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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很多川籍革命家是移民后代，在移民文化和悠久的巴蜀文化熏陶下成长。其中有不少革命家都有参加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川籍革命家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在革命战争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川籍革命家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继续为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以及推动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作出新的贡献。从历史角度看，川籍革命家群体的群体性特征明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领域较宽、影响力大，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川籍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2—0113—09
〔作者〕 李学林，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500
贾儒，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500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以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为奋斗目标的，不是为自己出生的地域谋利益的狭隘革命者。但革命家又是有故乡的。研究出生于某一具体地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况，有助于了解地域文化特点与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文化、教育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言及的川籍革命家是指出生于四川省（包括今重庆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
一、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川籍革命家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原因，与四川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和四川青年学生踊跃参加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都有明显的关系。
（一）移民文化的重要影响
清朝初期，因四川盆地人口稀少，清政府组织了一场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时至今日，四川人口中有80%左右是当年移民的后裔。因此，自清代中期以来，四川人口的构成已经以移民后裔为主。川籍革命家绝大多数也是移民的后代，祖籍以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地为主。例如：朱德祖籍是广东韶关;邓小平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陈毅的家族由江西泰和迁居湖南新宁县，1709年入川;刘伯承祖籍是湖北荆州府江陵县;聂荣臻的家族由江西迁居贵州，再人四川;杨尚昆祖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家族于1696年来到四川;罗瑞卿、李硕勋的祖籍也是湖北;吴玉章、郭沫若的祖籍是福建。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状态，绝大多数人口属于从事小规模生产的自耕农。一般情况下，从事农耕活动的人们缺乏远行的动机，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信息与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移民活动正好弥补这一不足。移民的过程就是文化流動的过程。进入四川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多种文化的聚集与融合。在古代交通、通讯不便的情况下，多元、异质的移民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四川人，往往容易接受异质文化，排外心理较低，有利于完善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拓宽视野，形成积极进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移民中毕竟要多一点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并且有机会接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移民和移民后裔中出现更多的人才并不是偶然的。”
离开故土的移民们，在融入四川当地文化的同时，也建立了宗族组织，修建家族祠堂和同乡会馆。这些组织与场所有助于向后辈传承家族的优良家风和独特的乡土观念，从而将其特有的移民文化传承下来。时至今日，湖北同乡修建的禹王宫、江西同乡修建的万寿宫、广东同乡修建的南华宫等会馆建筑物，在四川多地都仍有保存。因此，四川特有的移民文化、家族文化与会馆文化的结合，使以移民为主体的四川人能够把其文化上的优良品质较好地保持下来。川籍革命家群体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运用及中国化方面能够做出突出贡献，就与此文化品质有关。
（二）四川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
四川盆地虽然四周山脉环绕，但并不封闭落后。盆地北出即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区域陕西，东出三峡即可到达长江中下游。盆地内部均为浅丘陵和平原，交通条件较好。丰富的物产为四川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悠久的农耕文化培育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求真务实精神。四川的文化教育十分兴盛，历史上产生了李冰、扬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历史文化名人。
四川盆地不仅有良好的气候条件，而且盆地内部的岷江、嘉陵江等河流都属于长江流域，在公路、铁路尚不发达的年代，水路交通显得更为便捷。正是这个统一的水系，将四川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便于盆地内部的文化交流，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长江水道“这种最方便与最常用的渠道将盆地内的八方居民联成一体，从交流而融汇，使经济发展成为同一网络，使文化发展成为同一系统”。因此，独特的巴蜀地域文化不仅因其特有的地理环境而产生，而且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易于交往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触发，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危亡，四川的先进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投身革命洪流。接受巴蜀文化熏陶的川籍革命家，对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等近代进步运动的情况，有的“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影响”，有的开始萌发出了“简单的爱国思想”。由此，他们逐渐产生出了追求进步、救国济世的博大胸怀。在其后追求进步的实践探索中，非常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直接推动
四川是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积极的省份之一，其留学人数多，开展范围广泛。除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四川自贡人吴玉章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吴玉章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的发起者之一。他积极筹备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组织，鼓励川籍青年赴法留学，“对于渴求真理、新潮，希望变革、进步的有志青年来说，这种启迪应当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不少四川学生接受了李大钊等人提倡的工读主义思想影响，对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此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和赞助。据统计，在全国20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四川有538人之多，占了20%左右。勤工俭学的大批四川学子也较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部分后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二、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
川籍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以及形成邓小平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留学日本的郭沫若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当时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写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1925年底，他又发表了自己根据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理解而创作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从1931～1938年，郭沫若还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郭沫若所做的这些努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利用当时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中国古代也经历过与西欧同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并很快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已经成为造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一面旗帜。”从1919～1949年，在文学领域才华出众的郭沫若，积极参与“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重要论争，明确提出人民文艺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
赵世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这一时期，他组织成立了“工余读书会”和“消费合作社”。同时还主办了一个面向华工发行的《华工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赵世炎归国以后，在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宣传部长期间主编了作为区委机关刊物（后为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的《政治生活》。他先后在该刊物上以“士炎”等笔名发表了《列宁的生平与教训》《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等数十篇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时局评论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对于当时急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些共产党员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影响显著。
出生于四川成都的田家英，从26岁起就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1966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在毛泽东政治秘书岗位上“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他起草了中共八大的开幕词，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正如杨尚昆同志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的题词中所评价的那样，“他坚持真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理论工作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在理论战线上作出贡献的同志。比如，任白戈曾经担任过“左联”领导职务，发表论文、翻译出版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作出过贡献，等等。
