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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认识上，西方学界存在两种争论：一是价值论，认为图书馆馆藏必须是高价值的书籍，馆藏应为“严肃的、教育的和最基础的资源”;二是需求理论，主张图书馆的工作应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喜好。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价值理论和需求理论滞后于图书馆资源建设转型的需要。为此，本文试图为图书馆未来的资源建设问题找到全新的解决方案，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转型：提出采购图书问题上价值论与需求论之间的经典矛盾，论证其理论反映两种不同的知识观;质疑价值理论，分析其不可靠性;从实证角度出发，以广州海洋大学PDA模型为例，分析图书资源建设的模式结构;指出PDA模型的缺点，以维基百科和众筹模式为例，展望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认为图书馆资源建设变革势在必行，这是图书馆未来建设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图书采购;知识;互联网;读者众筹;后现代
Abstract：There are two disput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ne is the theory of value， which believes that library collections must be high￣value books， and collections should be “serious， educational and most basic resources”; the other is the demand theory， which advocates that the work of the library should entirely depend on the preferences of the reader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value theory and demand theory lag behind the needs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a brand￣new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It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from five aspects： it puts forward the class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value theory and the demand theory on the issue of purchasing books， and demonstrates that its theory reflects two different views of knowledge; it questions the value theory and analyze its unreliability; from an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it studies the case of the PDA model of Guangzhou Ocean University， analyzing the model structure of book resource construction; it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DA model， studies the case of Wikipedia and the crowd funding model， to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ies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it proposes that the reform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is imperative， and it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Key words：book purchasing; knowledge; Internet; reader crowd funding; postmodern
當谈到图书馆的馆藏开发（特别是书籍）时，似乎有两个原则是无法回避的：一是价值论，二是需求理论。价值论得到了麦威尔·杜威（Melvile Deway）的支持，他认为图书馆必须购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高价值的书籍，馆藏应为“严肃的、教育的和最基础的资源”，包括艺术、科学等多个严肃领域。与之相对，Pull Kert提出的需求理论假设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在选择书籍时，即使有的特定书籍可能对于馆藏资源建设来说未见得十分“适宜”，图书馆的工作也应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喜好[1] 。
