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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棋王》这部电影融合了电影大师徐克和严浩的风格，共同表达了二者喜好表现小人物生存的主题。其通过一系列叙事手法与拍摄手法的结合，再现了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生活，并表现出较好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 《棋王》 叙事策略 小人物
《棋王》是大陆作家钟阿城的小说《棋王》与台湾作家张系国的小说《棋王》结合而成的电影。徐克和严浩联合导演，香港电影工作室制作，片长：104min。由梁家辉（饰王一生）、岑建勋（饰程凌）主演。台湾艺术电影界的侯孝贤、李天禄等都参与其中。影片于1991年上映并作为1992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1]但在大陆未获得公映。
电影讲述了两个相似的故事：第一个：在充满都市气息的台湾，作为电视节目《神童世界》的主持人丁玉梅因节目收视率下滑且与上级不和面临着事业的危机。[2]她委托好友程凌帮忙，程凌寻得一位擅长五子棋的小“棋王”王圣方，在带回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其有超能力，后王圣方受伤失去超能力，丁玉梅委身刘悦白教授，圣方在最后时刻威力爆发，在象棋赛上赢了刘教授。第二个：程凌二十多年前在大陆遇到的一个棋王，王一生。王一生棋艺高超，却因文革而上山下乡进行劳动改造。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棋赛。比赛前，却因为随手撕掉大字报而被捕入狱。幸得程凌表哥倪斌帮忙才能脱险，但倪亦因此失去祖传象棋。王感内疚，决定再不参加比赛，与众人发生冲突。在棋赛结束后，王却突然要求与获胜者下棋，并以一敌九。大败八人与第九位老棋王以“和棋”结。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陆处于建设经济特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时代，台湾正处在政治的大变革，社会人心沸腾，社会力量全面释放。是人们颠覆旧有价值观而新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阶段，这种主流的价值观缺乏，在带动社会发展时也引起了人心的动荡。这种颠覆与动荡成为集体的洪流淹没了许多“小人物”的“自我”。这一主题叙述在电影中得到较好体现。在电影拍摄中，尽管严浩后期与徐克失和离场，但是《棋王》仍旧表现了他和徐克的主题风格。严浩的电影主题：“特别围绕小人物面对社会恶劣环境、无力逃脱悲剧命运的核心。”[3]而徐克的电影主题则是：主要人物就算是出身草根阶层都“不会像草根阶层的小人物那样怀才不遇、愤愤不平，而是充满自信地俨然以大人物自居，唯我独尊地一心要干大事业。”[4]二者对命运主题的表达使影片主题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共同表达了小人物在社会洪流中的求生路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影片确实被各种转场（特别是主观转场）弄得断断续续，可是当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影片从意象、画面、语言上传达出的叙事策略，它不仅再现了小人物的生存这一主题，更深化了故事蕴含。
一、象征性意象：十字架
十字架在本片是一件重要的叙事意象，它在影片中的象征意义值得重视。
十字架是基督徒常见的标志，但在这里，它是一件亲情的信物。是倪斌的爸爸留给他，后又从倪斌手里转给了表弟程凌。同时它又象征一种人生的信念。十字架的第一次出现是在阿城的人体素描被红卫兵拾到受批判之后，被倪斌慌张地藏进衣服里。如同银色十字架与红色革命的不和谐一样，倪斌的亲情也是并不被时代所接受的。倪斌的父亲是黑五类，被斗倒了，家里的古董等物品几乎都被当作四旧处理掉了，人生的也走到低谷。这个十字架和倪斌的成分在当时都是不光彩的，是该藏起来的。
