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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如今整天骂制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主要是从制度中获得了利益的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一部分官员，三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总之，越是日子过得好的人，抱怨越多，骂得越凶。他们为什么能骂？因为生活压力小，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但这个圈子最多也只占人口总数的7%。最普通的老百姓不骂，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60%。
问：为什么从体制中获益的人，反要咒骂体制？
韩毓海：因为没搞清“我是谁”，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很多体制受益者怕走路，怕吃苦，不愿意到那60%人当中，听不到这60%的声音，只能天天听那7%，失去了自我。我读《蒋介石日记》，他天天抱怨人民素质太差，水平太低，发自内心地着急。可北方大片领土沦陷，他却不愿飞到北京去，天天和江浙财阀混在一起，离人民这么远，不能和他们共命运，这怎么可能成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时，毛泽东让他去山西搞土改，他怕干不好，问该怎么办，毛泽东说很简单，就是一刻不能脱离群众。
问：您强调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但更多学者在强调制度、文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中那么大。我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点半一直忙到晚上7点半，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再有就是斗争思维，美国电视上整天都是对打的节目，拳击都算温和的，自由搏击、泰拳之类，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勤奋与斗爭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问：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如何贯彻勤奋与斗争思维呢？
韩毓海：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正如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军事、经济不行，文化也不行，是全面失败。硬实力弱，软实力也弱，国家进入死循环。传统中国轻徭薄赋，可搞现代化，就要投资，就要加大赋税，人民不干。此外屡战屡败，要割地赔款，一个屈辱条约就要赔几亿两银子。背上这个包袱，怎能不涸泽而渔？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魏源提出自制银元，康有为提出废两改元，孙中山提出货币革命。1935年，法币出台，因没有经济基础，只能向英国大笔借款。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法币取消时，通胀已10多万倍，齐白石说他请一次客要花几千万，骇人听闻。可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到后来，国民党都存人民币，因为它坚挺。为什么？因为它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不再被所谓的概念所引导，而是直接与土地和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抗战时，日本鬼子找冀南银行，老百姓全家被杀也不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问：为什么舶来理论没能解决的问题，却在实践中被解决了？
韩毓海：这个问题梁漱溟也思考过，他晚年说，最后才想明白，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
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是在学习西方吗？
韩毓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贯彻了斗争思维。邓小平说过，改革是要以我为主。如果以人为主，那就失败了。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非常了解斗争思维。中国改革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倒下，全球资本第一次自由流通，美国企业不肯投资美国，欧洲企业不肯投资欧洲，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握了机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资本账户坚持不开放，外商盈利基本在本地投资和消费，有效地防止了金融危机，这正是斗争思维的体现。
苏联刚开始拒绝全球化，后来又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经济根本问题在于太单一，是资源出口型经济，可政策来回翻饼，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是因为忽略了斗争思维，停留在概念争论、图纸作业的层面。
问：今天很多人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不谈实务，一切奉美国为圭臬，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在知识阶层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共同的话语规范，而这种单一化的视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韩毓海：关键是我们7%的人对美国了解太少，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美国同样存在着等级的现象，许多人也在抱怨。纽约大学的教学楼电梯很窄，一次要等10多分钟，后来一打听，它原来是车衣厂，1931年发生火灾，电梯太窄，死了200多女工，因为地价特别便宜，被大学买了下来。这要放在中国，要算是罔顾学生生命安全了。在曼哈顿地铁里，经常能看见大老鼠，冬天时，街边躺满了流浪汉，我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后面跟的黑人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躲进下水井去了，那里比较暖和。确实，美国很自由，但美国自由和法国自由是不同的，美国是被动自由，保护的是强者，如果你相貌好、身体壮、脑子聪明，法律就保护你。可如果你天赋不行，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自由。
问：但现实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让人灰心，这也不能无视吧？
韩毓海：问题的关键，还是官员不勤奋，不深入基层，不会干，不想干，所以什么事都委托给所谓的“行家”干，这就脱离了群众。今天出现的“小官大贪”现象应引起高度警惕，山西有个科级干部，贪污了几个亿，其实他给上级最多也就是两条烟，就把他们给糊弄了。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情况，许多朝代都存在，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职位很低，却黑白两道通吃，左右逢源，最终搞出那么大的动荡来。今天应警惕的不是腐败，而是不作为，官越小越腐败，关键在于上级缺乏监管，可上级干什么去了？无非是忙于开会、念文件，空话传达空话，浮在上面，只听7%的意见，结果被食利阶层和空谈阶层所左右。只有官员走向基层，真正勤奋起来，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摘自《北京晨报》）