事实上，这个话题并非如此简单。价值理论和需求理论背后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观，将问题引向两个不同的极端：authoritarianism and populism，即知识的精英主义和知识的大众主义。一方面，图书馆员、哲学家、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和19世纪所有雄心勃勃的理性主义者（包括杜威）从未放弃过将人类的知识置于严格控制之下的尝试。他们发明了树状图，编制出物质、物种或者书籍的分类体系，勾勒出“人类知识”的蓝图;定义应该保留在人类认知史中的“合格的”和“权威的”信息和样本，而扔掉或修改其余的内容;有时它们还决定了什么是真理和权威[2] 。另一方面，大众化的理想始终存在：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声音，有权决定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每个独立存在的个体。然而，如果没有必要的规范和监管程序，知识可能会被“搅乱”并变成个人评论的“杂烩拼盘”。因此，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发展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尽管有时又需要综合两者的因素来考虑。 由上可知，价值理论和需求理论已不再适用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21世纪构建一种具有革命性知识观的新方法。
一、什么是“好书”？
正如尼采所怀疑的，“好”本身是什么？这个概念从何而来？难道仅仅是上层阶级和贵族阶级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吗？是因为好的事物对他们有用，并且可以夸耀他们的身份吗？[3]对于图书的采购我们想问：什么是好书？什么是高价值的书？仅仅是因为它的受欢迎程度、它的知名作者或者权威的出版机构？还是仅仅由于其主题涉及古典音乐或晦涩的科学理论？然而，对于一位厨师来说，没有什么比一本心仪的食谱更好。图书的价值问题常常会变得十分吊诡。根据图书管理员路华的观点，书籍的价值包含且仅包含以下方面：（1）为了说明书籍的原创性和丰富性。表明及界定作者想通过其内容表达的想法。（2）将知识实体与媒体结合起来，帮助人们获取知识的全貌。有时能提高收藏价值。（3）激发和激励人们，疏解不良情绪。（4）保留和记录人类文化遗产。此外，路华强调这些价值是以被动和潜在的方式存在的，只有当人们捧书而读，与这些书籍真正沟通交流之时，它们的真实价值才会出现[4] 。在路华看来，对书籍的价值概括必须非常笼统，并且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民族的阅读条件。因此，纯粹遵循价值理论来选择书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不切实际的。至今，我们仍然记得一个鲜明的例子：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第一个版本，在宗教大类里甚至没有列举出佛教这一类目，而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这表明杜威只是根据他有限的经验生活和个人学术观点，精心挑选了所谓的“严肃知识”或高价值书籍[2] 。同理，在为图书馆采买书籍之时，我们难以想见有多少位图书馆员只考虑到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很小范围而片面地认为“该书籍理所应当就是好的”。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缪宏才所说：“不要轻易总结书籍的本质。在提及‘书本价值回归’之时，我们需要格外谨慎。”[6]
二、图书采购实践中的需求理论
图书馆充分意识到前文中提到的问题，试图摆脱无形中成为“知識权威”的困境。很多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比如PDA模型——赞助人驱动的采购模式。在国外，PDA通常是指书商提供电子资源的MARC记录列表的模型。读者在查看图书馆的OPAC时具有决定性的权利，可以指定图书馆在一段时间内为读者特定的资源采购或租赁活动付款。但在中国，PDA通常意为“纸质PDA”，涵盖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此，笔者以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PDA模型为例：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的PDA基本工作过程如下：首先，采购图书的馆员收集、选择和管理由书商与出版机构提供的推荐目录;其次，选出读者代表，由代表们选择他们想要的资源并预先形成书目;最后，图书馆员根据书目购买书籍，在此过程中带入自己的判断。令人欣慰的是，PDA模型将决定什么是“好”的权利传递给了读者。同时，由于大学的专家和学习者通常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具有极高或较高的专业素养，他们选出的书的质量还不错，满足了读者的需求[7] 。
尽管如此，与国外实践相比，中国的PDA模式仍然显示出其劣势：一是在主题上，外国图书馆的OPAC和购买书目相结合，增加了读者与购买书目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他们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的机会。与之相反，在中国，学生和老师从来都只是参与者，本质上不是决定和获取书籍的主体，决定和获取书籍的主体仍然是图书馆员。二是对于PDA对象来说，国外图书馆的对象是大多数电子资源，而中国PDA的对象是纸质副本。因此，在价格、质量和及时有效性方面存有差距。购买以后，电子资源可以下载和使用多次;但在选择纸质书时，一次性支付的代价不得不纳入考虑范围，使得选择过程格外慎重。三是缺乏统一和标准的PDA平台，每个图书馆可以构建自己的模型和小的平台，但从未有一个图书馆达到OPAC——购买书目统一的水平，读者选书依然障碍重重，效率低下[8] 。
除上述问题而外，我们还想补充提出一个缺憾：阮冈纳赞“Each reader has his book（每个读者都有其书）”的理想并未得到充分实现。虽然中国的大学（并非全部）和少数公共图书馆有采用PDA模式的情况，但我们大量的基层公共图书馆还停滞在传统采购模式上，这种模式未有大的改观。
