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课改的深入，文言文教学越来越注重对文字、文学、文化三个层面的挖掘，但同时，文言文的高考题型又使许多教师总是不自觉的把它简单当做解说文言知识的例子，对内容的解读流于僵硬机械的肢解。我们认为，文言文教学应追求“析词理趣、‘言’‘文’并重”。所说的“理趣”，就是指艺术作品包涵的道与理的精妙意味，它无时不散发着“人类智慧”与“人文情怀”。我们可以尝试着用时代还原、效果分析、对文本的现代解读等来打通古今的语体限制,挖掘经典之作背后的文化也即“理趣”。
说到“人类智慧”，我一直很敬佩那个垂暮之年，凭三寸之舌抵挡虎狼般秦国的老人烛之武。备课时，我发现许多参考资料对他的评价都是爱国和充满智慧，可是离开了时代背景的爱国与智慧，往往会让人简单地以现代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来套解古人。于是我尝试深究：都说烛之武“言之有理”，可是何为“理”？《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理”是指事实或论点的是非得失的根据、理由、情理，即要符合大家都遵守尊敬的法则、道德约束。也就是说，从接受上讲，在现代社会要让对方认可你的“理”，我们要依据的是“法”。但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有着另一种存在形式——“礼”。
春秋战国时期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中国人性论史》说：“通过《左传》、《国语》来看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此一时代中，有个共同的理念，不仅范围了人生，而且也范围了宇宙，这即是礼，故春秋是礼的世纪，也即是人文的世纪。”
对此我们还有很多佐证，《礼记·曲礼》云：“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春秋时代，在“家”、“国”一体化的宗法制度下，人们很自然地将父子之间的血缘情感推演为君臣之间的社会关系，将“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扩展为“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从而使“礼”具有了调节整个社会关系的重大作用。“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妇听、姑慈、礼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婴认为，礼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把所有的人伦道德皆归纳于礼的范围之中，礼是当时一切道德的归依，它几乎包括了一切。《左传》有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国语·晋语》亦有记载:“非礼，不终年。” “礼以纪政，国之常也。”种种言论，充分说明了“礼”在调整人际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方面无所不及的包容性。这样一来，“礼”成为一种社会舆论的文化力量，具有一定的社会威力。
当然，春秋战国是个诸侯称霸的年代，颇多不义之战，但人们仍然让自己的非礼之行、非礼之得冠上一个“礼”字，有了“礼”， 社会舆论就会支持你，出师才有“理”，有“礼”有“理”，你才能最终获“利”！这样一来“利”“理”“礼”之间形成了循环往复的三角形关系。《烛之武退秦师》便是围绕着“礼、理、利”上演的一场人间剧目。
剧目是以“秦晋围郑”拉开帷幕的，以瓜分“利”为目的的秦晋两国利用郑国“无礼”、“且贰于楚也”这充足的“理”，使他们的侵略行为合乎当时崇尚的“礼”，有了“利”、“理”、“礼”，素有“秦晋之好”渊源的同盟国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发兵了，一个驻军函陵，一个驻军氾南。
剧情的发展同样与“利”、“理”、“礼”息息相关。先是面对国家“利益”，郑伯听从佚之狐的建议请烛之武出使说和，可烛之武以郑伯以前不能礼贤下士为由“辞”之，可谓“理由”充足，谁想郑伯诚恳道歉，彰显君王大“礼”。面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礼”，且当亡国奴对烛之武亦有不“利”，在这“有礼”“有利”之中，烛之武自然为“夜缒秦师”的壮举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再看烛之武出使后的言辞，对此，我们与其感动于他的爱国热情，惊叹其一夫抵万夫之勇，莫不如折服于烛之武对“利”、“理”、“礼”的个中权衡。对待秦伯，他先以“郑既知亡矣”、“敢以烦执事”的谦逊有“礼”示弱，再以“邻厚君薄”、“君亦无所害”的“利”害关系诱导之，一句“何厌之有”，秦伯如梦惊醒：此等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无“礼”之国又怎会让自己轻松获“利”？“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更是句句在“理”。一句“惟君图之”更是将重“礼”的烛之武由理直气“壮”推向了更高层次——理直气“和”！ 毕竟温和地说理更易让人接受，难怪乎秦伯“悦”！好一个重“礼”之国，好一个智慧的烛之武：围郑无利，保郑有利；晋国无礼，郑国重礼，这有“利”有“礼”，秦伯才深感烛之武言之有“理”！何况侵略总是无“礼”，结盟退师方显秦国有“礼”之师。戏到此处，学生不禁惊呼“有理”！“有礼”！“有利”！
