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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什么？可能就是马相伯说的那只想叫醒这个昏睡中国的一条狗；是泰戈尔笔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时能够报晓的鸟儿……那些濒临死亡和休克的心灵能不能复活，我还是抱有一些幻想。
十位先生站在展厅里，拥挤的人潮中，他们的身形显得有些单薄。
毕竟，这只是用纸板做成的人形。
但在9月2日这一天，却有很多市民到深圳美术馆为他们送行。
印在纸板上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在这些“先生”身后，正播放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片中，一个女声问：“你们了解胡适这个人吗？”“胡适？胡适？”一个身着校服的高中女生歪着头，疑惑地重复了两遍，“就是一个姓胡的人是吗？”
对于这样的结果，纪录片的制片人邓康延并不太感意外。即便是他这样对民国文化名人深感兴趣的人，也发现曾经闻名于世的许多先生，如今不是被遮蔽就是被忘却，就像“被一阵风吹了，神马都是浮云”。
两年前，邓康延和他的纪录片团队开始寻访这些民国先生的踪迹，拍摄了一部10集的纪录片以及一场历时16天的小型展览，展览的名字就叫“先生回来”。有人说，他是在为这些先生“招魂”。
“他们的背影，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正面。”邓康延说。
为什么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些名人
这些先生的名字，在教科书里都毫不起眼。
甚至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他的名字也曾被遮蔽了很多年。
片中，当地一位中年乡镇干部指着胡适故居的方向，在镜头前跳来跳去，显得很激动：“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人是文人，是个反动的文人。”
“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学者熊培云说，“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鲁迅，像匕首、像投枪这样凌厉的一个姿态，而胡适那种很温和的姿态，宽容、追求自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呢？”
邓康延一直有为这些民国先生立传的想法。
2010年，邓康延曾去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找抗战时期影像。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片段中，屏幕上偶然会跳出几十秒难得安逸的无声画面：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上，谈笑风生；胡适在北大红楼门口，和学者一一握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穿着长衫，笑容可掬，怀里还抱着个小娃娃。
这些场景一下把他击中了。
那之前，邓康延恰好搜罗到3本民国时期的老课本，这些小学课本的编纂者竟然是蔡元培等在内的民国知名学者。后来，他再去寻觅更多的老课本，张元济、胡适、晏阳初、陶行知、丰子恺等人的名字“哗哗哗”往前涌。
邓康延觉得，现在是时候该用影像为这些渐行渐远的先生立传了。
于是，他选择了10位可以映照当下教育问题的民国先生。这些人中，有6位是大学校长，3位从事乡村教育，还有一位是崇尚独立自由的学者。
如今，当这些影像再次展现的时候，后来人唏嘘不已。
一位南开大学校友现在才知道，创办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由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晚年被南开校庆拒之门外，甚至死后30多年里，骨灰5次迁移，也不能如愿进入南开校园。
这位校友在留言簿上写道：“89年老校长（骨灰）回学校的事情我们知道。但那时并不知道他晚年受到的不公。现在的中国需要先生们回来，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
还有一些老观众，说到激动时都哽咽了。
一位老者得知10集纪录片中还有一集属于胡适，几乎泣不成声：“60年了，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胡适出现在电视画面里。”
“像一面镜子立在那里”
年轻人对先生们知之甚少，其实，年岁稍长的人也不一定对于这些民国讲坛上的知名先生还有什么特殊印象。
拍摄开创清华“黄金时代”、参与创建西南联大的老校长梅贻琦时，正值清华百年校庆。
一位来参加校庆活动、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校友听到“梅贻琦”这个名字时摇了摇头：“我不太了解……”
邓康延担心，随着老人去世，街道拆除，没有影像和文字记载的历史会更容易忘却和篡改。
“我们不是想改变什么，而是想保留什么。”在邓康延看来，当下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些先生在民国讲坛上的身影，“就像一面镜子立在那里，昭示着还很近的春秋”。