三、未来图书采购的转变
正如现代哲学家罗蒂（Rorty）所说：“那些笃信客观性的人……他们必须构建一个具有空间的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将信念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以区分真理和谬误。……那些笃信主观性的人他们将真理视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的东西。他们将正当性与真理之间的差距视为某种可接受的东西，就像实际的善与可能的更好之间的差距一样。只是尽可能地希望主体间达成一致的愿望，尽可能地以‘我们’作为参照的愿望……”[9]哲学家的假设可能是晦涩和不切实际的，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为什么知识和真理必然要被定义和决定？是谁来决定它们的？就像在PDA模式下，读者“奋起反抗”，争取自己选择书籍的权利一样，他们自行认定自己认为是真理的知识。但是，这种权利终归是受到诸多制约的。实际情况是图书馆一年内的经费，必要的空间和书籍的数量有限。图书馆员正试图向读者“转移”或“保有”他们尽可能多的权利。权利是否需要由某人赋予或保留？自出生以来，它们难道不是读者固有的吗？
如今，在Internet的新环境下，情势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罗蒂（Rorty）的想法是，主观主义（根据上面的引用，这意味着社区中的人们聚在一起选择自己的更好的想法，以民主的方式去相信，而不再是某些授权人士所定义的“固定的真理”）与知识的平民主义很有可能实现。以维基百科为例，不同于传统百科全书在添加每条记录（即使传统条目可能是最有趣、最值得深思的事情）时，每一个维基条目必须经历在线公众的辩论、讨论和修订。而且负责编辑任何一条记录的编辑的学术权利应受到公众的监督，如果现实证明其中有任何错误，则需要删除或改进记录。维基百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更新，而准确性又较高（尽管学术界无法认可）。以这种方式，人们完全参与了定义“合格知识”的过程。网络用户不仅获得选择知识的权利，他们也自己亲手创造知识，由此而来，他们从心底接受自己创造的知识。 传统的资源目录，百科全书体系有些过时，而就算由rdf三元组的延伸关系构建起来的结构主义领域本体也显出它的范围局限，它们是现实在数字世界的投射，是人类的积习。这不是互联网的组织形式。真正的互联网秩序，只是数万个智能叶片的杂乱堆砌。至此，人类获取任意事物信息时不用再像个老学究那样，戴着厚重的眼镜，在严谨的知识框架中条分缕析，顺藤摸瓜，最后惊奇地发现那个与自己需求相去甚远的古怪物件，又归于失望。相反，我们在智能叶片的堆叠中任意选取符合需求的叶片，如果不满意，还可以顺着叶片间那细琐的枝干：网络网站间的超链接，不断地执果索因，积少成多，在其过程中你甚至可以偶遇一些不相干但颇有价值的叶片。最后，所有的智能叶片构成一棵你心中独有的参天大树，你还可以选择把它发布，与众人共享你的便利。这甚至不是一种树状结构，它更像是一张网，一张“透亮的人类思维的认识之网”，它将世间万物网罗其中，没有划格子将它们生硬地分门别类的企图，只有网的无限延伸和网与网之间的交叠。智能叶片也许是知识图谱（单元），对应着实体世界的事物，它们身上的“条形码”，不仅是用来赋予其数字世界的唯一标识，也是联系两个世界的键。
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哲学和心理学仅仅将其当作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从世界的原型中而来，从世界对人认识的不否定性中而来，从事物集合间有相似性的部分而来，它们没有明确的边界和概念，人的意见、本质主义和概念化的形式体系也许只不过是对事实的一种简明解释，它冒着剥离人为主体，将知识纯粹客体化的风险，我们甘愿将知识的话语权外化，知识本身也就变得权威化。然而，互联网的知识运作方式绝不是这样，它不屈服于任何知识的权威。任何一个词条在被撰写出来之后，都要接受亿万网民的直接监督，中立性遭受不断质疑，在经过网民的不断激烈讨论后，词条会逐渐趋近那个所谓的中立结果，接近共识。知识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每个人共享和被发现的。借由互联网，人类找回了知识运作的原貌，夺回了认知的兴奋和权利。权威机构和权威的学者们大为不满。于是你可以看出互联网个中的后现代意味。
这是对互联网力量的最初一瞥，也是有意义的一瞥。网络具有回溯到知识生产的上游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的组织或选择的步骤中。一些图书馆开始向维基百科取经，它们发明了“读者众筹”，不再有实际限制或者经费限制。众筹的共同结构是这样的：（1）图书馆（或其他文化和信息学院）提供一个专门设计的网站，供读者浏览所有已完成或尚未完成的作品。有时，作品仅仅是非常有趣的思维火花，或是正式互联网作者写出不连贯的故事情节。（2）读者登录网站并开始选择他们想阅读的书。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将为心仪的作品的出版或制作向作者付款以期作品的完成。（3）图书馆只购买政府或读者资助的作品：它不一定是一本书，它可以是绘画、电影或清晰的小册子[9]37。实施这种模式，图书馆将自己转移到一个“中立的平台”上，不规定知识，却以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和读者的获取热情的方式传播知识。
诚然，本文提到的图书馆的“转换”可能太过彻底。图书馆应保留其某些先天功能，例如，教育、传播文化和科学、组织和规范混乱信息等。对于前两个功能，我们想说的是，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依然存在。在理论上，每个参与者都有确定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公平机会，但实际上其中一些人总是持有更强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重大影响。图书馆（通常代表政府意识形态，共同的社会秩序和追求更高标准的知识的努力）应该是意见领袖之一，但现在它不再是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威权主体。它们提供有益的指導而非强制的指示，甚至连指导也不必太过明确，只是遵循着互联网自由的规则即可。对于最后一个功能，我们认为它仅能保留在纯技术层面：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多种有效的方法来组织与其联系的大量信息。它们不再直接决定一个合理的方法或系统来对知识进行分类[9]40。
