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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翻译家郭建中先生又有新著赠我，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未名讲坛”系列中的《郭建中讲笛福》。本书缘起是郭老师翻译过笛福的两部名著：《鲁滨孙飘流记》（1996）和《摩尔·弗兰德斯》（2003），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研究笛福的生平与创作。退休后，郭老师与夫人如闲云野鹤之神仙眷侣，一半时间旅居美国费城郊外女儿家中，含饴弄孙之余，仍是著述不辍。身处美国的一大好处是找资料容易，只是有关笛福的文献浩如烟海，发掘梳理实在是一番累人的工夫。远离尘嚣的郭老师心无旁鸳专攻学术，终于完成国内第一部关于笛福的评传类著作。笛福被称为英国长篇小说之父，又是现代报刊创始者，作为风格独特的散文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有关其人其作的研究一直是英美“显学”。但我们国内对笛福的研究相对薄弱。郭老师的专著填补了这一空白，书中对笛福生平活动及各类著作，尤其是对他的十部长篇小说作了详细阐述与评论，三十多万字的著作还让读者重温了英国当时人文政经、市井俚俗的历史画卷。笔者由于职业关系，对笛福作为政论家与记者的表现时有共鸣，因为笛福所处时代也正是英国社会的大转型期，据英国评论家卡尔·霍利迪的说法，那是“英国历史上最厚颜无耻、粗鄙猥亵、充斥政治阴谋和苛政专横的时代”。笛福的故事里充满了灾祸与磨难的不详之音，但他悲悯的笔触把悲剧升华为救赎与恩典。
笛福在世的七十一年，英国天灾人祸不断，当时以农业立国（四分之三人口住在乡村）的英伦诸岛正面临工业革命的强大冲击，人间故事比小说更加离奇惊人，笛福这辈子也算是见证了英国在磨难中崛起的历史。笛福童年在伦敦市中心度过，年幼时即经历伦敦的三大灾难：瘟疫、大火和英荷战争（1677）。一六六五年的伦敦大瘟疫总共害死了七万伦敦人（一说十万人）。笛福被家人带到了白金汉郡乡下避难。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员都逃到了牛津郡，但当时的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却毅然留守在城中，一些牧师、医生和药剂师也自愿留下来帮助受难民众。瘟疫过后三年，笛福回到伦敦，他家附近的毕晓普斯盖特街还挖出了许多尸体，这场大瘟疫给小笛福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几十年以后他写《瘟疫年纪事》（国内已有许志强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叙述了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同时也写到瘟疫高峰之际鼠疫医生（plague doctors）每日穿街走巷为病者诊疗的情形。记得这部小说中译本后记中，许志强先生对书中大量插入统计数据、图表、广告和政府公告的纪实手法颇为关注，这种不像小说的写法使它读来更像一篇真实的回忆录，“显得像一个匿名的抄本，仿佛它是撰写于瘟疫流行时期的伦敦，在大火灾中幸存下来，终于交到读者手中……”
第二年（1666）瘟疫之神前脚刚走，伦敦又发生了一场著名的火灾。起火地点在离伦敦桥不远处的布丁巷一家面包店，大火烧了四天，烧光了伦敦市中心五分之四的房屋，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和八十七座教区教堂。笛福一家和他们的店铺幸免于难，但他家的朋友和商业伙伴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三次大灾难是英荷之战。荷兰舰队通过泰晤士河长驱直入梅德韦，攻下查塔姆，英国舰队大部遭毁。奇怪的是，笛福一生的作品中没有对荷英战争作过任何描述，却对一七。三年十一月持续一周的特大暴风雨作了详尽记录，那就是报告文学《暴风雨》。笛福跑到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池”港口调查，又赶到肯特郡去察看农村的灾难现场。他在官方的《伦敦公报》和《每日新闻》上刊登广告，希望征集亲历者的记录，待他回到伦敦，全英国有几百封信向他飞来——笛福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亲历者的叙述。文章里赞扬商人们组织的救援行动（救出了两百多人），对那些哄抢失事船只不救水手的恶劣行径大加鞭挞。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笛福的作品是“事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童年岁月口述的故事，也即属于生活的追忆和神话，而不是生活的审美体验”。这个评价未免带有某种挑剔意味。其实，笛福的故事倒是尽量在抹去追忆的痕迹，甚至竭力营造新闻报道式的现场感，这恰恰是在记忆中寻找生活体验。笛福的叙事态度显然值得深入探讨，《郭建中讲笛福》在追溯笛福如何成为“小说之父”的创作历程时，亦专门强调其特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评论家大抵喜欢拿寓言和传说来说事，可是读者看到的却是苦难、沧桑与救赎。
伟大的著作大抵有一个特殊标志，那就是有许多个层面可以让你进入其中，也许你都不能说哪个层面上的领悟才是正解。好小说就是这样，你看第一遍时也许并不觉得作者有多么高明，仿佛只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庸常故事。看第二遍时，感觉可能聚焦于另一条路径，突然间又有新的发现。就说《鲁滨孙飘流记》，各种各样的解读都有。在文艺小资眼里，也许窥见一颗流浪的心；在真正渴望漂泊的人看来，鲁滨孙就是远方就是向往；在小说家J.M.库切笔下，故事里仿佛有着“他和他的人”的多重叙事；而在政治学者刘瑜看来，那是一个“资本主义新人”；摆到当代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中，显然那是一个形象不佳的殖民主义者……其实，鲁滨孙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水手，当初流落荒岛不可能怀有殖民的宏图大愿，生存的打拼倒是歪打正着地串起了“他和他的人”的殖民历史。其实生存就是故事，笛福就用生存的故事照亮了文明进程。在流落孤岛之前，他精神上是个浪荡子，并非有着真正的诉求。但在荒岛的磨难中，在一场几乎使自己送命的高烧之中，他看到了他的上帝：“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呢？我何以回报他的用意？”在孤岛上待得越久，他的信仰就越虔诚，到最后信仰成了他生存的最强大功力。就这样，遭遇变成了召唤，被遗弃变成了被拯救，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但也留着一扇窗。二十八年里，他在孤岛上创造的不仅是房子农田畜牧，而且是一座朝圣的殿堂。这故事给人性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极有想象力的范本。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学、社会学分析文本，鲁滨孙和星期五的寓言性含义可以被无限放大。在当今学院知识分子的研究课题中，故事的解读往往是一种类比性的智力游戏。