再说晋文公，其又何尝不知这“利”“理”“礼”的个中关系？“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不仁即为无礼；“失其所与，不知”，不知即为无利；“以乱易整，不武”（武：指使用武力时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不武亦为无礼。这一整合，晋侯明白大势已去，现况对己“不利”，如若袭击盟军又要落下“无礼”的恶名，如此一来，围郑已毫无“理由”，一句“吾其还也”，草草结束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这出人间戏剧，世界又暂时回到了“有礼”的常态！
同时，教授《烛之武退秦师》，我们不能只感慨、唏嘘于烛之武一人，文本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组人物群像，郑伯、秦伯、晋侯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镌刻英名，难道不是“人类智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上下君君臣臣一起说礼、辩理、争利，这也为一类人的出场提供了舞台——辩士，人类的智慧如汩汩源泉滋润着一代又一代。
深婉的文言散文又何止于“人类智慧”，还原时代之后反观现代，人活世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谋求利益，苟能寻找到合适的“理由”，方能安然合乎“礼法”，合乎“礼法”方能最终谋得“利益”，自身也才能立足于世。大家做人做事都有理、有礼、有利，这个世界才和谐太平啊！这可能就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对我们的浓浓的“人文情怀”了！
如此一番深究，我不禁恍然：在悠悠二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演绎着利、理、礼纠缠组合的又何止这一出人间剧目呢？《勾践灭吴》中，勾践以礼待民，“旅进旅退”，使国人找到“可无死乎”的理由，最终实现灭吴的大利。《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面对赵太后“必唾其面”的无礼之言，良苦用心，寻找让赵太后舍长安君之小利，保国家之大利的理由。还有《陈情表》，李密面对以礼相待的晋武帝，辞不赴命无礼无利，作为旧臣遗民，赴命亦无礼无利，只能以“孝”为理，既有礼又得利，从而立足于世。
我们看到，短有《论语》长有《史记》，中国古代散文都蕴含着“人类智慧”与“人文情怀”，它们都有着各自深深的“理趣”。我们想要让学生自在地出入古今,让他们在中国传统文明精髓的浸润和滋养中生发情感共鸣。那么，在教授文言散文时，我们就应该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用仰视的视角，“涤除玄览”、“澄怀观道”，把对文化层面中 “理趣”的挖掘作为文本教学的立足点，在“理趣”中获得生命的启迪。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港高级中学（315800）
说到“人类智慧”，我一直很敬佩那个垂暮之年，凭三寸之舌抵挡虎狼般秦国的老人烛之武。备课时，我发现许多参考资料对他的评价都是爱国和充满智慧，可是离开了时代背景的爱国与智慧，往往会让人简单地以现代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来套解古人。于是我尝试深究：都说烛之武“言之有理”，可是何为“理”？《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理”是指事实或论点的是非得失的根据、理由、情理，即要符合大家都遵守尊敬的法则、道德约束。也就是说，从接受上讲，在现代社会要让对方认可你的“理”，我们要依据的是“法”。但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有着另一种存在形式——“礼”。
春秋战国时期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中国人性论史》说：“通过《左传》、《国语》来看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此一时代中，有个共同的理念，不仅范围了人生，而且也范围了宇宙，这即是礼，故春秋是礼的世纪，也即是人文的世纪。”
对此我们还有很多佐证，《礼记·曲礼》云：“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春秋时代，在“家”、“国”一体化的宗法制度下，人们很自然地将父子之间的血缘情感推演为君臣之间的社会关系，将“父父、子子”的家庭伦理扩展为“君君、臣臣”的政治伦理，从而使“礼”具有了调节整个社会关系的重大作用。“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妇听、姑慈、礼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婴认为，礼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把所有的人伦道德皆归纳于礼的范围之中，礼是当时一切道德的归依，它几乎包括了一切。《左传》有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国语·晋语》亦有记载:“非礼，不终年。” “礼以纪政，国之常也。”种种言论，充分说明了“礼”在调整人际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方面无所不及的包容性。这样一来，“礼”成为一种社会舆论的文化力量，具有一定的社会威力。
