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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浪漫和理想化，是文学作品中三种不同的审美形态和审美风格。所谓感伤，是指作家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形成较大的情感落差后所产生的一种思想和情感反映。具有浪漫风格的作品，其内容常常表现为对自然风光的歌颂，对爱情、友谊的赞美，对作家某种信念的提示，或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表现某种远离世俗的超脱感和虚幻感。理想化则是作家依据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和愿望而创作的作品，常常借助奔放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等手法来加以表现。
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发现除了一部分纯属感伤风格(如李煜后期的诗歌)或浪漫风格(如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歌)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感伤中见浪漫、示理想，形成一种独特的“感伤——浪漫——理想化”的表现结构，而浪漫和理想化常常融为一体。大凡生命力强、经久不衰、千古绝唱式的作品，往往是这类内容和形式结合得相当完美的作品。这类作品立足现实人生，在暴露现实、鞭挞邪恶、展示不幸中，借助浪漫的抒情和理想化的渲染，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并以之唤醒人、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中学语文教材中就不乏这样的篇章。从题材和主旨表现的不同形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基子对严酷现实的不满，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摆脱困难奴役、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
选自《诗经》的《硕鼠》篇，可谓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诗歌以复沓手法，在反复咒骂奴隶主不劳而获、穷奢极欲的剥削行径，揭示严酷不均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喊出了“誓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时代强音，深切地表现出奴隶们欲摆脱贫困，摆脱剥削和压迫，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可以说，这既是奴隶们不堪忍受奴隶主盘剥压榨的呐喊，更是追求幸福、向往自由的歌唱，既饱含感伤色彩，又具有浪漫和理想化风格。
不难看出，这类作品，由于抒情主人公以积极顽强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面对不幸，往往给人以启迪、以激励、以鼓舞。而其艺术容量和思想意义较那些纯粹的感伤型作品，如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之类，要丰富得多，深广得多。它对比鲜明，感情激越，畅想合理，意义显豁。虽然那所谓的“快乐的地方”有点抽象，而且在那种到处充满着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奴隶社会，绝难寻找，但它毕竟立足现实，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斗志，给人的是勇气、力量、希望和鼓舞。
二、基于对邪恶势力的不满和对无辜者的同情，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感情和愿望。
关汉卿的《窦娥冤》，可谓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品在冷峻地描写一介良民窦娥的悲惨身世和不幸遭遇，深刻揭露元代初年恶人横行、政治腐败的同时，借助神奇的想象和浪漫化风格，大胆地描述窦娥屈死刑场前立下的三桩誓愿(血溅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及其应验情况，表现出作者欲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理想和愿望，从而使故事在感伤的情调和悲哀的氛围中显出一点“亮色”。这里尽管流露出的只是一种非常纯朴善良的情感和愿望，而且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但这恰恰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作者正是借助时人普遍存在的“因果报应”思想，来表达其纯朴的理想和愿望，使作者感伤而不低沉。由于理想中的邪恶得到惩治，正义得到伸张，愿望得到实现，令人在凄婉中产生快意，在忧怨中感到满足。
三、基干对封建权责和龌龊世俗的不满，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蔑视权责、厌恶世俗的超然情怀。
诗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杰作。诗人面对惨遭权贵排挤、被放出京的现实，不是一蹶不振，灰心丧气，而是途穷志坚，放达乐观，既抒发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飘逸情趣，更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反封建强音。这与一些同为士大夫，同样仕途坎坷不得志，却空发“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人相比，其志趣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超然物外，拨于尘累，“直如朱丝绳，青如玉壶冰”，光明磊落，坦荡做人，岂是世俗中人所能企及！
四、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怆现实，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献身国家的理想和愿望，这类作品的代表，莫过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了。
作者面对“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现实，不是一味慨叹个人的不幸，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何其悲壮，又何其乐观！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生死观的生动写照，是献身国家的伟大品格和抱负的渲泄，它虽不免使人感伤，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感召和力量的鼓舞，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励着世世代代有识之士，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相比之下，封建亡国皇帝李煜那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慨叹，虽成为写“亡国恨”的名句，却到底没有文人诗那么感人，也产生不了那么巨大的力量。