笛福在世的七十一年，英国天灾人祸不断，当时以农业立国（四分之三人口住在乡村）的英伦诸岛正面临工业革命的强大冲击，人间故事比小说更加离奇惊人，笛福这辈子也算是见证了英国在磨难中崛起的历史。笛福童年在伦敦市中心度过，年幼时即经历伦敦的三大灾难：瘟疫、大火和英荷战争（1677）。一六六五年的伦敦大瘟疫总共害死了七万伦敦人（一说十万人）。笛福被家人带到了白金汉郡乡下避难。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员都逃到了牛津郡，但当时的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却毅然留守在城中，一些牧师、医生和药剂师也自愿留下来帮助受难民众。瘟疫过后三年，笛福回到伦敦，他家附近的毕晓普斯盖特街还挖出了许多尸体，这场大瘟疫给小笛福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几十年以后他写《瘟疫年纪事》（国内已有许志强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叙述了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同时也写到瘟疫高峰之际鼠疫医生（plague doctors）每日穿街走巷为病者诊疗的情形。记得这部小说中译本后记中，许志强先生对书中大量插入统计数据、图表、广告和政府公告的纪实手法颇为关注，这种不像小说的写法使它读来更像一篇真实的回忆录，“显得像一个匿名的抄本，仿佛它是撰写于瘟疫流行时期的伦敦，在大火灾中幸存下来，终于交到读者手中……”
第二年（1666）瘟疫之神前脚刚走，伦敦又发生了一场著名的火灾。起火地点在离伦敦桥不远处的布丁巷一家面包店，大火烧了四天，烧光了伦敦市中心五分之四的房屋，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和八十七座教区教堂。笛福一家和他们的店铺幸免于难，但他家的朋友和商业伙伴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三次大灾难是英荷之战。荷兰舰队通过泰晤士河长驱直入梅德韦，攻下查塔姆，英国舰队大部遭毁。奇怪的是，笛福一生的作品中没有对荷英战争作过任何描述，却对一七。三年十一月持续一周的特大暴风雨作了详尽记录，那就是报告文学《暴风雨》。笛福跑到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池”港口调查，又赶到肯特郡去察看农村的灾难现场。他在官方的《伦敦公报》和《每日新闻》上刊登广告，希望征集亲历者的记录，待他回到伦敦，全英国有几百封信向他飞来——笛福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亲历者的叙述。文章里赞扬商人们组织的救援行动（救出了两百多人），对那些哄抢失事船只不救水手的恶劣行径大加鞭挞。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笛福的作品是“事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童年岁月口述的故事，也即属于生活的追忆和神话，而不是生活的审美体验”。这个评价未免带有某种挑剔意味。其实，笛福的故事倒是尽量在抹去追忆的痕迹，甚至竭力营造新闻报道式的现场感，这恰恰是在记忆中寻找生活体验。笛福的叙事态度显然值得深入探讨，《郭建中讲笛福》在追溯笛福如何成为“小说之父”的创作历程时，亦专门强调其特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评论家大抵喜欢拿寓言和传说来说事，可是读者看到的却是苦难、沧桑与救赎。
伟大的著作大抵有一个特殊标志，那就是有许多个层面可以让你进入其中，也许你都不能说哪个层面上的领悟才是正解。好小说就是这样，你看第一遍时也许并不觉得作者有多么高明，仿佛只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庸常故事。看第二遍时，感觉可能聚焦于另一条路径，突然间又有新的发现。就说《鲁滨孙飘流记》，各种各样的解读都有。在文艺小资眼里，也许窥见一颗流浪的心；在真正渴望漂泊的人看来，鲁滨孙就是远方就是向往；在小说家J.M.库切笔下，故事里仿佛有着“他和他的人”的多重叙事；而在政治学者刘瑜看来，那是一个“资本主义新人”；摆到当代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中，显然那是一个形象不佳的殖民主义者……其实，鲁滨孙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水手，当初流落荒岛不可能怀有殖民的宏图大愿，生存的打拼倒是歪打正着地串起了“他和他的人”的殖民历史。其实生存就是故事，笛福就用生存的故事照亮了文明进程。在流落孤岛之前，他精神上是个浪荡子，并非有着真正的诉求。但在荒岛的磨难中，在一场几乎使自己送命的高烧之中，他看到了他的上帝：“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呢？我何以回报他的用意？”在孤岛上待得越久，他的信仰就越虔诚，到最后信仰成了他生存的最强大功力。就这样，遭遇变成了召唤，被遗弃变成了被拯救，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但也留着一扇窗。二十八年里，他在孤岛上创造的不仅是房子农田畜牧，而且是一座朝圣的殿堂。这故事给人性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极有想象力的范本。
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学、社会学分析文本，鲁滨孙和星期五的寓言性含义可以被无限放大。在当今学院知识分子的研究课题中，故事的解读往往是一种类比性的智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