（二）川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从1927年南昌起义、井冈山军事斗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川籍革命家，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军事实践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接受过云南讲武堂的系统军事训练，有在滇军长期作战的经历，在上井冈山之前，朱德已经是一位有着深厚军事理论功底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事家。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红军时期，就与毛泽东共同提出并完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基本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创建人民军队和指挥人民战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朱德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傅钟等人，通过指挥作战、领导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等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求学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129师师长等重要军事职务。他不仅指挥作战足智多谋，而且刻苦钻研军事问题，不断总结军事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作为伟大军事家的地位：“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藝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陈毅革命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红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军长，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以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重要军事职务。作为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亲密战友之一，陈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诸多贡献与心得。在他起草的中共七大军事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为后来朱德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过军事的聂荣臻，曾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等重要军事职务。他提出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设革命军队、建立并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大兵团作战等重要理论。此外，曾经担任过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重要军事职务的罗瑞卿，以及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三）川籍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贡献
由于许多川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力突出、功勋卓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继续担任党政军各个领域的重要职务，这就为其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川籍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全面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建国初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等重要领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在军事理论、军事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积极探索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陈毅从1958年开始担任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外交理论与实践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荣臻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长期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工作，在探索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领导公安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领导剿匪、打黑除恶、禁毒除害等重要工作，为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1958年9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20年之久，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学术职务，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人文社科学者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他以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影响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同度，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川籍革命家在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中的重要贡献
由于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重大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作用，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过程中，他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经过多次修改形成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系统、科学的评价，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加强了党的团结，而且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罗瑞卿在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提出抵制极左思潮的正确主张。1960年，在军队中大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提出所谓“顶峰论”，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義发展史上的顶峰。罗瑞卿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期，尽管罗瑞卿的正确主张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其本人还由此遭到了残酷迫害，但对后来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五）川籍革命家在邓小平理论形成中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集中了全党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立了邓小平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毋庸置疑，邓小平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川籍革命家罗瑞卿、杨尚昆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1975年在军队抓整顿时，罗瑞卿就作为其助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他于1977年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不仅在军队系统协助邓小平领导了拨乱反正工作，清除极左思潮对军队建设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在当时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坚决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要求军报要注意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推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正本清源的工作。正如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的悼词中所评价的那样，罗瑞卿“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这与邓小平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开放后，杨尚昆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积极研究新时期军队现代化问题，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参与制定和调整新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坚决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主张。胡锦涛在《纪念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协助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具体完成了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等重要工作，“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国家主席，在贯彻“一国两制”、“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的特点
川籍革命家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具有群体性特征明显、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领域较宽以及地位突出、影响力大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群体性特征明显
川籍革命家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除了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众多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川籍革命家，还有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赵世炎、刘伯坚、李硕勋等当时在党内已经担任重要职务的革命烈士。就数量而言，全国仅湖南籍革命家可以与川籍革命家相比。“湘、川籍党史人物群体是较为庞大，也是较具影响力的群体。”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收录的1480名党史人物中，四川就收入了90名，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名列前茅，占了不小的比例。
（二）时间跨度较长
川籍革命家群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如前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到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每个阶段川籍革命家群体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重要的领导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中，川籍革命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涉及领域较宽
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几乎涉及各个重要领域。如前所述，川籍革命家群体较多、较早地加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在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者为数众多，单是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四位川籍革命家。在政治领域，杰出政治家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献身革命70多年，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文化领域，“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巨匠郭沫若是近代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外交领域，作为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的陈毅，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地位突出、影响力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少川籍革命家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正国级职务的领导人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政协主席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三人;担任副国级职务的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郭沫若，共五人。他们担任的重要职务为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贡献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付国英）
