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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宪踩着一辆平衡车，在一间5000平方米的库房中穿行。他滑到一个金属机械臂前，用低沉的男中音说，“现在进入高潮部分，这是机器人的工作站，有没有种《西部世界》的感觉？”离开库房前，他感慨道，“我们的书放在这样的地方，被这样处理，真是爽极了。”
这是6月6日星期六，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在一场直播中的一幕。这场直播观看人数过百万，那间巨大的仓库是老六创立的《读库》在南通的新库房。尽管由于疫情，张立宪想努力控制人数，现场还是来了200多名观众。
此时，距离去年11月4日，张立宪发出库房面临搬迁的求助信，已经过去7个月。无论是搬迁之初的求助，还是库房敲定后的直播，这家图书公司的库房搬迁行为，就像一位知名导演要发布新片，一家热门科技公司要推出新产品，一位流量明星要发布新歌曲那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个行当里，这算个小小的奇迹。
去年11月4日，文艺青年们的朋友圈里被一封求助信刷屏。求助者是《读库》的创始人张立宪。他在信中称，《读库》北京库房面临不可抗力，将要搬迁，现寻求读者帮忙减少库存，以便搬迁，几乎所有图书都打了八折。
早在去年国庆前，张立宪就有些担心北京拆除违建的一波波行动终有一天会波及自己的仓库。更何况，对于图书仓库还有严格的防火要求。《读库》彼时的库房，基建不符合丙二类标准，后天不可弥补，“就会陷入一种悖论中，永远整改，永远不能达标。”张立宪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张立宪。图/视觉中国
中国变化太快，曾经合规的东西，用日后的新规范去衡量，总会出现问题。张立宪犹豫了一阵，决定搬迁。于是，有了去年那封备受关注的求助信。求助信发出之后，订单纷至沓来。张立宪原本预期能消除三分之一的图书库存，结果被读者买走了近半，天猫、京东渠道的销售额增长300倍。
张立宪的电话也被打爆，很多人找上门，提供搬迁线索和方案。成都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特意飞到北京与他商谈，希望《读库》落户成都。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合适，最终未能成行。也有一些朋友愿意让利将库房租给张立宪，也被他谢绝，他想在商言商，不想把友谊和生意混在一起。
在接连考察了好几个城市之后，终于选择了南通。这个库房的消防标准，几乎是业内顶配，他不用再担心库房因消防问题被查封。此外，由于求助信发出之后订单暴涨，张立宪的公司账上资金充裕，他在直播视频中津津乐道的智能分拣系统，便是用这笔钱购置的。这套系统，耗资过千万。“这笔钱从理论上说，我拿它干什么都行，对吧？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拿来升级企业。要是用它买套别墅自己住，内心多少会有些不安。”张立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在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花这么多钱买智能分拣系统其实并不划算。
虽然张立宪总会说“在商言商”，但他和《读库》的读者之间，一直有一种远超乎商业交易本身的情谊。张立宪去各地办事，喜欢找当地的读者一起吃饭。每当《读库》遇到困难，它的读者也愿意伸出援手：八年前，北京那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中，《读库》的房山库房被淹，八成书被冲走，两成泡水。彼时，这件事的相关消息在微博7小时内被转发2000余次，很多网友表示，已订购一年《读库》，略表心意。
如今这次库房搬迁，张立宪来到南通，专门邀请一位名为季敏枢的当地读者来到现场。介绍起这位读者时，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深情：“《读库》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是通过邮局、银行汇款来支付书款，所以我们公布了五家银行的账号。后来随着移动支付方式的出现，这五个账号的交易越来越少。最近这几年，这五张银行卡，每年只收到一笔预订书款，就是季敏枢这个人。当时一说南通，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人们现在提到张立宪，会想到这是一个偶尔在《圆桌派》或陈晓卿的纪录片中露面的文化圈名人。提到《读库》，又会觉得这是一位老派的出版人操持的一个严肃、甚至有些古旧的出版物。实际上，张立宪创办《读库》的2006年，它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产品。
故事要从张立宪36岁的一场精神危机说起。那年，他已经是在京城文化圈中声名远播的“老六”。工作上，他在现代出版公司擔任副总编。彼时，出版行业还是一个多金、光鲜的行业，外界看来，他是实打实的“成功人士”。但张立宪却陷入一种抑郁的情绪中：不愿意做事，也不愿意见人，发一条短信，要犹豫两天。
“很多的人都是为一个人设而活。36岁前，我活的人设是一个高材生、一个大才子、一个很浪漫或很能干的人。36岁的时候，我已经有条件和外界谈判，就会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会产生巨大的怀疑。”14年后，张立宪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彼时心境。
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将他从抑郁情绪中解救了出来：2005年9月5日的晚上，张立宪从石家庄坐长途大巴回北京，路上遭遇大雾，车子行驶得缓慢，张立宪坐在车里，看着雾蒙蒙的窗外，一些对自己的、对世界的杂乱、迷茫的思绪，渐渐变得清晰，最终指向一个选择：辞职，创办一本叫做《读库》的刊物。
这个看似灵光一闪的选择，背后是他在图书、媒体行业浸淫多年，形成的一个判断：报纸、杂志刊登的是报道篇幅多在5000字以下，图书又篇幅太长。《读库》正好可以切中中等篇幅的非虚构类文章这一空白市场。
