回、番（即藏族）民族的十条政纲，要求红军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注意培养回、番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团结的政策。不久，红四方面军又发布了《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共产党红军对番人主张》、《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要》等，阐明“共产党是解放回番民族痛苦的政党！”“苏维埃是为回番穷人谋利益的政府”，“红军是保护回番人民的军队”，提出推翻国民党对回、藏民族的反动统治，“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等给番人”， “回番民族自动起来成立自己的‘联合会’、‘自治区’及苏维埃政府”。
红军模范地遵守纪律，关心民众的疾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信任。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红军，才能解救穷苦番民。”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主席肖福帧（阿訇）亲自带领工作队不畏艰险，深入山林，做上层人士的疏通工作，动员回民返乡生产；在县城清真寺主持“圣祭”，宣传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安登榜利用自己的声望向羌族人民宣传红军的一系列主张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使群众消除了顾虑。同时，羌族、藏族群众主动地为红军担任向导、搜集情报、筹粮筹款、转运物资、救治伤员。羌族青壮年男子踊跃参军，有的村寨半数以上随红军长征。
1935年9月，红军主力陆续离开松理茂地区，继续北上长征。松理茂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告终。
金川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提出进占大、小金川流域，创建川康革命根据地的主张。随后，红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经过20多天的激战，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俘获人枪3000余，相继占领了四川省西部的绥靖（今金川县）、丹巴、崇化、懋功、抚边（今属小金县）、绰斯甲（今属壤塘县）、达维（今属小金县）、日隆关（今属小金县）等地。
为了巩固新开辟的以绥靖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革命根据地，中共西北特委及红四方面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建党、建政、建军等工作。其主要措施有：
广泛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0月下旬，中共西北特委在绥靖成立了大金省委（不久更名为金川省委，邵式平、周纯全先后任书记），取代川康省委担负起巩固金川革命根据地、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的重任。紧接着，又从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陆续组建了中共绰斯甲、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县）、绥靖、崇化、抚边、丹巴和金汤（今康定县汤坝）等县委。同时，还在绥靖成立了少共大金省委（郭先虎、吴瑞林先后任书记）。
11月18日，根据中共西北特委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重新成立，邵式平任主席，熊国炳、刘伯承、马显文（回族）、兰卡（藏族）任副主席，直辖金川地区汉族各级苏维埃政府。同日，根据中共中央沙窝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精神，又在绥靖成立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革命自治政府——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克基任主席，杨海山、孟兴发任副主席，三人均为藏族。1936年2月，根据中共大金省委“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指示，西北联邦政府将直辖的汉族各级苏维埃政府划归格勒得沙政府。至此，格勒得沙政府下设绥靖、崇化、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等10个县级藏族格勒得沙政府。
不久，西北联邦政府又在绥靖县城清真寺成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肖福祯任主席），专门负责回民事务。
创建民族革命武装，成立大金省军区，统一领导武装斗争
金川流域各级格勒得沙政府建立后，红四方面军根据“番、彝、回人，组织自己的红军”的精神，协助各族人民建立起了本民族的革命武装。
藏族革命武装：11月，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在绥靖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又称番人革命军，由藏族人卡格尔·江根任总司令），下辖8个革命军团，总兵力约6000人。12月，又成立了丹巴番人独立团（后改编为藏民独立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马骏任师长）、番民独立骑兵连（净多·孟特尔任连长）、格勒得沙青年队等，兵力达3000多人。
汉族革命武装：12月，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县沙尔尼成立了金川独立师（又称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一师，李彩云任师长，何志余任政委），总兵力1000余人。
回族革命武装：1936年初，西北联邦政府在绥靖建立了回民支队（又称回族独立连，马善全、吴玉珊先后任连长），兵力120余人。
随着金川地区各民族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红四方面军成立了大金省军区（后改稱金川省军区、绥靖军区），统一指挥金川独立师及格勒得沙革命军团、游击队等在绰斯甲击溃了土司联军，在茅草坪歼灭土匪武装近千人，消除了根据地的隐患；配合主力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李抱冰部对丹巴的进犯，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广泛建立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少数民族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金川地区成为红军后方基地后，格勒得沙政府陆续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喇嘛教改进会、番民联合会、童子团、少先队、格勒得沙姐妹团等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征粮、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清匪除霸、恢复生产等工作。
为了满足各族群众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中共大金省委指导各级格勒得沙政府制定了《土地条例》，广泛开展 “打土豪、分田地”斗争，提出了“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的口号。随后，红军与当地各族干部组成工作队（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针对部分群众受反动势力的胁迫上山躲藏，劳动力不足，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的指示，安排红军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同时，派通司（能翻译回、番文字语言的当地人）动员群众回家生产，组织代耕队，帮助他们耕地、修堤筑坝；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保护群众的生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