(王志雄，甘肃省通渭县襄南职业中学)
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发现除了一部分纯属感伤风格(如李煜后期的诗歌)或浪漫风格(如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歌)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感伤中见浪漫、示理想，形成一种独特的“感伤——浪漫——理想化”的表现结构，而浪漫和理想化常常融为一体。大凡生命力强、经久不衰、千古绝唱式的作品，往往是这类内容和形式结合得相当完美的作品。这类作品立足现实人生，在暴露现实、鞭挞邪恶、展示不幸中，借助浪漫的抒情和理想化的渲染，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并以之唤醒人、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中学语文教材中就不乏这样的篇章。从题材和主旨表现的不同形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基子对严酷现实的不满，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摆脱困难奴役、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
选自《诗经》的《硕鼠》篇，可谓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诗歌以复沓手法，在反复咒骂奴隶主不劳而获、穷奢极欲的剥削行径，揭示严酷不均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喊出了“誓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时代强音，深切地表现出奴隶们欲摆脱贫困，摆脱剥削和压迫，追求美好自由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可以说，这既是奴隶们不堪忍受奴隶主盘剥压榨的呐喊，更是追求幸福、向往自由的歌唱，既饱含感伤色彩，又具有浪漫和理想化风格。
不难看出，这类作品，由于抒情主人公以积极顽强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面对不幸，往往给人以启迪、以激励、以鼓舞。而其艺术容量和思想意义较那些纯粹的感伤型作品，如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之类，要丰富得多，深广得多。它对比鲜明，感情激越，畅想合理，意义显豁。虽然那所谓的“快乐的地方”有点抽象，而且在那种到处充满着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奴隶社会，绝难寻找，但它毕竟立足现实，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斗志，给人的是勇气、力量、希望和鼓舞。
二、基于对邪恶势力的不满和对无辜者的同情，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感情和愿望。
关汉卿的《窦娥冤》，可谓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品在冷峻地描写一介良民窦娥的悲惨身世和不幸遭遇，深刻揭露元代初年恶人横行、政治腐败的同时，借助神奇的想象和浪漫化风格，大胆地描述窦娥屈死刑场前立下的三桩誓愿(血溅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及其应验情况，表现出作者欲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理想和愿望，从而使故事在感伤的情调和悲哀的氛围中显出一点“亮色”。这里尽管流露出的只是一种非常纯朴善良的情感和愿望，而且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但这恰恰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作者正是借助时人普遍存在的“因果报应”思想，来表达其纯朴的理想和愿望，使作者感伤而不低沉。由于理想中的邪恶得到惩治，正义得到伸张，愿望得到实现，令人在凄婉中产生快意，在忧怨中感到满足。
三、基干对封建权责和龌龊世俗的不满，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蔑视权责、厌恶世俗的超然情怀。
诗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杰作。诗人面对惨遭权贵排挤、被放出京的现实，不是一蹶不振，灰心丧气，而是途穷志坚，放达乐观，既抒发了“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飘逸情趣，更唱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反封建强音。这与一些同为士大夫，同样仕途坎坷不得志，却空发“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人相比，其志趣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超然物外，拨于尘累，“直如朱丝绳，青如玉壶冰”，光明磊落，坦荡做人，岂是世俗中人所能企及！
四、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怆现实，借助浪漫化风格，表达献身国家的理想和愿望，这类作品的代表，莫过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了。
作者面对“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现实，不是一味慨叹个人的不幸，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何其悲壮，又何其乐观！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生死观的生动写照，是献身国家的伟大品格和抱负的渲泄，它虽不免使人感伤，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感召和力量的鼓舞，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以其独特的魅力激励着世世代代有识之士，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相比之下，封建亡国皇帝李煜那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慨叹，虽成为写“亡国恨”的名句，却到底没有文人诗那么感人，也产生不了那么巨大的力量。
(王志雄，甘肃省通渭县襄南职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