当然，春秋战国是个诸侯称霸的年代，颇多不义之战，但人们仍然让自己的非礼之行、非礼之得冠上一个“礼”字，有了“礼”， 社会舆论就会支持你，出师才有“理”，有“礼”有“理”，你才能最终获“利”！这样一来“利”“理”“礼”之间形成了循环往复的三角形关系。《烛之武退秦师》便是围绕着“礼、理、利”上演的一场人间剧目。
剧目是以“秦晋围郑”拉开帷幕的，以瓜分“利”为目的的秦晋两国利用郑国“无礼”、“且贰于楚也”这充足的“理”，使他们的侵略行为合乎当时崇尚的“礼”，有了“利”、“理”、“礼”，素有“秦晋之好”渊源的同盟国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发兵了，一个驻军函陵，一个驻军氾南。
剧情的发展同样与“利”、“理”、“礼”息息相关。先是面对国家“利益”，郑伯听从佚之狐的建议请烛之武出使说和，可烛之武以郑伯以前不能礼贤下士为由“辞”之，可谓“理由”充足，谁想郑伯诚恳道歉，彰显君王大“礼”。面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礼”，且当亡国奴对烛之武亦有不“利”，在这“有礼”“有利”之中，烛之武自然为“夜缒秦师”的壮举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再看烛之武出使后的言辞，对此，我们与其感动于他的爱国热情，惊叹其一夫抵万夫之勇，莫不如折服于烛之武对“利”、“理”、“礼”的个中权衡。对待秦伯，他先以“郑既知亡矣”、“敢以烦执事”的谦逊有“礼”示弱，再以“邻厚君薄”、“君亦无所害”的“利”害关系诱导之，一句“何厌之有”，秦伯如梦惊醒：此等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无“礼”之国又怎会让自己轻松获“利”？“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更是句句在“理”。一句“惟君图之”更是将重“礼”的烛之武由理直气“壮”推向了更高层次——理直气“和”！ 毕竟温和地说理更易让人接受，难怪乎秦伯“悦”！好一个重“礼”之国，好一个智慧的烛之武：围郑无利，保郑有利；晋国无礼，郑国重礼，这有“利”有“礼”，秦伯才深感烛之武言之有“理”！何况侵略总是无“礼”，结盟退师方显秦国有“礼”之师。戏到此处，学生不禁惊呼“有理”！“有礼”！“有利”！
再说晋文公，其又何尝不知这“利”“理”“礼”的个中关系？“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不仁即为无礼；“失其所与，不知”，不知即为无利；“以乱易整，不武”（武：指使用武力时所应遵守的道义准则。）不武亦为无礼。这一整合，晋侯明白大势已去，现况对己“不利”，如若袭击盟军又要落下“无礼”的恶名，如此一来，围郑已毫无“理由”，一句“吾其还也”，草草结束了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这出人间戏剧，世界又暂时回到了“有礼”的常态！
同时，教授《烛之武退秦师》，我们不能只感慨、唏嘘于烛之武一人，文本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组人物群像，郑伯、秦伯、晋侯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镌刻英名，难道不是“人类智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上下君君臣臣一起说礼、辩理、争利，这也为一类人的出场提供了舞台——辩士，人类的智慧如汩汩源泉滋润着一代又一代。
深婉的文言散文又何止于“人类智慧”，还原时代之后反观现代，人活世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谋求利益，苟能寻找到合适的“理由”，方能安然合乎“礼法”，合乎“礼法”方能最终谋得“利益”，自身也才能立足于世。大家做人做事都有理、有礼、有利，这个世界才和谐太平啊！这可能就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对我们的浓浓的“人文情怀”了！
如此一番深究，我不禁恍然：在悠悠二千年中国历史长河中，演绎着利、理、礼纠缠组合的又何止这一出人间剧目呢？《勾践灭吴》中，勾践以礼待民，“旅进旅退”，使国人找到“可无死乎”的理由，最终实现灭吴的大利。《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面对赵太后“必唾其面”的无礼之言，良苦用心，寻找让赵太后舍长安君之小利，保国家之大利的理由。还有《陈情表》，李密面对以礼相待的晋武帝，辞不赴命无礼无利，作为旧臣遗民，赴命亦无礼无利，只能以“孝”为理，既有礼又得利，从而立足于世。
我们看到，短有《论语》长有《史记》，中国古代散文都蕴含着“人类智慧”与“人文情怀”，它们都有着各自深深的“理趣”。我们想要让学生自在地出入古今,让他们在中国传统文明精髓的浸润和滋养中生发情感共鸣。那么，在教授文言散文时，我们就应该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用仰视的视角，“涤除玄览”、“澄怀观道”，把对文化层面中 “理趣”的挖掘作为文本教学的立足点，在“理趣”中获得生命的启迪。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港高级中学（31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