格勒得沙中央政府还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组织群众烧炭、熬盐、炼铁、制革、修造农具，纺织毛、麻制品。成立合作社，保护正当商业经营，解决了红军的军需供给，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各族群众的基本生活。
格勒得沙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赢得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他们纷纷将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并为红军运送军需物资，架桥、修路、造船，为红军当向导和翻译；主动成立区、乡游击队，配合红军“清剿”反动势力，担任交通警戒。同时，各族儿女还踊跃参加红军，保卫新生的格勒得沙政府。其中仅懋功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了主力红军。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注重加强民族团结
鉴于金川地区是藏、回、汉等民族杂居区，西北联邦政府、中共大金省委在详细调查了该地区风土人情、婚姻制度、喇嘛教义及土司制度后，提出红军指战员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对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实行统战方针。
格勒得沙政府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安排工作组到群众中访贫问苦，召开会议，书写、錾刻标语，演出文艺节目，派通司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寺庙及经书；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跳锅庄、喝咂酒；提倡红军干部与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融合民族感情；规定购买回民、番民物品要公平，照货给价。为了推动民族革命，红军还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军参战，支援红军长征等。
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金川地区各族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许多村寨成了红军领导机关的驻地。孟兴发原是藏族村寨寨首，他担任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副主席后，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积极参加筹粮、“肃反”、建政、土改等工作。绰斯甲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主席甲尔各·捷克生积极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反动头人压迫藏族百姓的罪行，劝说藏兵不要为头人卖命。动员藏族青年报名参加红军，组织群众支援红军。金川革命根据地为南下红军提供了总后方，对红军军需物资供应和红军第二次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3月，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康北地区转移，金川革命根据地逐渐被敌军侵占，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7月，当红二、红四方面军全部北上陕甘后，格勒得沙政府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金川革命根据地丧失。
天芦雅革命根据地
1935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红军经10余日的艰苦作战，击溃川军17个旅，毙伤俘敌1.5万余人，占领了宝兴、天全、芦山、荥经、雅安等县，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交界处的青衣江流域的大片地区。
青衣江流域位于成都平原西侧，是西康地区东进成都平原的必经之地。为了巩固这一新开辟的地区，中共西北特委及红四方面军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
建立各级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西北特委在芦山县成立了四川省委（傅钟任书记）和少共四川省委（罗华明任书记）。同时，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选派大批政工干部深入乡村建立各级党组织，陆续成立了中共天全、芦山、宝兴、雅安、名山、荥经、太平（今芦山县太平区及邛崃县一部）县委。
1936年1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指导下，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芦山县大板桥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任主席），下辖天全、芦山、宝兴、名山、荥经、雅安、太平县苏维埃政府以及20个区苏维埃政府、78个乡苏维埃政府。
组建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积极组建地方游击武装，仅在雅安、芦山、天全、宝兴四县就各自组建了一个独立团，兵力达5000余人，相当于一个红军独立师的建制。同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还在各区、乡成立了红军独立营、独立连等游击队。仅有7万多人口的荥经县就组织了15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积极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等斗争。
广泛建立各级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陆续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又称抗日救国大同盟，王维舟任总指挥）、工会、农会、少先队、儿童团、妇女队等群众革命组织，发布《人民抗日救国大同盟十大纲领》，动员群众成立了运输队、担架队等，支援红军作战。
1935年底至1936年初，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相继出台了《四川省委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工作决定》、《重新分配土地》等文件。接着，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分田地、捉贪官、筹粮款等活动。仅雅安县8个乡镇就打土豪142户，没收粮食46万斤、腊肉6万斤、猪油6千多斤。
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组织开展的各项经济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仅有7万人口的荥经县就为1万多红军指战员提供了40余天前线需要的军需。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天全、荥经、芦山三县近3000人随主力红军长征。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红四方面军任家坝会议精神，全部西进康北，准备与红二方面军会师。至此，天芦雅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告一段落。
康道甘革命根据地
1936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红四方面军控制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大举进犯。面对强敌压境，红四方面军在芦山县任家坝（今清仁乡仁加村）召开会议，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行动计划》，决定翻越夹金山，向西康北部转移，夺取康定，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随后，红四方面军发起康道炉战役。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重创国民党川军刘文辉部，生擒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并肃清了西康北部藏族反动武装，相继占领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雅江、泰宁（今道孚县八美）等县，控制了东起懋功、丹巴，南至瞻化、泰宁，西达甘孜，北接草地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以炉霍为中心的康（定）道（孚）甘（孜）革命根据地。