操作这类文章时，张立宪一改那些他熟悉并已经厌倦的媒体报道思路：媒体喜欢追寻那些已经知名的人物，他则愿意主动将报刊最常出现的50到100个名人剔除掉，“做那些google和百度上搜不到的内容”。日后来看，这一选择，让《读库》成为很多信息的源头。其中的代表，便是《读库》第一期中，张立宪邀请东东枪写作彼时尚未成名的郭德纲，东东枪为此前后采访了半年时间。
这是6月6日星期六，江湖人称“老六”的张立宪，在一场直播中的一幕。这场直播观看人数过百万，那间巨大的仓库是老六创立的《读库》在南通的新库房。尽管由于疫情，张立宪想努力控制人数，现场还是来了200多名观众。
此时，距离去年11月4日，张立宪发出库房面临搬迁的求助信，已经过去7个月。无论是搬迁之初的求助，还是库房敲定后的直播，这家图书公司的库房搬迁行为，就像一位知名导演要发布新片，一家热门科技公司要推出新产品，一位流量明星要发布新歌曲那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个行当里，这算个小小的奇迹。
一场备受关注的搬迁
去年11月4日，文艺青年们的朋友圈里被一封求助信刷屏。求助者是《读库》的创始人张立宪。他在信中称，《读库》北京库房面临不可抗力，将要搬迁，现寻求读者帮忙减少库存，以便搬迁，几乎所有图书都打了八折。
早在去年国庆前，张立宪就有些担心北京拆除违建的一波波行动终有一天会波及自己的仓库。更何况，对于图书仓库还有严格的防火要求。《读库》彼时的库房，基建不符合丙二类标准，后天不可弥补，“就会陷入一种悖论中，永远整改，永远不能达标。”张立宪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中国变化太快，曾经合规的东西，用日后的新规范去衡量，总会出现问题。张立宪犹豫了一阵，决定搬迁。于是，有了去年那封备受关注的求助信。求助信发出之后，订单纷至沓来。张立宪原本预期能消除三分之一的图书库存，结果被读者买走了近半，天猫、京东渠道的销售额增长300倍。
张立宪的电话也被打爆，很多人找上门，提供搬迁线索和方案。成都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特意飞到北京与他商谈，希望《读库》落户成都。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合适，最终未能成行。也有一些朋友愿意让利将库房租给张立宪，也被他谢绝，他想在商言商，不想把友谊和生意混在一起。
在接连考察了好几个城市之后，终于选择了南通。这个库房的消防标准，几乎是业内顶配，他不用再担心库房因消防问题被查封。此外，由于求助信发出之后订单暴涨，张立宪的公司账上资金充裕，他在直播视频中津津乐道的智能分拣系统，便是用这笔钱购置的。这套系统，耗资过千万。“这笔钱从理论上说，我拿它干什么都行，对吧？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拿来升级企业。要是用它买套别墅自己住，内心多少会有些不安。”张立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便在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花这么多钱买智能分拣系统其实并不划算。
虽然张立宪总会说“在商言商”，但他和《读库》的读者之间，一直有一种远超乎商业交易本身的情谊。张立宪去各地办事，喜欢找当地的读者一起吃饭。每当《读库》遇到困难，它的读者也愿意伸出援手：八年前，北京那场61年来最大的暴雨中，《读库》的房山库房被淹，八成书被冲走，两成泡水。彼时，这件事的相关消息在微博7小时内被转发2000余次，很多网友表示，已订购一年《读库》，略表心意。
如今这次库房搬迁，张立宪来到南通，专门邀请一位名为季敏枢的当地读者来到现场。介绍起这位读者时，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深情：“《读库》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是通过邮局、银行汇款来支付书款，所以我们公布了五家银行的账号。后来随着移动支付方式的出现，这五个账号的交易越来越少。最近这几年，这五张银行卡，每年只收到一笔预订书款，就是季敏枢这个人。当时一说南通，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博客时代的先锋读物
人们现在提到张立宪，会想到这是一个偶尔在《圆桌派》或陈晓卿的纪录片中露面的文化圈名人。提到《读库》，又会觉得这是一位老派的出版人操持的一个严肃、甚至有些古旧的出版物。实际上，张立宪创办《读库》的2006年，它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产品。
故事要从张立宪36岁的一场精神危机说起。那年，他已经是在京城文化圈中声名远播的“老六”。工作上，他在现代出版公司擔任副总编。彼时，出版行业还是一个多金、光鲜的行业，外界看来，他是实打实的“成功人士”。但张立宪却陷入一种抑郁的情绪中：不愿意做事，也不愿意见人，发一条短信，要犹豫两天。
“很多的人都是为一个人设而活。36岁前，我活的人设是一个高材生、一个大才子、一个很浪漫或很能干的人。36岁的时候，我已经有条件和外界谈判，就会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会产生巨大的怀疑。”14年后，张立宪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彼时心境。
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将他从抑郁情绪中解救了出来：2005年9月5日的晚上，张立宪从石家庄坐长途大巴回北京，路上遭遇大雾，车子行驶得缓慢，张立宪坐在车里，看着雾蒙蒙的窗外，一些对自己的、对世界的杂乱、迷茫的思绪，渐渐变得清晰，最终指向一个选择：辞职，创办一本叫做《读库》的刊物。
这个看似灵光一闪的选择，背后是他在图书、媒体行业浸淫多年，形成的一个判断：报纸、杂志刊登的是报道篇幅多在5000字以下，图书又篇幅太长。《读库》正好可以切中中等篇幅的非虚构类文章这一空白市场。
操作这类文章时，张立宪一改那些他熟悉并已经厌倦的媒体报道思路：媒体喜欢追寻那些已经知名的人物，他则愿意主动将报刊最常出现的50到100个名人剔除掉，“做那些google和百度上搜不到的内容”。日后来看，这一选择，让《读库》成为很多信息的源头。其中的代表，便是《读库》第一期中，张立宪邀请东东枪写作彼时尚未成名的郭德纲，东东枪为此前后采访了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