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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官学”，肯定都要得到官方的青睐和赏识。否则，无论如何高深，都登不上大雅之堂。官方需要一种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只能到民间的思想资源中去寻找，去挖掘。
而儒学就是这么一个“幸运儿”。自从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学就开始登堂入室了，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被赋予了“正统”的地位。而儒生，这些代表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只能靠嘴巴和脑袋吃饭的“士”，终于一下子土鸡变凤凰，成了“士大夫”，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孔子和孟子，这些在春秋战国时代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思想家，也随着儒学的兴盛而身价倍增。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被称为了“亚圣”，到处受人朝拜。而“孔孟之道”，自此也被中国人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历史选择孔子，青睐了儒学，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中国的发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承认，孔子的儒家学说并不见得比诸子百家中其他学派的观点更先进、更崇高。不说别的，就拿当时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思想来说吧！其“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的“兼爱”思想不可谓不崇高；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社会实践不可谓不真诚；其“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明鬼”、“天志”的理论体系不可谓不完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墨子的思想可能更体现了一种民主和科学的萌芽，远比孔子的“仁”和“礼”要进步得多。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思想，在汉代以后逐渐衰落了。
还有道家思想，其主张“无为”、“自然”和“逍遥游”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不可谓不洒脱；其奉行的“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策略也不能说不高明；而“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相濡以沫，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不可谓不浪漫。但是，道家思想最终也没有成为正统，仅仅在个别朝代的开端时期被信奉，用于开国时期鼓励生产，修复战争创伤的权宜之策。而当一切恢复正常，这种思想随即又被抛弃。汉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翻开历史，道家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没有被奉为治国之道，却成了一些不得意人士平衡心理的精神寄托。那些归隐山林，将身心寄托江河的闲云野鹤，大多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遭到挫折以后，大多数都会转向道家的出世思想。于是，前有儒家，后有道家，满足了中国人得意和失意时的不同需要，平衡了中国人各方面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格局才显得必要。如果说儒家被历史所选择，成了文化的主流，那么，道家则就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地跟随着这个官方意识形态，随时满足其失灵时所带来的精神迷茫和心灵空缺。
法家思想的命运和墨家、道家都不同。它没有被抛弃，也没有衰落下去，而是被改造利用了。这是因为，法家的思想太赤裸裸了，统治者虽然在内心中很认同这种思想，但实在不敢表现出来。谁愿意把自己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呢？所以，法家思想是历代帝王秘而不传的秘籍，只能晚上偷偷地去读，而不敢当着自己的子民去读。
翻开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很多王朝和帝王都是靠法家思想起家的，但最后却卸磨杀驴，将曾经帮助他们的人一一除掉。像吴起、商鞅、韩非子、吕不韦、李斯，这些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不尚空谈，唯求实干，他们都靠自己的思想将一个个诸侯国由贫弱变成了强国。可惜他们的命运却都很悲惨，吴起被杀，韩非子被诛，商鞅被腰斩，李斯被处以极刑……这些擅长“刑名之术”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善终。
原因很简单，君主虽然利用了法家思想，但也感到了这种思想的冷酷和无情。他们对这种思想既爱又恨，爱的是这种思想的有效，恨的是怕这种思想有一天被用在自己身上。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以，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各个王朝在治国之道上一般都是内法外儒。外儒是给人看的，是面子工程；而内核却是法家，是秘而不宣的驭人法宝。可是，这种思想不能说出来，属于旁门左道，登不了大雅之，所以只能受委屈了。
具体到儒家，它不像墨家那么浪漫，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它也不像道家，总是让人感觉在耍阴谋；还有法家，如此赤裸裸，不是把人变得更加野蛮了吗？儒家讲秩序，但归于和谐；讲感情，但从不落入虚幻；讲谋略，但归于仁义。所以，孔子的学说既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从中看到了情感的归依和人生的意义，“智”者从中体察出来的则是如何去统治别人，管理国家。于是，各取所需，儒学的粉墨登场就可以理解了。
时势造英雄，历史的选择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合理的。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孔子，却抛弃了墨子、老子、韩非子，估计仍然还是和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的“黄色文明”有关。正是这种黄色文明使得私有制在中国没有充分发展，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一直没有被私有制的利剑所割断，因而从“图腾崇拜”转向了“祖宗崇拜”，而没有转向“宗教崇拜”。而这个大的背景，也正是孔子恢复“周礼”成功的原因，也是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胜出的关键。正像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会从“封建”转向“集权”一样。