倪斌在听完“再教育”讲话后悄悄地丢掉了十字架，他不敢保存了，但是被程凌拾起。随后又丢了两次，而程凌总是锲而不舍地将其拾起。最后在王一生以一敌九胜利之后，倪斌看看自己手上被十字架刺伤已结痂的伤口，突然伸手摸索十字架，这时程凌将其递上。倪斌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爸爸留给我的十字架我现在还不敢要，你帮我保存着，以后有机会再还给我。”十字架串联出倪斌的心路历程，从发自内心的抛弃到重新唤醒，正是在看到“出头”的希望后重新唤起了倪斌对人生的希冀和亲情的保存。
由于影片是平行蒙太奇叙事，因此十字架在此亦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现代”部分不断地作为引子将程凌的思绪拉回童年，在寻找小棋王的过程中也讲述着王一生的故事，达到联系与推进情节的效果。
二、“自我”淹没
本片的画面有一大特色：人多。
从开篇始，就播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录像，接着通过长镜头拍摄的北京长安街迅速转场到了现代台北都市化的大道。到处都是人潮涌动，画面被无数的人填满了。到结尾时依旧播放了这人潮涌动的画面加之林立的广告牌，与充满挥舞的红旗和手臂的海洋。通过对两个时代画面的不断切换，两根主线很明显地树立起来：在当年的大陆，是在滚滚“革命”风暴中，对人本性的压抑和抹煞；而在现代的台湾，则是消费主义和完全商业化的潮流对普通人生活的吞噬。影片通过“人潮”进入故事叙述，最后又是从“人潮”中出来，讲述了小人物终被大众洪流所吞噬的寓言，而其中的挣扎过程又是普罗大众的命运。集体由个体组成，个体被集体吞没，个体的命运写照亦是集体所包含的芸芸众生的写照，两组画面前后呼应，明确了主题。
以上是影片以“总”的视角来叙述主题的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个体来反观时代。在现代部分，女主角丁玉梅遇到失业危机，每当她面临抉择时镜头总会拍摄一则人寿保险的广告。当此时，丁玉梅仰头看完广告心里总会做出决定。那则广告词是：“人生的每一刻都是一个起跑点，为生命增添色彩，珍惜你的每一个机会……把握现在，财富就在你身边。”这种在情节转折点设置标志性话语的方式在电影中几乎代表着箴言。它的存在提醒了观者，主体情感发生了变化。在本片中，其则作为参照物，让我们看到丁玉梅人生方向的偏离。广告总共出现四次，丁玉梅的选择经历了：自己面对，找好朋友程凌帮忙，希望通过小棋王保住工作，委身刘教授。丁玉梅的“自我”在努力维护工作这一过程中逐渐消解，广告的女主角也由她换成别人，直至说出“我做你（刘教授）的棋子，但是我一定要站在赢的那边”时丧失。正如影片中说的：“社会就像一盘棋，棋子很多，棋手很少”，“世事如棋，乾坤莫测，笑尽英雄”。小人物在竞争中最终无法留住“自我”，为了“赢”而把自己变成棋子。 在过去部分，倪斌（外号：高脚卵）也是一个擅长象棋的棋手，却在报名参赛时被负责人的一句：“你长得这么高，下什么象棋呀！你，让他（倪斌）去打篮球”。就这样，心脏不好，擅长象棋的倪斌就去了篮球队，并因不会打而受尽指责与鄙视。后为了救王一生，倪斌失去了心爱的传家宝——乌木象棋，王知道后不愿参赛，他的“你对得起你家人吗”刺痛了倪斌。倪斌伴着雨水歇斯底里地吐尽委屈，“你以为我不想拿回乌木象棋吗？你以为我想把身上的肉送人啊？……”一连串反问，是倪斌内心痛苦的爆发，也是他对现在的自己不满而且痛恨。但是，伴随着大雨的停止，倪斌恢复了平静，安然地说“要去打篮球”，并希望能够打好，这样“在吃饭时可能会有一片肉”。这个场景就如《高老头》的尾声一般：“就在这里，他埋葬了最后一滴眼泪”，放弃自己的良知投入巴黎。倪斌在宣泄之后服从了集体的安排，掩没“自我”，努力地融入大流中（倪斌：“要是我能留下……美好、美好”）。
三、对未来的迷茫
影片中的小人物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也充满畏惧与渴望，这些情感反应了他们对未来的迷茫。而这份迷茫，丰富的表现心理的近景和鲜明的电影语言来展现。
在现代部分的第四次广告出现时，对丁玉梅就使用了近景拍摄，并使用了逆光，有两个逆光画面，光源一次是从霓虹灯闪耀的街道，另一次是从巨大的广告屏幕照来。丁玉梅的剪影显得分外单薄，表现了丁玉梅身陷都市洪流中的窘境。此类使用在影片中多次可见，在此就不细举例子。下面我们来看看本片的对白。
