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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该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想现在很多大学中人士会这么感觉。
北大一位前任书记曾在书中说，军队和大学是社会的两极，
一方最重纪律，一方最重宽容，社会上其他机构则沿着纪律和宽容的光谱在中间分布。
对中国大学的问题，
6位顶尖的科学家和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2014年底的中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创新论坛上聚在一起，论了一次剑。
从创新切入
几位大牛一开始把话题的中心聚焦于创新，并没有马上抱怨大学所受的束缚，那样太没有君子之风，俗人才一上来就骂街呢。讨论创新这个高大上的词才能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讨论会的主持人，德高望重的蒲慕明开场白：“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全球竞争中面临的很多挑战与创新有关。当前，我们没有多少真正的原创，经常尾随于其他发达国家之后。”创新原创就得有人，So，“我们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
青年才俊施一公马上跟进，但认为应缩小一下范围：“（中国）前30至40名的研究型大学——即中国的常青藤大学——和今天讨论的创新问题最具相关性。”看，一下子就从“人才”跳到了“大学”。蒲老师表示同意。他写过一篇文章，仔细分类了美国的一二三流大学，并讨论了分别应该怎么办，大意是最好的一流大学应该给它最大的自由，爱怎么玩怎么玩，因为你即使不给它考核，老师们出于天生的学术热爱也会跟科研死磕到底。而你列出各种考核指标，反而会把老师拽偏了。
青年才俊性格很急，施一公一下子又跳了一步：“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急功近利。政府把大学看作是就业的引擎，这一点对一些专业化的高校也许是适用的，但绝不适用于顶尖高校。在父母和整个社会的压力下，如今中国顶尖高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为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烦恼。在这种氛围下，几乎没有人真正对创新感兴趣。在顶尖高校，金融是很多大学生首选的主修专业。我的实验室就有一名优秀的学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一段话中意思就跳了好几下——急功近利、就业、高薪、没人关心创新、博士跳槽到金融，而且用的绝对性的词也显得有点多，可以理解是对现状很不满的情绪所致。
校长们说话则和缓些，龚克和吴家玮往回拉了拉。龚克谈到了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科学家专业视野较窄，也影响创新。吴家玮则补充道：“创新分不同种类。比如说，就连如何开好一家快餐店其实都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以高等教育来说，创新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无论说的是名校还是职业学院。”
名校的目标是培养领袖人才
话题很快又回到就业上。
施一公再次开炮：“舆论经常把高等教育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就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观点在媒体上经常被放大，给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顶尖大学造成巨大压力。我认为过于强调就业前景偏离了高等教育的重心。”
龚克校长接着话头佐证，南开大学从2014年11月起就被要求提交一份月度报告，汇报成功签订工作协议的学生比例。
施一公显然不吐不快，虽然其他几位也短暂插话，但施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唱了主角，他抱怨完社会抱怨家长：“我每年都参加与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相关的会议，2012年以前，学生家长也经常参加这些会议。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于就业前景的担忧大于一切，对此你可能难以想象。”
随之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就业的观点：“名校的目标应该是为未来社会培养领袖人才，而不只是让学生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当你用更高的目标来治学、用更高的标准来培养学生，就业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施老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高明的，如果只是想找一个工作，反而会感觉很难找到；但如果咱们同学志存高远，像施老师说的，立志当领袖（“谦虚”些，领导），那一定会认真学习，用心思考，关心社会，个人综合素质一看就是人中龙凤，那找个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但这时您可能真不会在意一份打工的活，创新创业的念头一定会在胸中翻腾。
施老师这个观点也频频见之于中外顶尖大学校长老师的讲话中，这既维护了身份，又堵了别人的嘴——我们不会在意就业率，那太跌身份，那是职业技术学校的目标；但我们培养杰出人才，对他们，找工作是难事吗？而且这话，也只在别人问起就业率时才说，平时根本不会提，只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领袖，压根不提就业之类上不了台面的话。
蒲老师这期间一直作壁上观，没有说话，其实心里明白得很，他马上问了协和陈老师一个问题，问得时机太好了，角度太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7年，具有非常高的影响力。请问协和医学院的相关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他深知协和就是上面观点的最好例证。
