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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地方政府违规用地，国土资源部门设立了土地督察制度，试图以行政问责的方式解决。但是，在土地问责制度之外，还应想办法将土地与财税、金融制度统筹考慮起来。这样，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主体，都很难从制度上打开犯规的缺口。
7月12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全国已发现的土地违规案件中，非法用地涉及全部土地面积的80%，非法占地、批地现象尤其严重。在非法用地涉案人员中，地方政府比例高达80%，是土地违法的主体。他还说，一些地方政府在纵容，甚至在背后操纵违法违规用地，他们采取未批先用、以租代征，擅自设立和扩大开发区等手段，擅自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违规侵占基本农田。
在我们的印象中，开发商为了收获房价暴涨而来的巨大利润会非法占地、囤积土地，但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和监管者，政府为何会成为土地违规的主体呢？
一切问题都要归结到利益上来。
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么呢？那就是地方经济的增长。而在目前，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政绩考核的惯例下，地方政府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但是，在以GDP考核政绩的背后，是我们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方式依赖的就是上项目、铺摊子。谁的摊子大，谁引来的项目多，谁的经济就更有增长点。于是，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一轮轮的开发热潮涌动。各地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城市繁荣而大肆批租土地，于是，一个个工业园兴起了，一座座豪华办公楼矗立了，同时，各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在公共产品的名义下大量兴建。
这样，政府主要官员“一把手”负责制让规划更改变得轻而易举。在这种背景下，郑州一个工业园竟然占用了上万亩土地。
政府要发展经济，钱从哪里来呢？按照1994年的分税制，税收划分成国税、地税。于是在2000年前后，财政收入格局中中央财政占了50%，省市级财政占30%，县乡级财政占20%。但是县乡两级财政不到20%，却要供养政府人员的67%，县乡级财政普遍负债累累。
工业经济效益短时期难以大幅增长，能最快见效益的自然是土地了。土地收益增长最快的就是土地出让金。据调查，浙江比较发达的市县，土地出让金年收入在10亿元到20亿元之间，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头戏。土地税费一般占到地方财政的40%—50%，成为地方财政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这些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外预算。即，这些钱是可以游离于财政体系之外的，面对这样的利益，地方政府能否无动于衷？这就是财税体制的外在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产生扩张用地的内在动力。
供地结构产生的土地价格差距更是让政府官员们不得不打土地的主意。按照国家的供地结构，基础性公益性用地、政府办公楼、城市广场道路、医院等用地，在整个供地量中占40%—50%，工业性用地大约占30%，经营性用地占20%—30%。公益性用地地方政府财政要贴钱，工业用地基本处于赔钱的或保本的境地，而经营性用地则是招拍挂制度，出价高者得地。于是经营性用地价格动辄上百万，上千万每亩，相对工业用地价格的低廉价格和“公共用地”的免费，使得地方政府怦然心动，于是，掌握土地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以租代征、更改规划等各种手段出炉。
我国法律规定，国家土地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地方政府代表全民人民行使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体的缺位，如何保证土地在地方政府手里就能得到保护？在这种制度漏洞下，地方政府似乎天然地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在发展经济和地方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这种土地监护制度经常被人为地篡改。
为了遏制地方政府违规用地，国土资源部门设立了土地督察制度，试图以行政问责的方式解决。但是，在土地问责制度之外，还应想办法将土地与财税、金融制度统筹考虑起来。这样，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主体，都很难从制度上打开犯规的缺口。
7月12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全国已发现的土地违规案件中，非法用地涉及全部土地面积的80%，非法占地、批地现象尤其严重。在非法用地涉案人员中，地方政府比例高达80%，是土地违法的主体。他还说，一些地方政府在纵容，甚至在背后操纵违法违规用地，他们采取未批先用、以租代征，擅自设立和扩大开发区等手段，擅自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违规侵占基本农田。
在我们的印象中，开发商为了收获房价暴涨而来的巨大利润会非法占地、囤积土地，但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和监管者，政府为何会成为土地违规的主体呢？
一切问题都要归结到利益上来。
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么呢？那就是地方经济的增长。而在目前，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政绩考核的惯例下，地方政府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但是，在以GDP考核政绩的背后，是我们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方式依赖的就是上项目、铺摊子。谁的摊子大，谁引来的项目多，谁的经济就更有增长点。于是，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一轮轮的开发热潮涌动。各地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城市繁荣而大肆批租土地，于是，一个个工业园兴起了，一座座豪华办公楼矗立了，同时，各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在公共产品的名义下大量兴建。
这样，政府主要官员“一把手”负责制让规划更改变得轻而易举。在这种背景下，郑州一个工业园竟然占用了上万亩土地。
政府要发展经济，钱从哪里来呢？按照1994年的分税制，税收划分成国税、地税。于是在2000年前后，财政收入格局中中央财政占了50%，省市级财政占30%，县乡级财政占20%。但是县乡两级财政不到20%，却要供养政府人员的67%，县乡级财政普遍负债累累。
工业经济效益短时期难以大幅增长，能最快见效益的自然是土地了。土地收益增长最快的就是土地出让金。据调查，浙江比较发达的市县，土地出让金年收入在10亿元到20亿元之间，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头戏。土地税费一般占到地方财政的40%—50%，成为地方财政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这些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外预算。即，这些钱是可以游离于财政体系之外的，面对这样的利益，地方政府能否无动于衷？这就是财税体制的外在压力，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产生扩张用地的内在动力。
供地结构产生的土地价格差距更是让政府官员们不得不打土地的主意。按照国家的供地结构，基础性公益性用地、政府办公楼、城市广场道路、医院等用地，在整个供地量中占40%—50%，工业性用地大约占30%，经营性用地占20%—30%。公益性用地地方政府财政要贴钱，工业用地基本处于赔钱的或保本的境地，而经营性用地则是招拍挂制度，出价高者得地。于是经营性用地价格动辄上百万，上千万每亩，相对工业用地价格的低廉价格和“公共用地”的免费，使得地方政府怦然心动，于是，掌握土地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以租代征、更改规划等各种手段出炉。
我国法律规定，国家土地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地方政府代表全民人民行使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主体的缺位，如何保证土地在地方政府手里就能得到保护？在这种制度漏洞下，地方政府似乎天然地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在发展经济和地方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这种土地监护制度经常被人为地篡改。
为了遏制地方政府违规用地，国土资源部门设立了土地督察制度，试图以行政问责的方式解决。但是，在土地问责制度之外，还应想办法将土地与财税、金融制度统筹考虑起来。这样，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其他主体，都很难从制度上打开犯规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