首先是表现希望的：一次倪斌送与其下完棋的王一生归队的路上，两人谈到通过象棋比赛改变命运的问题，王一生：“真的生活会好点吗？”倪斌：“是啊！”还有程凌与其朋友在股票升了之后高喊“明天会更好！”在劝慰丁玉梅时：“做什么都好，千万别放弃自己呀！”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未来仍有希望，还存有想往。
其次是体现畏惧的：在火车上，有人说王一生应该成大器，成为像庄则栋一样的名人时，王一生很认真地说：“名人很容易被人斗的，肚子饿最要紧是有饭吃”。在大雨中，倪斌高喊他“只是想回家”。在程凌因丁玉梅和刘教授打高尔夫而迟到发火时，丁玉梅：“我知道一定有事，所以才找刘教授呀”。王一生的害怕成名被批斗，倪斌害怕现处的环境，丁玉梅害怕丢了工作，都是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再次是反映渴望的：程凌及其朋友问小棋王：“哪个股票会升？”刘教授逼小棋王说出他的未来，倪斌说打好球就能有一块肉吃。影片末尾，一老一小两位棋王一起离开前的对话：王一生：“你知道他们在找什么？”王圣方：“我知道，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想发财，渴望功成名就，想吃肉，结尾的点题都反映了人们对未来满足欲望的渴望，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可能所渴望的具体事物不同，但本质相似，都来源于对不可知的恐惧，及明天的期待。
每一次曾经的价值观的解体都交织着忧伤与浮躁，都会引起一股洪流。[5]这种迷茫就是产生于集体的洪流中，1966年的充斥着红色浪潮的大陆和1983年涌动着经济气息的台湾，都是对前一时代的颠覆与偏离，二者所引起的价值观颠覆其结果异曲而同工。
《棋王》一片既是严浩与徐克风格的结合体，同时亦是现代社会洪流的缩影。其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境况，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上演的悲欢离合，出于时代而终被时代淹没，其略显混乱的风格恰恰是普通人生活杂糅拼接的写照。
[关键词] 《棋王》 叙事策略 小人物
《棋王》是大陆作家钟阿城的小说《棋王》与台湾作家张系国的小说《棋王》结合而成的电影。徐克和严浩联合导演，香港电影工作室制作，片长：104min。由梁家辉（饰王一生）、岑建勋（饰程凌）主演。台湾艺术电影界的侯孝贤、李天禄等都参与其中。影片于1991年上映并作为1992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1]但在大陆未获得公映。
电影讲述了两个相似的故事：第一个：在充满都市气息的台湾，作为电视节目《神童世界》的主持人丁玉梅因节目收视率下滑且与上级不和面临着事业的危机。[2]她委托好友程凌帮忙，程凌寻得一位擅长五子棋的小“棋王”王圣方，在带回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其有超能力，后王圣方受伤失去超能力，丁玉梅委身刘悦白教授，圣方在最后时刻威力爆发，在象棋赛上赢了刘教授。第二个：程凌二十多年前在大陆遇到的一个棋王，王一生。王一生棋艺高超，却因文革而上山下乡进行劳动改造。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棋赛。比赛前，却因为随手撕掉大字报而被捕入狱。幸得程凌表哥倪斌帮忙才能脱险，但倪亦因此失去祖传象棋。王感内疚，决定再不参加比赛，与众人发生冲突。在棋赛结束后，王却突然要求与获胜者下棋，并以一敌九。大败八人与第九位老棋王以“和棋”结。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陆处于建设经济特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时代，台湾正处在政治的大变革，社会人心沸腾，社会力量全面释放。是人们颠覆旧有价值观而新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阶段，这种主流的价值观缺乏，在带动社会发展时也引起了人心的动荡。