陈元方老师详细说开来：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所规模小、选择性强的医科学校。在因美国“珍珠港事件”被迫关闭之前的19年中（1924年首届医学生毕业～1942年），学校仅有310名毕业生，平均每年仅毕业16.3人。但那些学生都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栋梁之才，在临床医学实践、医学研究、公共卫生、护理学以及医学教育等方面具有巨大影响。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学领袖，并成为各类享有声望的研究院的院士或管理层，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国际航空和空间科学院等。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952年和1966年曾两度停办，并于1959年和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两度复校，此后一直致力于重现过去的辉煌。
蒲老有点着急：“您就属于“文革”前毕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一辈毕业生。在您看来，协和医学院何以如此成功？”让陈老师赶紧往大学理念上靠。
陈元方老师心领神会：这与学校的视野和教育理念分不开。一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就非常明确，它的目标是培养医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学校每个方面如何运行。比如，学校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医学预科，目的是让学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语言技能等方面打下坚实和广泛的基础；比起知识的数量，学校更强调思想的质量，鼓励批判性思维和有规律的逻辑思维习惯；它鼓励教授和高级教师与学生定期交流指导的导师制，这不仅对知识传播很关键，而且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也是如此。 看，多么好的一个样板，目标培养最优秀人才，所以搞的是通识教育，全面的素质培养，根本就不提求职找工作就业率这些不上档次的词，但谁没有工作，而且都成了栋梁之才。
这么好的样板，我们或没有学，或没学到点上。
陈元方说，一些医学院通过8年制教育颁发医学博士学位的办法来复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成功模式，但一些措施只是在形式上学协和。比如，国内最有名望之一的一所大学仅仅为医学院设置了1年的医预科项目，几乎没有给人文教育多少关注度，并要求学生在本科教育的最后三年进行高度专业化的医学训练，认为早期专业化可以让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
这击中了大家的痛点，几位大佬你一言我一语，大肆抨击起来，包括蒲老也不再端着，厉声说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学生很早就被分了专业，几乎是从他们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而且高等教育的范围都非常有限与集中。大学不应该沦为职业教育，而应该让学生为此后的一生做准备，给他们广阔的视野和从事他们选择的任何职业的能力，在大学期间应该给学生更多自由去了解自我，发现自己的热情所在。
龚克：早期专业化的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为了促进工业化，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复制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把综合大学分化成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学院，如机械、建筑、航空、铁路与造船。尽管这种模式20年前已经得到逆转，但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陈元方：这种局面亟待尽快解决。否则，我们将会陷入高等教育的死胡同，这不单是在医学方面。问题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类人才？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具有远见卓识、想象力和勇气的领袖人才——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高松：我完全赞同。当前，从教育部到教职员再到学生，专业化的问题在每个层面都根深蒂固。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显著提升创新能力，因为创新越来越需要更广泛的视野。
施一公：由于过于强调就业和直接适用，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很多优秀人才在社会、家长、舆论的重重压力下已然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可能不只存在于中国大陆。
陈元方老师又举出具体事例证明协和模式的正确：我的两位同窗毕业后立刻就被分配到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尽管他们一开始没有任何太空医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两人后来都非常成功，并当选国际宇航科学研究院院士。这是因为他们从协和医学院预科开始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学校聚焦于自然科学基础、素质、能力和潜力教育，而不是专业技能，因此无论他们进入哪一行都能成功。
大学自治是关键