而儒学就是这么一个“幸运儿”。自从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学就开始登堂入室了，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被赋予了“正统”的地位。而儒生，这些代表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只能靠嘴巴和脑袋吃饭的“士”，终于一下子土鸡变凤凰，成了“士大夫”，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孔子和孟子，这些在春秋战国时代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思想家，也随着儒学的兴盛而身价倍增。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被称为了“亚圣”，到处受人朝拜。而“孔孟之道”，自此也被中国人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
历史选择孔子，青睐了儒学，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中国的发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承认，孔子的儒家学说并不见得比诸子百家中其他学派的观点更先进、更崇高。不说别的，就拿当时与儒家同为“显学”的墨家思想来说吧！其“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的“兼爱”思想不可谓不崇高；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社会实践不可谓不真诚；其“尚贤”、“尚同”、“兼爱”、“非攻”、“明鬼”、“天志”的理论体系不可谓不完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墨子的思想可能更体现了一种民主和科学的萌芽，远比孔子的“仁”和“礼”要进步得多。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思想，在汉代以后逐渐衰落了。
还有道家思想，其主张“无为”、“自然”和“逍遥游”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不可谓不洒脱；其奉行的“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策略也不能说不高明；而“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相濡以沫，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不可谓不浪漫。但是，道家思想最终也没有成为正统，仅仅在个别朝代的开端时期被信奉，用于开国时期鼓励生产，修复战争创伤的权宜之策。而当一切恢复正常，这种思想随即又被抛弃。汉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翻开历史，道家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没有被奉为治国之道，却成了一些不得意人士平衡心理的精神寄托。那些归隐山林，将身心寄托江河的闲云野鹤，大多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遭到挫折以后，大多数都会转向道家的出世思想。于是，前有儒家，后有道家，满足了中国人得意和失意时的不同需要，平衡了中国人各方面的心理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道互补的中国文化格局才显得必要。如果说儒家被历史所选择，成了文化的主流，那么，道家则就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地跟随着这个官方意识形态，随时满足其失灵时所带来的精神迷茫和心灵空缺。
法家思想的命运和墨家、道家都不同。它没有被抛弃，也没有衰落下去，而是被改造利用了。这是因为，法家的思想太赤裸裸了，统治者虽然在内心中很认同这种思想，但实在不敢表现出来。谁愿意把自己丑陋的一面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呢？所以，法家思想是历代帝王秘而不传的秘籍，只能晚上偷偷地去读，而不敢当着自己的子民去读。
翻开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滑稽的现象：很多王朝和帝王都是靠法家思想起家的，但最后却卸磨杀驴，将曾经帮助他们的人一一除掉。像吴起、商鞅、韩非子、吕不韦、李斯，这些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不尚空谈，唯求实干，他们都靠自己的思想将一个个诸侯国由贫弱变成了强国。可惜他们的命运却都很悲惨，吴起被杀，韩非子被诛，商鞅被腰斩，李斯被处以极刑……这些擅长“刑名之术”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善终。
原因很简单，君主虽然利用了法家思想，但也感到了这种思想的冷酷和无情。他们对这种思想既爱又恨，爱的是这种思想的有效，恨的是怕这种思想有一天被用在自己身上。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所以，中央集权建立以后，各个王朝在治国之道上一般都是内法外儒。外儒是给人看的，是面子工程；而内核却是法家，是秘而不宣的驭人法宝。可是，这种思想不能说出来，属于旁门左道，登不了大雅之，所以只能受委屈了。
具体到儒家，它不像墨家那么浪漫，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它也不像道家，总是让人感觉在耍阴谋；还有法家，如此赤裸裸，不是把人变得更加野蛮了吗？儒家讲秩序，但归于和谐；讲感情，但从不落入虚幻；讲谋略，但归于仁义。所以，孔子的学说既受到了老百姓的歡迎，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从中看到了情感的归依和人生的意义，“智”者从中体察出来的则是如何去统治别人，管理国家。于是，各取所需，儒学的粉墨登场就可以理解了。
时势造英雄，历史的选择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合理的。中国的历史选择了孔子，却抛弃了墨子、老子、韩非子，估计仍然还是和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的“黄色文明”有关。正是这种黄色文明使得私有制在中国没有充分发展，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一直没有被私有制的利剑所割断，因而从“图腾崇拜”转向了“祖宗崇拜”，而没有转向“宗教崇拜”。而这个大的背景，也正是孔子恢复“周礼”成功的原因，也是儒家在百家争鸣中胜出的关键。正像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会从“封建”转向“集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