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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4日开始，上海进行为期一月的招募上海话“发音人”。为的是建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据称，上海是首批试点省市之一。全市设12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录4名发音人。
由于对发音人的居住、年龄、出生、成长及其父母和配偶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个月下来，在有的调查点，能讲本土的、原生态的、“纯正本地话的”人，少之又少，据称，几乎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比如重要调查点的青浦区，50天，报名的老年人只有五六个，符合条件者仅一人；而报名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有。而浦东川沙、惠南人口大量迁进迁出，符合方言发音的人当然就更少了。
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问妈妈：“我想买玩具，你有钱吗?”妈妈说：“交关。”孩子听不懂。经比画、说明，他才明白是“很多”。这孩子又做了一个手工，问妈妈做得好不好?妈妈高兴地回答：“交关好!”孩子摇头说：“我不是问多不多，是问好不好。”就是说，这孩子听不懂上海话。上海孩子听不懂上海话，当然也不会说上海话，只会开并不标准的“国语”，想来这有点怪。但这却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全上海如此，全国也差不多。由于改革开放，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城市人口“海纳百川”，因而使城市的话语受到袭扰，其语言也就“九腔十八调”了，纯正的方言，也就越来越少了。
像上海，已经有2300万常驻人口了。源源进入这个城市的不但有各省市的中国人，还有59万外籍人氏。那些粤语型的、山东话型的、苏北话型的、普通话型的、宁波话型的，乃至苏州话型的“上海话”，几乎都有。英语型的上海话，也时而出现。但是，这些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话。那种“腔调”，其实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只不过现在更明显、影响更大罢了。
找标准发音者，在偌大一个上海尚且如此困难，由此想到，在中国其他地方，譬如某些人口较少的城镇、某些山区、某些少数民族集居地，只怕就更难了。我们也曾经惋惜过，说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消失了。发出这一声音的时间，记得是在60年代前期。
所以，这次的寻找方言发音人，并为之建库，是件大好事，有明显的抢救性质。但是，细一想，我们又会看到，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做得迟了?
说做得迟了，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我们的教育，比如对幼儿的语言教育，不仅关乎这一群体，还影响其他，所以，多少年来，由此及彼，我们早就该想到些什么了；二是这次调查，至少应当提前10年或20年，因为人口的大流动，早就不是近几年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我们做工作，我们在百忙之中，尤其是在一些有关全局方面的事，往往着眼于当下，忽略于前瞻。约莫在20年或50年前，我们就曾大力提倡讲普通话，而对方言，就很有排斥之意，表现出不屑的样子。而现在却又要来保护方言了。其实，彼时应当做的，应是学习普通话，保护地方话，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方言的意义是文化认同，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内涵、地方特色的载体，当然也是一种有声的符号。比如一些少数民族，或者像上海，如果没有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方言，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与说话这件事紧密相连的是写字，是对汉字的书写，是对中文的态度。现在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毕业生，所写汉字稚嫩得等同于以前的初中生；而且，有的字潦草得叫人不识。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中文功底很差，打一张几十个字的收据，有两三个错别字；写一封信，逻辑紊乱，语法不通，词不达意，语言枯燥，这些就是代表。原因是对母语忽视，将很多精力，用到外语上去了。这是教育的提倡和社会的畸形要求使然。比如，你要就业，根本不用外语的，也要会外语。逼上梁山，上了梁山却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50年代中期，曾一度风行这样的说法——汉字总归是要改革的，办法是走国际通行的拼音文字。亦即废除汉字，另搞一套。这件事，使后来中国人对汉字的不重视，是否也有影响?而其实，至少在500年内，汉字这一伟大物象，是不能、不应也不会消失的。
由于对发音人的居住、年龄、出生、成长及其父母和配偶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个月下来，在有的调查点，能讲本土的、原生态的、“纯正本地话的”人，少之又少，据称，几乎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比如重要调查点的青浦区，50天，报名的老年人只有五六个，符合条件者仅一人；而报名的年轻人，一个也没有。而浦东川沙、惠南人口大量迁进迁出，符合方言发音的人当然就更少了。
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孩子问妈妈：“我想买玩具，你有钱吗?”妈妈说：“交关。”孩子听不懂。经比画、说明，他才明白是“很多”。这孩子又做了一个手工，问妈妈做得好不好?妈妈高兴地回答：“交关好!”孩子摇头说：“我不是问多不多，是问好不好。”就是说，这孩子听不懂上海话。上海孩子听不懂上海话，当然也不会说上海话，只会开并不标准的“国语”，想来这有点怪。但这却不是一家一户的事，全上海如此，全国也差不多。由于改革开放，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城市人口“海纳百川”，因而使城市的话语受到袭扰，其语言也就“九腔十八调”了，纯正的方言，也就越来越少了。
像上海，已经有2300万常驻人口了。源源进入这个城市的不但有各省市的中国人，还有59万外籍人氏。那些粤语型的、山东话型的、苏北话型的、普通话型的、宁波话型的，乃至苏州话型的“上海话”，几乎都有。英语型的上海话，也时而出现。但是，这些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话。那种“腔调”，其实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只不过现在更明显、影响更大罢了。
找标准发音者，在偌大一个上海尚且如此困难，由此想到，在中国其他地方，譬如某些人口较少的城镇、某些山区、某些少数民族集居地，只怕就更难了。我们也曾经惋惜过，说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消失了。发出这一声音的时间，记得是在60年代前期。
所以，这次的寻找方言发音人，并为之建库，是件大好事，有明显的抢救性质。但是，细一想，我们又会看到，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做得迟了?
说做得迟了，有两层意思：一是关于我们的教育，比如对幼儿的语言教育，不仅关乎这一群体，还影响其他，所以，多少年来，由此及彼，我们早就该想到些什么了；二是这次调查，至少应当提前10年或20年，因为人口的大流动，早就不是近几年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我们做工作，我们在百忙之中，尤其是在一些有关全局方面的事，往往着眼于当下，忽略于前瞻。约莫在20年或50年前，我们就曾大力提倡讲普通话，而对方言，就很有排斥之意，表现出不屑的样子。而现在却又要来保护方言了。其实，彼时应当做的，应是学习普通话，保护地方话，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方言的意义是文化认同，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内涵、地方特色的载体，当然也是一种有声的符号。比如一些少数民族，或者像上海，如果没有了各自独具特色的方言，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与说话这件事紧密相连的是写字，是对汉字的书写，是对中文的态度。现在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毕业生，所写汉字稚嫩得等同于以前的初中生；而且，有的字潦草得叫人不识。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中文功底很差，打一张几十个字的收据，有两三个错别字；写一封信，逻辑紊乱，语法不通，词不达意，语言枯燥，这些就是代表。原因是对母语忽视，将很多精力，用到外语上去了。这是教育的提倡和社会的畸形要求使然。比如，你要就业，根本不用外语的，也要会外语。逼上梁山，上了梁山却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50年代中期，曾一度风行这样的说法——汉字总归是要改革的，办法是走国际通行的拼音文字。亦即废除汉字，另搞一套。这件事，使后来中国人对汉字的不重视，是否也有影响?而其实，至少在500年内，汉字这一伟大物象，是不能、不应也不会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