总之，人文学科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对宗教、民族主义、社会理想甚至理性或科学失去了已有信心，他们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10]。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应该采取新的反应和措施，以求生存和发展。保留传统机制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但永远不会持续太久。让我们从图书采购的变革开始。
参考文献：
[1]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40.
[2]戴维·温伯格.新数字秩序的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00-200.
[3]NIETZSCHE F， KEITH A.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10-19.
[4]路华.论图书价值及其多样性[J].赤子（上中旬），2014（21）：234.
[5]缪宏才.慎提“图书价值回归”[J].出版广角，2015（1）：40.
[6]杨衡.纸质图书读者决策采购模式（PDA-PB）的实践与思考——以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界，2016（2）：72-75.
[7]彭凤，黄力军.我国读者荐购与读者决策采购之比较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3（19）：32-38.
[8]MICHAEL K.Relativism： Interpretation and Confrontation[M].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65-170.
[9]武小菲.众筹模式：网络时代书籍出版传播的路径与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4（3）.
关键词：图书采购;知识;互联网;读者众筹;后现代
Abstract：There are two disput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ne is the theory of value， which believes that library collections must be high￣value books， and collections should be “serious， educational and most basic resources”; the other is the demand theory， which advocates that the work of the library should entirely depend on the preferences of the reader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value theory and demand theory lag behind the needs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a brand￣new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It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from five aspects： it puts forward the class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value theory and the demand theory on the issue of purchasing books， and demonstrates that its theory reflects two different views of knowledge; it questions the value theory and analyze its unreliability; from an empirical point of view， it studies the case of the PDA model of Guangzhou Ocean University， analyzing the model structure of book resource construction; it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DA model， studies the case of Wikipedia and the crowd funding model， to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braries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it proposes that the reform of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is imperative， and it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libraries.