康北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藏族土司、喇嘛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同时，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势力也延伸到了这里。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中共西北特委、红四方面军等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建立各级组织机构，负责领导康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1936年4月，中共西北特委在炉霍县成立了康北地方党最高领导机关——川康省委（邵式平、吴永康、李维海相继任书记）。同时，从红四方面军中抽调一大批政工干部充实地方，陆续成立了中共道孚中心县委、泰宁、玉科（今道孚县玉科区）分县委以及炉霍、甘孜、瞻化、雅江等县委。
康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建立后，迅速发动群众，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道孚、泰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6个县级博巴（藏语“藏族”之意）人民政府。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沙窝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精神，西北联邦政府组织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等16县700多名代表在甘孜县召开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博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成立博巴依得瓦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多德（德格土司泽旺登登）任主席，达吉、孔撒（土司）、格达（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活佛）任副主席。为加强对博巴政府的领导，中共西北特委派邵式平担任党代表。
在成立藏族革命政权的同时，中共川康省委还在汉族人口相对集中的甘孜县和炉霍县分别成立了汉人自治委员会，领导汉族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创建藏族革命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为了保卫康道甘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将丹巴藏民独立师改编为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划归博巴中央政府领导。同时，根据中共川康省委的指示，博巴中央政府又在道孚、泰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6县组建了博巴自卫军（海正涛任司令），兵力达1万多人。另外，还成立了番民骑兵连、警卫连等。他们守卫交通路口，巡视城乡各地，配合红军打击反动土司武装，维持地方秩序。后成建制地编入红四方面军。
积极培训藏族青年干部，广泛建立群众组织，大力开展生产运动
博巴人民政府建立后，为了有效地开展民族工作，邵式平主持创办了藏族干部培训班，陆续培养了100多名藏族青年干部。而后，组织他们到农牧区、集镇、部落向广大藏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指明少数民族斗争的出路。同时，还建立了博巴革命党、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姐妹团等组织，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红军进入藏区之时，正值春耕季节。针对藏族群众受骗上山躲避，春耕生产无法进行，红军一方面派出指战员会同上层开明人士上山规劝藏胞回家安居生产，向他们提供种子，传授牲畜的耕地技术。另一方面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的口号，安排部队官兵帮助当地人民进行春播。仅在炉霍县就为群众耕种土地近4万亩，占当时全县总播种面积的70%以上。同时，各级地方党组织还领导藏族人民“掳掠巨富家银物，随即起获富户之窖藏银钱，然后分给农奴”。另外，红军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向藏民传授卫生知识，帮助群众治疗各种疾病。
红军的政策和行动感动了康北各族人民，各级博巴人民政府专门设立了粮食部或粮食委员，负责为红军筹集粮食给养。仅炉霍县就为红军筹粮40多万公斤，牲畜4万多头（匹、只），食盐5000公斤，酥油1000多公斤。各族群众还踊跃参军，仅丹巴县巴度乡就有278人参加红军，另外，还有72名少先队员随军北上。
认真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广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
针对康北地区藏汉杂居，中共西北特委发出了“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的指示，对掌握实权的上层藏族土司和喇嘛由过去的打倒改为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红四方面军在武力夺取寿灵寺后，俘虏了大批喇嘛，总部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给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力宣传我军对喇嘛政策。”在随后召开的炉霍会议上，中共西北特委决定加强与藏族上层人士的合作。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与甘孜县甘孜寺仲萨活佛、白利寺格达活佛签订了《互助条约》，与甘孜县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该协议的签订，为红军加强与各阶层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康北地区以“兴番灭蒋”为政治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还与格达活佛进行深入交谈，并制定《藏族地区十要十不要》等拥军爱民条约，由博巴人民政府颁行。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为红军指战员作出四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胞的一草一木；不经允许不准住进藏胞的房子；看管并喂养好藏胞家中的牛羊。
红军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粉碎了敌人的谣言, 争取了进步的上层人士，赢得了喇嘛和藏民的拥护，他们称红军为“新汉人”。 格达活佛主动派人给躲入深山的头人、土司等送信，让他们返回家园生产；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缝补衣服；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发动青年参加红军；还支援红军青稞3万多斤，豌豆4千斤。博巴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将自己窖藏的18万斤粮食全部献给红军。
1936年7月，随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反动势力瘋狂反扑，康道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告一段落。□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大学建工学院）
责任编辑：姜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