主持人觉得火力有点太猛，需要适度降降温，也别一味批判，人家可能也做了不少事呢，于是把方向一转：教育部提了很多次教育改革。我们也已着手一些需要迫切改革的问题，比如早期专业化和过于强调就业率的问题。那么，大学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北大高松老师马上接道：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建立牢固基础、学科交叉和学生兴趣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北京大学尝试推行专业化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理念。2013年～2014年，为了利用混合式学习的优势，促进校园内的教学与学习，我们已经开发了24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慕课），这些慕课同时也将有益于整个社会。
不过这个话题没能持续太久，诸位还是忍不住抱怨大学中仍不如意之处。
一是教师水平。施一公说，过去20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大跃进”，在此期间，本科生招生总人数从上世纪90年代的500万增加到现在的2000多万。这不仅仅对大学教师数量提出了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质量。我们从哪里突然得到如此多的合格教师？在招生人数急剧扩张的时候，我们是否维持了教育质量？
二是评估体系。龚克校长说，高等教育必须从聚焦数量转向聚焦质量。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是更新我们的质量观与改进相关评估体系。这将会对中国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提升产生彻底和根本性的影响。
三是大学定位。吴家玮老师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集中在中国的名校。但是中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别具有不同的教育目标与宗旨。对于任何教育机构来说，关键是首先要决定它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先作出清晰定位，然后再决定如何实现。一旦这个教育机构的定位被明确设定，作为学校灵魂的教师应该有权决定教学计划并确保计划的落实。
四是大学治理方式。不管是校长还是教师，似乎对这方面怨气最大，大家又大肆批起来。
龚克：学术自由，包括大学自治，是最紧迫的问题。尽管我们总在讨论这个话题，但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在中国仍然是尚待实现的美好愿景。
陈元方：在减少官僚主义干预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没有官僚主义，创新就少了很多限制。
施一公：大学自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拥有足够的自由是教育与科学创新的关键。教育部门在大学应该如何运行的问题上显然不能用“一刀切”的政策，目前是控制得过紧。我想或许它是在担心，一些大学被给予更大的自由空间后可能会不知所措、甚至滥用自主权。这可能是真实情况。但是，让它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比试图微观控制每一所大学要好得多，因为学术自由是“百花齐放”的前提条件以及教育创新的关键。教育自主权的下放，不仅是教育部向试点高校放权，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所试点大学内部，校方也应该给予院系更大的自由，充分调动院系的积极性，让它们决定如何培养本专业的学生，宏观调控院系而不要“一刀切”，过多干涉院系事务。
北大一位前任书记曾在书中说，军队和大学是社会的两极，
一方最重纪律，一方最重宽容，社会上其他机构则沿着纪律和宽容的光谱在中间分布。
对中国大学的问题，
6位顶尖的科学家和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2014年底的中国高等教育与研究创新论坛上聚在一起，论了一次剑。
从创新切入
几位大牛一开始把话题的中心聚焦于创新，并没有马上抱怨大学所受的束缚，那样太没有君子之风，俗人才一上来就骂街呢。讨论创新这个高大上的词才能占领舆论的制高点。
讨论会的主持人，德高望重的蒲慕明开场白：“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全球竞争中面临的很多挑战与创新有关。当前，我们没有多少真正的原创，经常尾随于其他发达国家之后。”创新原创就得有人，So，“我们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
青年才俊施一公马上跟进，但认为应缩小一下范围：“（中国）前30至40名的研究型大学——即中国的常青藤大学——和今天讨论的创新问题最具相关性。”看，一下子就从“人才”跳到了“大学”。蒲老师表示同意。他写过一篇文章，仔细分类了美国的一二三流大学，并讨论了分别应该怎么办，大意是最好的一流大学应该给它最大的自由，爱怎么玩怎么玩，因为你即使不给它考核，老师们出于天生的学术热爱也会跟科研死磕到底。而你列出各种考核指标，反而会把老师拽偏了。
青年才俊性格很急，施一公一下子又跳了一步：“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急功近利。政府把大学看作是就业的引擎，这一点对一些专业化的高校也许是适用的，但绝不适用于顶尖高校。在父母和整个社会的压力下，如今中国顶尖高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在为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烦恼。在这种氛围下，几乎没有人真正对创新感兴趣。在顶尖高校，金融是很多大学生首选的主修专业。我的实验室就有一名优秀的学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一段话中意思就跳了好几下——急功近利、就业、高薪、没人关心创新、博士跳槽到金融，而且用的绝对性的词也显得有点多，可以理解是对现状很不满的情绪所致。
校长们说话则和缓些，龚克和吴家玮往回拉了拉。龚克谈到了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科学家专业视野较窄，也影响创新。吴家玮则补充道：“创新分不同种类。比如说，就连如何开好一家快餐店其实都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以高等教育来说，创新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无论说的是名校还是职业学院。”