Key words：book purchasing; knowledge; Internet; reader crowd funding; postmodern
當谈到图书馆的馆藏开发（特别是书籍）时，似乎有两个原则是无法回避的：一是价值论，二是需求理论。价值论得到了麦威尔·杜威（Melvile Deway）的支持，他认为图书馆必须购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高价值的书籍，馆藏应为“严肃的、教育的和最基础的资源”，包括艺术、科学等多个严肃领域。与之相对，Pull Kert提出的需求理论假设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在选择书籍时，即使有的特定书籍可能对于馆藏资源建设来说未见得十分“适宜”，图书馆的工作也应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喜好[1] 。
事实上，这个话题并非如此简单。价值理论和需求理论背后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观，将问题引向两个不同的极端：authoritarianism and populism，即知识的精英主义和知识的大众主义。一方面，图书馆员、哲学家、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和19世纪所有雄心勃勃的理性主义者（包括杜威）从未放弃过将人类的知识置于严格控制之下的尝试。他们发明了树状图，编制出物质、物种或者书籍的分类体系，勾勒出“人类知识”的蓝图;定义应该保留在人类认知史中的“合格的”和“权威的”信息和样本，而扔掉或修改其余的内容;有时它们还决定了什么是真理和权威[2] 。另一方面，大众化的理想始终存在：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声音，有权决定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每个独立存在的个体。然而，如果没有必要的规范和监管程序，知识可能会被“搅乱”并变成个人评论的“杂烩拼盘”。因此，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发展就像钟摆一样，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尽管有时又需要综合两者的因素来考虑。 由上可知，价值理论和需求理论已不再适用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在21世纪构建一种具有革命性知识观的新方法。
一、什么是“好书”？
正如尼采所怀疑的，“好”本身是什么？这个概念从何而来？难道仅仅是上层阶级和贵族阶级在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吗？是因为好的事物对他们有用，并且可以夸耀他们的身份吗？[3]对于图书的采购我们想问：什么是好书？什么是高价值的书？仅仅是因为它的受欢迎程度、它的知名作者或者权威的出版机构？还是仅仅由于其主题涉及古典音乐或晦涩的科学理论？然而，对于一位厨师来说，没有什么比一本心仪的食谱更好。图书的价值问题常常会变得十分吊诡。根据图书管理员路华的观点，书籍的价值包含且仅包含以下方面：（1）为了说明书籍的原创性和丰富性。表明及界定作者想通过其内容表达的想法。（2）将知识实体与媒体结合起来，帮助人们获取知识的全貌。有时能提高收藏价值。（3）激发和激励人们，疏解不良情绪。（4）保留和记录人类文化遗产。此外，路华强调这些价值是以被动和潜在的方式存在的，只有当人们捧书而读，与这些书籍真正沟通交流之时，它们的真实价值才会出现[4] 。在路华看来，对书籍的价值概括必须非常笼统，并且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民族的阅读条件。因此，纯粹遵循价值理论来选择书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是不切实际的。至今，我们仍然记得一个鲜明的例子：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第一个版本，在宗教大类里甚至没有列举出佛教这一类目，而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这表明杜威只是根据他有限的经验生活和个人学术观点，精心挑选了所谓的“严肃知识”或高价值书籍[2] 。同理，在为图书馆采买书籍之时，我们难以想见有多少位图书馆员只考虑到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很小范围而片面地认为“该书籍理所应当就是好的”。正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缪宏才所说：“不要轻易总结书籍的本质。在提及‘书本价值回归’之时，我们需要格外谨慎。”[6]
二、图书采购实践中的需求理论
图书馆充分意识到前文中提到的问题，试图摆脱无形中成为“知識权威”的困境。很多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比如PDA模型——赞助人驱动的采购模式。在国外，PDA通常是指书商提供电子资源的MARC记录列表的模型。读者在查看图书馆的OPAC时具有决定性的权利，可以指定图书馆在一段时间内为读者特定的资源采购或租赁活动付款。但在中国，PDA通常意为“纸质PDA”，涵盖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此，笔者以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PDA模型为例：
