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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作为一篇写人记事类散文的典范之作，入选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初、高中语文教材。按照常规的教学要求，我们一般会把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定位在把握老王忠厚的性格特点与不幸的命运遭际，理解作者对老王这样一位底层劳动者的深厚感情上，同时还因为这个板块是“底层的光辉”，我们老师们在教学中还会强调引导学生关注时代洪流下底层人物的个人操守，教育学生应该从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选择中认识人的崇高尊严和价值。但是，我认为如果忽视了对文章重要细节与语句的研读、忽视了杨绛女士特有的人文关怀情结、忽视了文革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可能又难免过于浮浅和片面。
从文章的重要细节与语句来看，很多老师会重点鉴赏老王临死之前送香油鸡蛋的情节和结尾处“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来品味这篇文章的深意。毋庸置疑，这两处都是我们把握老王形象和体会作者对老王的思想感情的传神之笔。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文章还有几处细节我们不容忽视，那就是老王对钱的态度，而且这三处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别具意味。第一处是文章的第五段：“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第二处是第六段：“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第三次是文章第十三段：“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其中，第三处最值得我们去品味。老王不要钱，到底要的是什么？在文革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填饱肚子活下去显然是老王这类下层人民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他把金钱看得并不是太重，很显然，老王说“我不是要钱”，老王最想要的是杨绛夫妇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亲近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可怜的同情的对象。这是人在生存状态下最根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对于老王而言，这才是最大的满足。在人人都把生存当作第一要务的时候，老王却更加看重一个人的尊严和平等的个体生命价值，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从杨绛女士的人文关怀情结来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在其智者思想情感的光影辉映中，杨绛一直坚守自己的真淳坚韧、静穆追远的人生理想和写作信念，她所建立的有着独特内在秩序和美的结构的文学世界里，显现出了一种在人文精神底蕴上不倦追寻和具有文化建构意味的典范意义。”这种人文关怀情结，处处显示着她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存在意义的关注；而《老王》这篇文章的结尾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则更体现着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可贵的对人的反思和自我反省。杨绛一家对老王的帮助，不只限于那些经济上的资助，更有对其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平等的人文关怀；老王对杨绛一家的感激，也不只是因为生活上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更有精神上受到尊重和抚慰的欣慰与满足。所以很多读者甚至教材的编者都认为“底层的光芒”应该集中在老王“善良厚道、知恩图报”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上，我认为这是浮浅的，因其忽视了老王作为一个下层人民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个人生命尊严的捍卫和平等观念的追求，同时也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杨绛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光芒——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以及众生平等的观念。
最后，从文革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来看，那是一个把人不当人来看的时代，在老王的生活中，只有杨绛一家还把他当人看，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和尊重，显然远远超出了物质的范畴和效应。其次，杨绛夫妇在文革中也曾遭到恶劣的污蔑和批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混乱的年代，但是她在追忆混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我们感觉到的更多的不是控诉，而是对人性中善与美的信任和讴歌。正是因为杨绛自己也是善良的，所以她的眼里“人”，所以她更难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综上所述，深读杨绛的《老王》，我们会清醒地认识到，这篇文章不只是表现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一个下层劳动人民身上所具备的善良厚道、知恩图报等优良品德和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不幸者奉献同情与关爱的小美和小善，这里面更有老王对个体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艰难捍卫与坚守的大美，有杨绛这一类知识分子追求平等、善待生命、呼唤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大善与大美，这才是真正的“底层的光芒”，是那个时代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还在烛照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曹成玉，教师，现居江苏靖江。
从文章的重要细节与语句来看，很多老师会重点鉴赏老王临死之前送香油鸡蛋的情节和结尾处“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来品味这篇文章的深意。毋庸置疑，这两处都是我们把握老王形象和体会作者对老王的思想感情的传神之笔。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文章还有几处细节我们不容忽视，那就是老王对钱的态度，而且这三处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别具意味。第一处是文章的第五段：“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第二处是第六段：“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第三次是文章第十三段：“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其中，第三处最值得我们去品味。老王不要钱，到底要的是什么？在文革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填饱肚子活下去显然是老王这类下层人民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他把金钱看得并不是太重，很显然，老王说“我不是要钱”，老王最想要的是杨绛夫妇能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亲近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可怜的同情的对象。这是人在生存状态下最根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对于老王而言，这才是最大的满足。在人人都把生存当作第一要务的时候，老王却更加看重一个人的尊严和平等的个体生命价值，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从杨绛女士的人文关怀情结来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在其智者思想情感的光影辉映中，杨绛一直坚守自己的真淳坚韧、静穆追远的人生理想和写作信念，她所建立的有着独特内在秩序和美的结构的文学世界里，显现出了一种在人文精神底蕴上不倦追寻和具有文化建构意味的典范意义。”这种人文关怀情结，处处显示着她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存在意义的关注；而《老王》这篇文章的结尾句“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则更体现着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可贵的对人的反思和自我反省。杨绛一家对老王的帮助，不只限于那些经济上的资助，更有对其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平等的人文关怀；老王对杨绛一家的感激，也不只是因为生活上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更有精神上受到尊重和抚慰的欣慰与满足。所以很多读者甚至教材的编者都认为“底层的光芒”应该集中在老王“善良厚道、知恩图报”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上，我认为这是浮浅的，因其忽视了老王作为一个下层人民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个人生命尊严的捍卫和平等观念的追求，同时也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杨绛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光芒——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以及众生平等的观念。
最后，从文革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来看，那是一个把人不当人来看的时代，在老王的生活中，只有杨绛一家还把他当人看，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和尊重，显然远远超出了物质的范畴和效应。其次，杨绛夫妇在文革中也曾遭到恶劣的污蔑和批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混乱的年代，但是她在追忆混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我们感觉到的更多的不是控诉，而是对人性中善与美的信任和讴歌。正是因为杨绛自己也是善良的，所以她的眼里“人”，所以她更难看到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综上所述，深读杨绛的《老王》，我们会清醒地认识到，这篇文章不只是表现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一个下层劳动人民身上所具备的善良厚道、知恩图报等优良品德和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不幸者奉献同情与关爱的小美和小善，这里面更有老王对个体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艰难捍卫与坚守的大美，有杨绛这一类知识分子追求平等、善待生命、呼唤尊重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大善与大美，这才是真正的“底层的光芒”，是那个时代甚至直到今天依然还在烛照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曹成玉，教师，现居江苏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