名校的目标是培养领袖人才
话题很快又回到就业上。
施一公再次开炮：“舆论经常把高等教育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就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这一观点在媒体上经常被放大，给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顶尖大学造成巨大压力。我认为过于强调就业前景偏离了高等教育的重心。”
龚克校长接着话头佐证，南开大学从2014年11月起就被要求提交一份月度报告，汇报成功签订工作协议的学生比例。
施一公显然不吐不快，虽然其他几位也短暂插话，但施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唱了主角，他抱怨完社会抱怨家长：“我每年都参加与大学新生入学教育相关的会议，2012年以前，学生家长也经常参加这些会议。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于就业前景的担忧大于一切，对此你可能难以想象。”
随之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就业的观点：“名校的目标应该是为未来社会培养领袖人才，而不只是让学生得到一份高薪工作。当你用更高的目标来治学、用更高的标准来培养学生，就业只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施老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高明的，如果只是想找一个工作，反而会感觉很难找到；但如果咱们同学志存高远，像施老师说的，立志当领袖（“谦虚”些，领导），那一定会认真学习，用心思考，关心社会，个人综合素质一看就是人中龙凤，那找个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但这时您可能真不会在意一份打工的活，创新创业的念头一定会在胸中翻腾。
施老师这个观点也频频见之于中外顶尖大学校长老师的讲话中，这既维护了身份，又堵了别人的嘴——我们不会在意就业率，那太跌身份，那是职业技术学校的目标；但我们培养杰出人才，对他们，找工作是难事吗？而且这话，也只在别人问起就业率时才说，平时根本不会提，只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领袖，压根不提就业之类上不了台面的话。
蒲老师这期间一直作壁上观，没有说话，其实心里明白得很，他马上问了协和陈老师一个问题，问得时机太好了，角度太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17年，具有非常高的影响力。请问协和医学院的相关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他深知协和就是上面观点的最好例证。
陈元方老师详细说开来：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所规模小、选择性强的医科学校。在因美国“珍珠港事件”被迫关闭之前的19年中（1924年首届医学生毕业～1942年），学校仅有310名毕业生，平均每年仅毕业16.3人。但那些学生都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栋梁之才，在临床医学实践、医学研究、公共卫生、护理学以及医学教育等方面具有巨大影响。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学领袖，并成为各类享有声望的研究院的院士或管理层，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国际航空和空间科学院等。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952年和1966年曾两度停办，并于1959年和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两度复校，此后一直致力于重现过去的辉煌。
蒲老有点着急：“您就属于“文革”前毕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一辈毕业生。在您看来，协和医学院何以如此成功？”让陈老师赶紧往大学理念上靠。
陈元方老师心领神会：这与学校的视野和教育理念分不开。一开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就非常明确，它的目标是培养医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学校每个方面如何运行。比如，学校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医学预科，目的是让学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语言技能等方面打下坚实和广泛的基础；比起知识的数量，学校更强调思想的质量，鼓励批判性思维和有规律的逻辑思维习惯；它鼓励教授和高级教师与学生定期交流指导的导师制，这不仅对知识传播很关键，而且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也是如此。 看，多么好的一个样板，目标培养最优秀人才，所以搞的是通识教育，全面的素质培养，根本就不提求职找工作就业率这些不上档次的词，但谁没有工作，而且都成了栋梁之才。
这么好的样板，我们或没有学，或没学到点上。
陈元方说，一些医学院通过8年制教育颁发医学博士学位的办法来复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成功模式，但一些措施只是在形式上学协和。比如，国内最有名望之一的一所大学仅仅为医学院设置了1年的医预科项目，几乎没有给人文教育多少关注度，并要求学生在本科教育的最后三年进行高度专业化的医学训练，认为早期专业化可以让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
这击中了大家的痛点，几位大佬你一言我一语，大肆抨击起来，包括蒲老也不再端着，厉声说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学生很早就被分了专业，几乎是从他们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而且高等教育的范围都非常有限与集中。大学不应该沦为职业教育，而应该让学生为此后的一生做准备，给他们广阔的视野和从事他们选择的任何职业的能力，在大学期间应该给学生更多自由去了解自我，发现自己的热情所在。