〔关键词〕 川籍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0）02—0113—09
〔作者〕 李学林，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500
贾儒，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500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以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为奋斗目标的，不是为自己出生的地域谋利益的狭隘革命者。但革命家又是有故乡的。研究出生于某一具体地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况，有助于了解地域文化特点与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文化、教育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言及的川籍革命家是指出生于四川省（包括今重庆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
一、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川籍革命家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的原因，与四川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和四川青年学生踊跃参加20世纪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都有明显的关系。
（一）移民文化的重要影响
清朝初期，因四川盆地人口稀少，清政府组织了一场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时至今日，四川人口中有80%左右是当年移民的后裔。因此，自清代中期以来，四川人口的构成已经以移民后裔为主。川籍革命家绝大多数也是移民的后代，祖籍以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地为主。例如：朱德祖籍是广东韶关;邓小平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陈毅的家族由江西泰和迁居湖南新宁县，1709年入川;刘伯承祖籍是湖北荆州府江陵县;聂荣臻的家族由江西迁居贵州，再人四川;杨尚昆祖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家族于1696年来到四川;罗瑞卿、李硕勋的祖籍也是湖北;吴玉章、郭沫若的祖籍是福建。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状态，绝大多数人口属于从事小规模生产的自耕农。一般情况下，从事农耕活动的人们缺乏远行的动机，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信息与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移民活动正好弥补这一不足。移民的过程就是文化流動的过程。进入四川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多种文化的聚集与融合。在古代交通、通讯不便的情况下，多元、异质的移民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四川人，往往容易接受异质文化，排外心理较低，有利于完善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拓宽视野，形成积极进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移民中毕竟要多一点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并且有机会接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因此移民和移民后裔中出现更多的人才并不是偶然的。”
离开故土的移民们，在融入四川当地文化的同时，也建立了宗族组织，修建家族祠堂和同乡会馆。这些组织与场所有助于向后辈传承家族的优良家风和独特的乡土观念，从而将其特有的移民文化传承下来。时至今日，湖北同乡修建的禹王宫、江西同乡修建的万寿宫、广东同乡修建的南华宫等会馆建筑物，在四川多地都仍有保存。因此，四川特有的移民文化、家族文化与会馆文化的结合，使以移民为主体的四川人能够把其文化上的优良品质较好地保持下来。川籍革命家群体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接受、运用及中国化方面能够做出突出贡献，就与此文化品质有关。
（二）四川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
四川盆地虽然四周山脉环绕，但并不封闭落后。盆地北出即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区域陕西，东出三峡即可到达长江中下游。盆地内部均为浅丘陵和平原，交通条件较好。丰富的物产为四川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悠久的农耕文化培育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求真务实精神。四川的文化教育十分兴盛，历史上产生了李冰、扬雄、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历史文化名人。
四川盆地不仅有良好的气候条件，而且盆地内部的岷江、嘉陵江等河流都属于长江流域，在公路、铁路尚不发达的年代，水路交通显得更为便捷。正是这个统一的水系，将四川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便于盆地内部的文化交流，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长江水道“这种最方便与最常用的渠道将盆地内的八方居民联成一体，从交流而融汇，使经济发展成为同一网络，使文化发展成为同一系统”。因此，独特的巴蜀地域文化不仅因其特有的地理环境而产生，而且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易于交往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触发，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危亡，四川的先进知识分子很早就开始投身革命洪流。接受巴蜀文化熏陶的川籍革命家，对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等近代进步运动的情况，有的“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影响”，有的开始萌发出了“简单的爱国思想”。由此，他们逐渐产生出了追求进步、救国济世的博大胸怀。在其后追求进步的实践探索中，非常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直接推动
四川是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积极的省份之一，其留学人数多，开展范围广泛。除了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四川自贡人吴玉章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吴玉章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的发起者之一。他积极筹备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组织，鼓励川籍青年赴法留学，“对于渴求真理、新潮，希望变革、进步的有志青年来说，这种启迪应当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不少四川学生接受了李大钊等人提倡的工读主义思想影响，对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此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和赞助。据统计，在全国2000多名勤工俭学生中，四川有538人之多，占了20%左右。勤工俭学的大批四川学子也较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部分后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二、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
川籍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以及形成邓小平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留学日本的郭沫若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郭沫若翻译了当时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写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1925年底，他又发表了自己根据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理解而创作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从1931～1938年，郭沫若还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郭沫若所做的这些努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利用当时掌握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中国古代也经历过与西欧同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并很快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已经成为造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一面旗帜。”从1919～1949年，在文学领域才华出众的郭沫若，积极参与“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重要论争，明确提出人民文艺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
赵世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人物之一。这一时期，他组织成立了“工余读书会”和“消费合作社”。同时还主办了一个面向华工发行的《华工周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赵世炎归国以后，在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宣传部长期间主编了作为区委机关刊物（后为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的《政治生活》。他先后在该刊物上以“士炎”等笔名发表了《列宁的生平与教训》《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等数十篇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时局评论为主要内容。这些文章，对于当时急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些共产党员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影响显著。
出生于四川成都的田家英，从26岁起就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1966年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在毛泽东政治秘书岗位上“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他起草了中共八大的开幕词，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正如杨尚昆同志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的题词中所评价的那样，“他坚持真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理论工作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在理论战线上作出贡献的同志。比如，任白戈曾经担任过“左联”领导职务，发表论文、翻译出版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作出过贡献，等等。