这种颠覆与动荡成为集体的洪流淹没了许多“小人物”的“自我”。这一主题叙述在电影中得到较好体现。在电影拍摄中，尽管严浩后期与徐克失和离场，但是《棋王》仍旧表现了他和徐克的主题风格。严浩的电影主题：“特别围绕小人物面对社会恶劣环境、无力逃脱悲剧命运的核心。”[3]而徐克的电影主题则是：主要人物就算是出身草根阶层都“不会像草根阶层的小人物那样怀才不遇、愤愤不平，而是充满自信地俨然以大人物自居，唯我独尊地一心要干大事业。”[4]二者对命运主题的表达使影片主题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与无奈，共同表达了小人物在社会洪流中的求生路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影片确实被各种转场（特别是主观转场）弄得断断续续，可是当我们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影片从意象、画面、语言上传达出的叙事策略，它不仅再现了小人物的生存这一主题，更深化了故事蕴含。
一、象征性意象：十字架
十字架在本片是一件重要的叙事意象，它在影片中的象征意义值得重视。
十字架是基督徒常见的标志，但在这里，它是一件亲情的信物。是倪斌的爸爸留给他，后又从倪斌手里转给了表弟程凌。同时它又象征一种人生的信念。十字架的第一次出现是在阿城的人体素描被红卫兵拾到受批判之后，被倪斌慌张地藏进衣服里。如同银色十字架与红色革命的不和谐一样，倪斌的亲情也是并不被时代所接受的。倪斌的父亲是黑五类，被斗倒了，家里的古董等物品几乎都被当作四旧处理掉了，人生的也走到低谷。这个十字架和倪斌的成分在当时都是不光彩的，是该藏起来的。
倪斌在听完“再教育”讲话后悄悄地丢掉了十字架，他不敢保存了，但是被程凌拾起。随后又丢了两次，而程凌总是锲而不舍地将其拾起。最后在王一生以一敌九胜利之后，倪斌看看自己手上被十字架刺伤已结痂的伤口，突然伸手摸索十字架，这时程凌将其递上。倪斌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个爸爸留给我的十字架我现在还不敢要，你帮我保存着，以后有机会再还给我。”十字架串联出倪斌的心路历程，从发自内心的抛弃到重新唤醒，正是在看到“出头”的希望后重新唤起了倪斌对人生的希冀和亲情的保存。
由于影片是平行蒙太奇叙事，因此十字架在此亦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现代”部分不断地作为引子将程凌的思绪拉回童年，在寻找小棋王的过程中也讲述着王一生的故事，达到联系与推进情节的效果。
二、“自我”淹没
本片的画面有一大特色：人多。
从开篇始，就播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录像，接着通过长镜头拍摄的北京长安街迅速转场到了现代台北都市化的大道。到处都是人潮涌动，画面被无数的人填满了。到结尾时依旧播放了这人潮涌动的画面加之林立的广告牌，与充满挥舞的红旗和手臂的海洋。通过对两个时代画面的不断切换，两根主线很明显地树立起来：在当年的大陆，是在滚滚“革命”风暴中，对人本性的压抑和抹煞；而在现代的台湾，则是消费主义和完全商业化的潮流对普通人生活的吞噬。影片通过“人潮”进入故事叙述，最后又是从“人潮”中出来，讲述了小人物终被大众洪流所吞噬的寓言，而其中的挣扎过程又是普罗大众的命运。集体由个体组成，个体被集体吞没，个体的命运写照亦是集体所包含的芸芸众生的写照，两组画面前后呼应，明确了主题。
以上是影片以“总”的视角来叙述主题的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个体来反观时代。在现代部分，女主角丁玉梅遇到失业危机，每当她面临抉择时镜头总会拍摄一则人寿保险的广告。当此时，丁玉梅仰头看完广告心里总会做出决定。那则广告词是：“人生的每一刻都是一个起跑点，为生命增添色彩，珍惜你的每一个机会……把握现在，财富就在你身边。”这种在情节转折点设置标志性话语的方式在电影中几乎代表着箴言。它的存在提醒了观者，主体情感发生了变化。在本片中，其则作为参照物，让我们看到丁玉梅人生方向的偏离。广告总共出现四次，丁玉梅的选择经历了：自己面对，找好朋友程凌帮忙，希望通过小棋王保住工作，委身刘教授。