龚克：早期专业化的问题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为了促进工业化，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复制了前苏联的教育模式，把综合大学分化成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学院，如机械、建筑、航空、铁路与造船。尽管这种模式20年前已经得到逆转，但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陈元方：这种局面亟待尽快解决。否则，我们将会陷入高等教育的死胡同，这不单是在医学方面。问题是，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类人才？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但是这远远不够。我们真正最需要的是在各个领域具有远见卓识、想象力和勇气的领袖人才——他们是中国的未来。
高松：我完全赞同。当前，从教育部到教职员再到学生，专业化的问题在每个层面都根深蒂固。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能显著提升创新能力，因为创新越来越需要更广泛的视野。
施一公：由于过于强调就业和直接适用，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很多优秀人才在社会、家长、舆论的重重压力下已然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可能不只存在于中国大陆。
陈元方老师又举出具体事例证明协和模式的正确：我的两位同窗毕业后立刻就被分配到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尽管他们一开始没有任何太空医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知识，两人后来都非常成功，并当选国际宇航科学研究院院士。这是因为他们从协和医学院预科开始就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学校聚焦于自然科学基础、素质、能力和潜力教育，而不是专业技能，因此无论他们进入哪一行都能成功。
大学自治是关键
主持人觉得火力有点太猛，需要适度降降温，也别一味批判，人家可能也做了不少事呢，于是把方向一转：教育部提了很多次教育改革。我们也已着手一些需要迫切改革的问题，比如早期专业化和过于强调就业率的问题。那么，大学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北大高松老师马上接道：过去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建立牢固基础、学科交叉和学生兴趣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北京大学尝试推行专业化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理念。2013年～2014年，为了利用混合式学习的优势，促进校园内的教学与学习，我们已经开发了24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慕课），这些慕课同时也将有益于整个社会。
不过这个话题没能持续太久，诸位还是忍不住抱怨大学中仍不如意之处。
一是教师水平。施一公说，过去20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大跃进”，在此期间，本科生招生总人数从上世纪90年代的500万增加到现在的2000多万。这不仅仅对大学教师数量提出了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质量。我们从哪里突然得到如此多的合格教师？在招生人数急剧扩张的时候，我们是否维持了教育质量？
二是评估体系。龚克校长说，高等教育必须从聚焦数量转向聚焦质量。改革最重要的一条是更新我们的质量观与改进相关评估体系。这将会对中国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提升产生彻底和根本性的影响。
三是大学定位。吴家玮老师说，我们今天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集中在中国的名校。但是中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分别具有不同的教育目标与宗旨。对于任何教育机构来说，关键是首先要决定它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先作出清晰定位，然后再决定如何实现。一旦这个教育机构的定位被明确设定，作为学校灵魂的教师应该有权决定教学计划并确保计划的落实。
四是大学治理方式。不管是校长还是教师，似乎对这方面怨气最大，大家又大肆批起来。
龚克：学术自由，包括大学自治，是最紧迫的问题。尽管我们总在讨论这个话题，但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在中国仍然是尚待实现的美好愿景。
陈元方：在减少官僚主义干预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没有官僚主义，创新就少了很多限制。
施一公：大学自治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拥有足够的自由是教育与科学创新的关键。教育部门在大学应该如何运行的问题上显然不能用“一刀切”的政策，目前是控制得过紧。我想或许它是在担心，一些大学被给予更大的自由空间后可能会不知所措、甚至滥用自主权。这可能是真实情况。但是，让它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比试图微观控制每一所大学要好得多，因为学术自由是“百花齐放”的前提条件以及教育创新的关键。教育自主权的下放，不仅是教育部向试点高校放权，更重要的是，在同一所试点大学内部，校方也应该给予院系更大的自由，充分调动院系的积极性，让它们决定如何培养本专业的学生，宏观调控院系而不要“一刀切”，过多干涉院系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