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的PDA基本工作过程如下：首先，采购图书的馆员收集、选择和管理由书商与出版机构提供的推荐目录;其次，选出读者代表，由代表们选择他们想要的资源并预先形成书目;最后，图书馆员根据书目购买书籍，在此过程中带入自己的判断。令人欣慰的是，PDA模型将决定什么是“好”的权利传递给了读者。同时，由于大学的专家和学习者通常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具有极高或较高的专业素养，他们选出的书的质量还不错，满足了读者的需求[7] 。
尽管如此，与国外实践相比，中国的PDA模式仍然显示出其劣势：一是在主题上，外国图书馆的OPAC和购买书目相结合，增加了读者与购买书目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他们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的机会。与之相反，在中国，学生和老师从来都只是参与者，本质上不是决定和获取书籍的主体，决定和获取书籍的主体仍然是图书馆员。二是对于PDA对象来说，国外图书馆的对象是大多数电子资源，而中国PDA的对象是纸质副本。因此，在价格、质量和及时有效性方面存有差距。购买以后，电子资源可以下载和使用多次;但在选择纸质书时，一次性支付的代价不得不纳入考虑范围，使得选择过程格外慎重。三是缺乏统一和标准的PDA平台，每个图书馆可以构建自己的模型和小的平台，但从未有一个图书馆达到OPAC——购买书目统一的水平，读者选书依然障碍重重，效率低下[8] 。
除上述问题而外，我们还想补充提出一个缺憾：阮冈纳赞“Each reader has his book（每个读者都有其书）”的理想并未得到充分实现。虽然中国的大学（并非全部）和少数公共图书馆有采用PDA模式的情况，但我们大量的基层公共图书馆还停滞在传统采购模式上，这种模式未有大的改观。
三、未来图书采购的转变
正如现代哲学家罗蒂（Rorty）所说：“那些笃信客观性的人……他们必须构建一个具有空间的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将信念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以区分真理和谬误。……那些笃信主观性的人他们将真理视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的东西。他们将正当性与真理之间的差距视为某种可接受的东西，就像实际的善与可能的更好之间的差距一样。只是尽可能地希望主体间达成一致的愿望，尽可能地以‘我们’作为参照的愿望……”[9]哲学家的假设可能是晦涩和不切实际的，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为什么知识和真理必然要被定义和决定？是谁来决定它们的？就像在PDA模式下，读者“奋起反抗”，争取自己选择书籍的权利一样，他们自行认定自己认为是真理的知识。但是，这种权利终归是受到诸多制约的。实际情况是图书馆一年内的经费，必要的空间和书籍的数量有限。图书馆员正试图向读者“转移”或“保有”他们尽可能多的权利。权利是否需要由某人赋予或保留？自出生以来，它们难道不是读者固有的吗？
如今，在Internet的新环境下，情势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罗蒂（Rorty）的想法是，主观主义（根据上面的引用，这意味着社区中的人们聚在一起选择自己的更好的想法，以民主的方式去相信，而不再是某些授权人士所定义的“固定的真理”）与知识的平民主义很有可能实现。以维基百科为例，不同于传统百科全书在添加每条记录（即使传统条目可能是最有趣、最值得深思的事情）时，每一个维基条目必须经历在线公众的辩论、讨论和修订。而且负责编辑任何一条记录的编辑的学术权利应受到公众的监督，如果现实证明其中有任何错误，则需要删除或改进记录。维基百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更新，而准确性又较高（尽管学术界无法认可）。以这种方式，人们完全参与了定义“合格知识”的过程。网络用户不仅获得选择知识的权利，他们也自己亲手创造知识，由此而来，他们从心底接受自己创造的知识。 传统的资源目录，百科全书体系有些过时，而就算由rdf三元组的延伸关系构建起来的结构主义领域本体也显出它的范围局限，它们是现实在数字世界的投射，是人类的积习。这不是互联网的组织形式。真正的互联网秩序，只是数万个智能叶片的杂乱堆砌。至此，人类获取任意事物信息时不用再像个老学究那样，戴着厚重的眼镜，在严谨的知识框架中条分缕析，顺藤摸瓜，最后惊奇地发现那个与自己需求相去甚远的古怪物件，又归于失望。相反，我们在智能叶片的堆叠中任意选取符合需求的叶片，如果不满意，还可以顺着叶片间那细琐的枝干：网络网站间的超链接，不断地执果索因，积少成多，在其过程中你甚至可以偶遇一些不相干但颇有价值的叶片。最后，所有的智能叶片构成一棵你心中独有的参天大树，你还可以选择把它发布，与众人共享你的便利。这甚至不是一种树状结构，它更像是一张网，一张“透亮的人类思维的认识之网”，它将世间万物网罗其中，没有划格子将它们生硬地分门别类的企图，只有网的无限延伸和网与网之间的交叠。智能叶片也许是知识图谱（单元），对应着实体世界的事物，它们身上的“条形码”，不仅是用来赋予其数字世界的唯一标识，也是联系两个世界的键。