问：为什么从体制中获益的人，反要咒骂体制？
韩毓海：因为没搞清“我是谁”，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很多体制受益者怕走路，怕吃苦，不愿意到那60%人当中，听不到这60%的声音，只能天天听那7%，失去了自我。我读《蒋介石日记》，他天天抱怨人民素质太差，水平太低，发自内心地着急。可北方大片领土沦陷，他却不愿飞到北京去，天天和江浙财阀混在一起，离人民这么远，不能和他们共命运，这怎么可能成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时，毛泽东让他去山西搞土改，他怕干不好，问该怎么办，毛泽东说很简单，就是一刻不能脱离群众。
问：您强调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但更多学者在强调制度、文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中那么大。我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点半一直忙到晚上7点半，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再有就是斗争思维，美国电视上整天都是对打的节目，拳击都算温和的，自由搏击、泰拳之类，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勤奋与斗爭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问：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如何贯彻勤奋与斗争思维呢？
韩毓海：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正如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军事、经济不行，文化也不行，是全面失败。硬实力弱，软实力也弱，国家进入死循环。传统中国轻徭薄赋，可搞现代化，就要投资，就要加大赋税，人民不干。此外屡战屡败，要割地赔款，一个屈辱条约就要赔几亿两银子。背上这个包袱，怎能不涸泽而渔？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魏源提出自制银元，康有为提出废两改元，孙中山提出货币革命。1935年，法币出台，因没有经济基础，只能向英国大笔借款。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1945年法币取消时，通胀已10多万倍，齐白石说他请一次客要花几千万，骇人听闻。可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到后来，国民党都存人民币，因为它坚挺。为什么？因为它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不再被所谓的概念所引导，而是直接与土地和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抗战时，日本鬼子找冀南银行，老百姓全家被杀也不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问：为什么舶来理论没能解决的问题，却在实践中被解决了？
韩毓海：这个问题梁漱溟也思考过，他晚年说，最后才想明白，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
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是在学习西方吗？
韩毓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贯彻了斗争思维。邓小平说过，改革是要以我为主。如果以人为主，那就失败了。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非常了解斗争思维。中国改革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倒下，全球资本第一次自由流通，美国企业不肯投资美国，欧洲企业不肯投资欧洲，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握了机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资本账户坚持不开放，外商盈利基本在本地投资和消费，有效地防止了金融危机，这正是斗争思维的体现。
苏联刚开始拒绝全球化，后来又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经济根本问题在于太单一，是资源出口型经济，可政策来回翻饼，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是因为忽略了斗争思维，停留在概念争论、图纸作业的层面。
问：今天很多人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不谈实务，一切奉美国为圭臬，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在知识阶层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共同的话语规范，而这种单一化的视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韩毓海：关键是我们7%的人对美国了解太少，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美国同样存在着等级的现象，许多人也在抱怨。纽约大学的教学楼电梯很窄，一次要等10多分钟，后来一打听，它原来是车衣厂，1931年发生火灾，电梯太窄，死了200多女工，因为地价特别便宜，被大学买了下来。这要放在中国，要算是罔顾学生生命安全了。在曼哈顿地铁里，经常能看见大老鼠，冬天时，街边躺满了流浪汉，我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后面跟的黑人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躲进下水井去了，那里比较暖和。确实，美国很自由，但美国自由和法国自由是不同的，美国是被动自由，保护的是强者，如果你相貌好、身体壮、脑子聪明，法律就保护你。可如果你天赋不行，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自由。
问：但现实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让人灰心，这也不能无视吧？
韩毓海：问题的关键，还是官员不勤奋，不深入基层，不会干，不想干，所以什么事都委托给所谓的“行家”干，这就脱离了群众。今天出现的“小官大贪”现象应引起高度警惕，山西有个科级干部，贪污了几个亿，其实他给上级最多也就是两条烟，就把他们给糊弄了。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情况，许多朝代都存在，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职位很低，却黑白两道通吃，左右逢源，最终搞出那么大的动荡来。今天应警惕的不是腐败，而是不作为，官越小越腐败，关键在于上级缺乏监管，可上级干什么去了？无非是忙于开会、念文件，空话传达空话，浮在上面，只听7%的意见，结果被食利阶层和空谈阶层所左右。只有官员走向基层，真正勤奋起来，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摘自《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