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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深沉的爱，贯穿卢永根的一生。
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8月12日4时41分，89岁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卢永根院士，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生前他叮嘱家人，“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两年前，一则“87岁院士捐赠880万元积蓄”的消息“刷爆”了华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农”）的朋友圈。
2017年3月21日，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郑重地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农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一笔又一笔，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187万余元的存款，加上此前转账的693万余元，卢永根夫妇共捐赠毕生积蓄合计880万余元。后来，华农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这是华农建校108年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党培养了我，我将个人财产捐给国家。”在捐赠后，卢永根只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在卢永根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节约，家中陈设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卢永根的学生、华农农学院副教授刘桂富说，老师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电器，还在用老式收音机、台灯。年近九旬的卢永根家里，没有全职保姆，都是夫妇俩自己打饭或做饭。
在入院治疗前，卢永根几乎每天最早来到办公室，忙碌地回复邮件，拿起放大镜读书、看论文。一到中午，他就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地走到莘园饭堂，和学生一起排队，打上两份饭。每份饭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和二两饭。在饭堂吃完，卢永根再买一份饭带回家给老伴徐雪宾。
祖籍广州花都的卢永根，193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其父是一家律师行的高级职员。自小衣食无忧，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高中畢业，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复兴效力。”卢永根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心潮澎湃。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在华农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恩师丁颖。丁颖任院长，卢永根是首届学生。学术上，卢永根紧跟丁颖的步伐，传承学术思想。卢永根继承了丁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师生相差40多岁，却成了“忘年交”。1959年，初为人父的卢永根，给襁褓中的女儿取名为“红丁”，以纪念恩师。
对祖国深沉的爱，贯穿卢永根的一生。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改革开放后，卢永根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曾三次到国外探亲访学，都选择回国。众人百思不得其解，询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卢永根坚定地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卢永根不但坚信只有祖国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还感染带动身边人奉献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海外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回国奉献才智，与卢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种等方面拼命赶超。如今，我国水稻研究技术在很多领域超过了国际水稻研究所。卢永根大刀阔斧改革，推动了华农的跨越式发展。
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了13年华农校长。担任校长期间，他顶住压力，破格晋升“华农八大金刚”，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1987年，华农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困局，职称评定上论资排辈的风气又很重。“当时很多四五十岁的老教师都没有办法晋升，提拔年轻人风险很大。”为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广阔天地，1986年底，卢永根专程到北京向原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何康请示。得到批准后，华农在全国率先打开人才培养新格局。
卢永根仔细阅读每个人的档案，通过谈话考察每个人的品质，在100多人的全校副教授以上会议上进行述职，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不记名投票，并寄到校外进行专家评审。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年龄最小的温思美当时才29岁。如今，这些当年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分别成长为政界、学界的优秀人才。
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拨出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他多方筹措经费，为其建立专门实验室……
这些年，即便头上有多个“光环”，卢永根依然保持“布衣院士”的赤诚底色，保持科学家的求真求知热情和深沉家国情怀，指导学生读书，看论文，整理著述。
卢永根认为，教师和科学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推动自己工作的动力。”“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
晚年，年近九旬的卢永根早在患病前，就办理了遗体捐献卡，愿在身后将遗体无偿地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他表示，“捐献遗体，为党和国家最后一次做出自己的贡献”。
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8月12日4时41分，89岁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卢永根院士，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生前他叮嘱家人，“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两年前，一则“87岁院士捐赠880万元积蓄”的消息“刷爆”了华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华农”）的朋友圈。
2017年3月21日，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郑重地在捐赠协议上签下名字，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农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一笔又一笔，每笔转账都需输密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187万余元的存款，加上此前转账的693万余元，卢永根夫妇共捐赠毕生积蓄合计880万余元。后来，华农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这是华农建校108年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党培养了我，我将个人财产捐给国家。”在捐赠后，卢永根只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在卢永根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节约，家中陈设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卢永根的学生、华农农学院副教授刘桂富说，老师家里几乎没有值钱的电器，还在用老式收音机、台灯。年近九旬的卢永根家里，没有全职保姆，都是夫妇俩自己打饭或做饭。
在入院治疗前，卢永根几乎每天最早来到办公室，忙碌地回复邮件，拿起放大镜读书、看论文。一到中午，他就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地走到莘园饭堂，和学生一起排队，打上两份饭。每份饭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和二两饭。在饭堂吃完，卢永根再买一份饭带回家给老伴徐雪宾。
祖籍广州花都的卢永根，193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其父是一家律师行的高级职员。自小衣食无忧，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高中畢业，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地，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复兴效力。”卢永根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心潮澎湃。
20世纪30年代，我国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在华农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恩师丁颖。丁颖任院长，卢永根是首届学生。学术上，卢永根紧跟丁颖的步伐，传承学术思想。卢永根继承了丁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后来逐渐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师生相差40多岁，却成了“忘年交”。1959年，初为人父的卢永根，给襁褓中的女儿取名为“红丁”，以纪念恩师。
对祖国深沉的爱，贯穿卢永根的一生。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改革开放后，卢永根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决地拒绝了。他曾三次到国外探亲访学，都选择回国。众人百思不得其解，询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卢永根坚定地说，“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卢永根不但坚信只有祖国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还感染带动身边人奉献祖国。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海外留学人才最终选择回国奉献才智，与卢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种等方面拼命赶超。如今，我国水稻研究技术在很多领域超过了国际水稻研究所。卢永根大刀阔斧改革，推动了华农的跨越式发展。
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了13年华农校长。担任校长期间，他顶住压力，破格晋升“华农八大金刚”，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1987年，华农面临着人才断层的困局，职称评定上论资排辈的风气又很重。“当时很多四五十岁的老教师都没有办法晋升，提拔年轻人风险很大。”为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广阔天地，1986年底，卢永根专程到北京向原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何康请示。得到批准后，华农在全国率先打开人才培养新格局。
卢永根仔细阅读每个人的档案，通过谈话考察每个人的品质，在100多人的全校副教授以上会议上进行述职，系、校两级学术委员会不记名投票，并寄到校外进行专家评审。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年龄最小的温思美当时才29岁。如今，这些当年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分别成长为政界、学界的优秀人才。
上世纪80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拨出10万元高额奖励。为让优秀学者刘耀光安心，他多方筹措经费，为其建立专门实验室……
这些年，即便头上有多个“光环”，卢永根依然保持“布衣院士”的赤诚底色，保持科学家的求真求知热情和深沉家国情怀，指导学生读书，看论文，整理著述。
卢永根认为，教师和科学工作者也要讲政治。“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推动自己工作的动力。”“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
晚年，年近九旬的卢永根早在患病前，就办理了遗体捐献卡，愿在身后将遗体无偿地捐献给医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他表示，“捐献遗体，为党和国家最后一次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