丁玉梅的“自我”在努力维护工作这一过程中逐渐消解，广告的女主角也由她换成别人，直至说出“我做你（刘教授）的棋子，但是我一定要站在赢的那边”时丧失。正如影片中说的：“社会就像一盘棋，棋子很多，棋手很少”，“世事如棋，乾坤莫测，笑尽英雄”。小人物在竞争中最终无法留住“自我”，为了“赢”而把自己变成棋子。 在过去部分，倪斌（外号：高脚卵）也是一个擅长象棋的棋手，却在报名参赛时被负责人的一句：“你长得这么高，下什么象棋呀！你，让他（倪斌）去打篮球”。就这样，心脏不好，擅长象棋的倪斌就去了篮球队，并因不会打而受尽指责与鄙视。后为了救王一生，倪斌失去了心爱的传家宝——乌木象棋，王知道后不愿参赛，他的“你对得起你家人吗”刺痛了倪斌。倪斌伴着雨水歇斯底里地吐尽委屈，“你以为我不想拿回乌木象棋吗？你以为我想把身上的肉送人啊？……”一连串反问，是倪斌内心痛苦的爆发，也是他对现在的自己不满而且痛恨。但是，伴随着大雨的停止，倪斌恢复了平静，安然地说“要去打篮球”，并希望能够打好，这样“在吃饭时可能会有一片肉”。这个场景就如《高老头》的尾声一般：“就在这里，他埋葬了最后一滴眼泪”，放弃自己的良知投入巴黎。倪斌在宣泄之后服从了集体的安排，掩没“自我”，努力地融入大流中（倪斌：“要是我能留下……美好、美好”）。
三、对未来的迷茫
影片中的小人物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也充满畏惧与渴望，这些情感反应了他们对未来的迷茫。而这份迷茫，丰富的表现心理的近景和鲜明的电影语言来展现。
在现代部分的第四次广告出现时，对丁玉梅就使用了近景拍摄，并使用了逆光，有两个逆光画面，光源一次是从霓虹灯闪耀的街道，另一次是从巨大的广告屏幕照来。丁玉梅的剪影显得分外单薄，表现了丁玉梅身陷都市洪流中的窘境。此类使用在影片中多次可见，在此就不细举例子。下面我们来看看本片的对白。
首先是表现希望的：一次倪斌送与其下完棋的王一生归队的路上，两人谈到通过象棋比赛改变命运的问题，王一生：“真的生活会好点吗？”倪斌：“是啊！”还有程凌与其朋友在股票升了之后高喊“明天会更好！”在劝慰丁玉梅时：“做什么都好，千万别放弃自己呀！”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未来仍有希望，还存有想往。
其次是体现畏惧的：在火车上，有人说王一生应该成大器，成为像庄则栋一样的名人时，王一生很认真地说：“名人很容易被人斗的，肚子饿最要紧是有饭吃”。在大雨中，倪斌高喊他“只是想回家”。在程凌因丁玉梅和刘教授打高尔夫而迟到发火时，丁玉梅：“我知道一定有事，所以才找刘教授呀”。王一生的害怕成名被批斗，倪斌害怕现处的环境，丁玉梅害怕丢了工作，都是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
再次是反映渴望的：程凌及其朋友问小棋王：“哪个股票会升？”刘教授逼小棋王说出他的未来，倪斌说打好球就能有一块肉吃。影片末尾，一老一小两位棋王一起离开前的对话：王一生：“你知道他们在找什么？”王圣方：“我知道，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想发财，渴望功成名就，想吃肉，结尾的点题都反映了人们对未来满足欲望的渴望，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可能所渴望的具体事物不同，但本质相似，都来源于对不可知的恐惧，及明天的期待。
每一次曾经的价值观的解体都交织着忧伤与浮躁，都会引起一股洪流。[5]这种迷茫就是产生于集体的洪流中，1966年的充斥着红色浪潮的大陆和1983年涌动着经济气息的台湾，都是对前一时代的颠覆与偏离，二者所引起的价值观颠覆其结果异曲而同工。
《棋王》一片既是严浩与徐克风格的结合体，同时亦是现代社会洪流的缩影。其以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展开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境况，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上演的悲欢离合，出于时代而终被时代淹没，其略显混乱的风格恰恰是普通人生活杂糅拼接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