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哲学和心理学仅仅将其当作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从世界的原型中而来，从世界对人认识的不否定性中而来，从事物集合间有相似性的部分而来，它们没有明确的边界和概念，人的意见、本质主义和概念化的形式体系也许只不过是对事实的一种简明解释，它冒着剥离人为主体，将知识纯粹客体化的风险，我们甘愿将知识的话语权外化，知识本身也就变得权威化。然而，互联网的知识运作方式绝不是这样，它不屈服于任何知识的权威。任何一个词条在被撰写出来之后，都要接受亿万网民的直接监督，中立性遭受不断质疑，在经过网民的不断激烈讨论后，词条会逐渐趋近那个所谓的中立结果，接近共识。知识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每个人共享和被发现的。借由互联网，人类找回了知识运作的原貌，夺回了认知的兴奋和权利。权威机构和权威的学者们大为不满。于是你可以看出互联网个中的后现代意味。
这是对互联网力量的最初一瞥，也是有意义的一瞥。网络具有回溯到知识生产的上游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的组织或选择的步骤中。一些图书馆开始向维基百科取经，它们发明了“读者众筹”，不再有实际限制或者经费限制。众筹的共同结构是这样的：（1）图书馆（或其他文化和信息学院）提供一个专门设计的网站，供读者浏览所有已完成或尚未完成的作品。有时，作品仅仅是非常有趣的思维火花，或是正式互联网作者写出不连贯的故事情节。（2）读者登录网站并开始选择他们想阅读的书。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将为心仪的作品的出版或制作向作者付款以期作品的完成。（3）图书馆只购买政府或读者资助的作品：它不一定是一本书，它可以是绘画、电影或清晰的小册子[9]37。实施这种模式，图书馆将自己转移到一个“中立的平台”上，不规定知识，却以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和读者的获取热情的方式传播知识。
诚然，本文提到的图书馆的“转换”可能太过彻底。图书馆应保留其某些先天功能，例如，教育、传播文化和科学、组织和规范混乱信息等。对于前两个功能，我们想说的是，即使是在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依然存在。在理论上，每个参与者都有确定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公平机会，但实际上其中一些人总是持有更强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重大影响。图书馆（通常代表政府意识形态，共同的社会秩序和追求更高标准的知识的努力）应该是意见领袖之一，但现在它不再是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威权主体。它们提供有益的指導而非强制的指示，甚至连指导也不必太过明确，只是遵循着互联网自由的规则即可。对于最后一个功能，我们认为它仅能保留在纯技术层面：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多种有效的方法来组织与其联系的大量信息。它们不再直接决定一个合理的方法或系统来对知识进行分类[9]40。
总之，人文学科正在进入后现代社会，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对宗教、民族主义、社会理想甚至理性或科学失去了已有信心，他们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10]。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应该采取新的反应和措施，以求生存和发展。保留传统机制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但永远不会持续太久。让我们从图书采购的变革开始。
参考文献：
[1]肖希明.信息资源建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40.
[2]戴维·温伯格.新数字秩序的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00-200.
[3]NIETZSCHE F， KEITH A.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10-19.
[4]路华.论图书价值及其多样性[J].赤子（上中旬），2014（21）：234.
[5]缪宏才.慎提“图书价值回归”[J].出版广角，2015（1）：40.
[6]杨衡.纸质图书读者决策采购模式（PDA-PB）的实践与思考——以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界，2016（2）：72-75.
[7]彭凤，黄力军.我国读者荐购与读者决策采购之比较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3（19）：32-38.
[8]MICHAEL K.Relativism： Interpretation and Confrontation[M].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65-170.
[9]武小菲.众筹模式：网络时代书籍出版传播的路径与思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