（二）川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从1927年南昌起义、井冈山军事斗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川籍革命家，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军事实践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接受过云南讲武堂的系统军事训练，有在滇军长期作战的经历，在上井冈山之前，朱德已经是一位有着深厚军事理论功底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事家。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红军时期，就与毛泽东共同提出并完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基本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创建人民军队和指挥人民战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撰写了许多军事著作。”朱德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傅钟等人，通过指挥作战、领导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等也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求学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129师师长等重要军事职务。他不仅指挥作战足智多谋，而且刻苦钻研军事问题，不断总结军事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军事理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刘伯承作为伟大军事家的地位：“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藝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陈毅革命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红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军长，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以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重要军事职务。作为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亲密战友之一，陈毅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诸多贡献与心得。在他起草的中共七大军事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军事学派”的概念并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为后来朱德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在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过军事的聂荣臻，曾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等重要军事职务。他提出依靠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设革命军队、建立并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大兵团作战等重要理论。此外，曾经担任过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重要军事职务的罗瑞卿，以及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三）川籍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贡献
由于许多川籍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力突出、功勋卓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继续担任党政军各个领域的重要职务，这就为其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川籍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全面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建国初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等重要领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在军事理论、军事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积极探索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陈毅从1958年开始担任外交部长，协助周恩来积极开展外交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外交理论与实践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聂荣臻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长期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工作，在探索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罗瑞卿长期担任公安部长，领导公安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领导剿匪、打黑除恶、禁毒除害等重要工作，为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1958年9月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20年之久，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学术职务，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人文社科学者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他以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影响了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认同度，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川籍革命家在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中的重要贡献
由于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了重大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作用，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理论成果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过程中，他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经过多次修改形成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系统、科学的评价，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加强了党的团结，而且进一步指明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罗瑞卿在准确评价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提出抵制极左思潮的正确主张。1960年，在军队中大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提出所谓“顶峰论”，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義发展史上的顶峰。罗瑞卿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期，尽管罗瑞卿的正确主张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其本人还由此遭到了残酷迫害，但对后来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五）川籍革命家在邓小平理论形成中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集中了全党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立了邓小平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毋庸置疑，邓小平在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川籍革命家罗瑞卿、杨尚昆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1975年在军队抓整顿时，罗瑞卿就作为其助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他于1977年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不仅在军队系统协助邓小平领导了拨乱反正工作，清除极左思潮对军队建设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在当时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坚决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要求军报要注意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推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正本清源的工作。正如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的悼词中所评价的那样，罗瑞卿“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这与邓小平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开放后，杨尚昆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积极研究新时期军队现代化问题，贯彻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参与制定和调整新时期的国家外交政策，坚决支持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主张。胡锦涛在《纪念杨尚昆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协助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具体完成了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等重要工作，“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国家主席，在贯彻“一国两制”、“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突出贡献的特点
川籍革命家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具有群体性特征明显、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领域较宽以及地位突出、影响力大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群体性特征明显
川籍革命家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除了朱德、邓小平、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众多受到全国人民爱戴的川籍革命家，还有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赵世炎、刘伯坚、李硕勋等当时在党内已经担任重要职务的革命烈士。就数量而言，全国仅湖南籍革命家可以与川籍革命家相比。“湘、川籍党史人物群体是较为庞大，也是较具影响力的群体。”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收录的1480名党史人物中，四川就收入了90名，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名列前茅，占了不小的比例。
（二）时间跨度较长
川籍革命家群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如前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到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每个阶段川籍革命家群体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重要的领导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中，川籍革命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涉及领域较宽
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几乎涉及各个重要领域。如前所述，川籍革命家群体较多、较早地加人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在军事领域作出重要贡献者为数众多，单是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四位川籍革命家。在政治领域，杰出政治家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献身革命70多年，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文化领域，“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对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化巨匠郭沫若是近代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外交领域，作为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的陈毅，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思想，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地位突出、影响力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少川籍革命家担任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正国级职务的领导人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政协主席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三人;担任副国级职务的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郭沫若，共五人。他们担任的重要职务为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作出重要贡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川籍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贡献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付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