“不管是西南联大，还是城市边缘的乡村学校，都有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们。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那种时候也有过‘黄金10年’。”邓康延说，“先生们立下的这些规则就在那儿，可是我们现在有些熟视无睹。”
重访先生的拍摄路也有失落与伤感。
拍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一集时，邓康延想采访清华大学现任校长。可是，从清华校办得到的答复是“校长忙，不便接受采访”。
而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摄制组很轻松地就进了校园，并见到了校长。
几十年前，梅贻琦刚上任时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位没有架子的校长还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门同样难进的，还有北大红楼旧址。
拍摄蔡元培时，导演马莉打算拍拍老先生当年上课的地方，反映蔡元培时代老北大的风貌。
可是对方告知，参观可以，但是拍摄不行，因为“这是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一定级别的介绍信”。
可就在几十年前，红楼还是个平易近人的地方。
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北京大学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们上学还要佣人帮忙打理。
蔡元培开始推行改革。上任第一天，校役毕恭毕敬地站在红楼门口行礼，迎接这位民国政府委派的大学校长。
没想到，蔡元培竟也摘下帽子，鞠躬回礼。在場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当年的校长是个很大的官了”。
旧时的人文环境不再，但近百年前蔡元培遇到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
一位年轻人参观这位老校长在上海的故居后，留下这样一句话：“您可知，如今，我们依旧面临如您面临的问题一样严峻的问题。”
77年前，陶行知曾批评民国政府的会考制是“杀人的会考”。他曾严厉地指出：“学校不是教育的园地了，而是会考储备处，跟社会是完全隔绝的。” 残存在民间角落里的记忆
令人遗憾的是，纪录片公映时，接受采访的一些老者，名字上已经画上了黑框。
剧作家黄宗江留在纪录片里的最后影像，是在南开中学的教室里。他站在老校长张伯苓的石像前，伸了伸大拇指。
這位曾经的“南开四小花旦”已经89岁了，他皱着眉，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粗重的喘息声被摄像机上的麦克风清晰地收了进来。
这些老者大多保持着对过往清晰的记忆。
梅贻琦的一位学生何兆武，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却愿意聊一聊这位老校长。
90岁的何兆武还清晰地记得，西南联大时期，风度翩翩的老校长即使和学生一起躲日本人的炸弹时，也是“拿张伯伦式的雨伞当拐杖，安步当车，慢慢走在后面，还嘱咐学生们不要拥挤，不要拥挤”。
这些记忆也残存于民间的角落。
河北定县（现为定州市）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年搞乡村建设实验的地方，那里的老人依然记得这位先生的名字。
那时，晏阳初全家搬到乡下，穿粗布衣服，住漏雨的房子，和农民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晏阳初的妻子是中美混血，她用棒子面炒糊代替咖啡粉。
如今，河北定州市的许多老人依然受惠于晏阳初当年的平民教育思想。
对着摄像机，一位80多岁的老人用手在腿上打着拍子，张口唱起晏阳初当年教给他们的歌谣：“穿的土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头戴草帽圈，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问，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作者梁鸿看来，这些老人唱起歌谣时，历史因子已经被激活。
“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唱这个歌谣，晏阳初就还活着。民国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行为，就是埋在土壤问的种子，虽然被历史遗忘，但当有一天遇到合适的天气、水、阳光，还会发芽。”
先生到底是什么
这场展览吸引了许多追寻先生足迹的人。
其中，不少是老师和学生。一个父亲推着不满两个月大的儿子来参观，“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明白今日之用心，学习先生之风骨，先生之精神”。还有一位自称是“老学生”的人，在留言簿上写了这样一行字：“愿有自由新天地，还请先生早回来。”
观众中，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的前校长李庆明。
这位每天早上都站在校园门口冲学生鞠躬、推行公民教育的先锋校长，不久前被突然辞退，前路尚无着落。和几位学生的最后一次话别，他把地点选在“先生回来”的展厅里。
闭幕式那一天，李庆明又被邓康延请到现场。他本来没想发言，推脱不过，最后说了几句：“先生是什么，可能就是马相伯说的那只想叫醒这个昏睡中国的一条狗：就是泰戈尔笔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时能够报晓的鸟儿；就是黑格尔笔下，傍晚就起飞的猫头鹰，能够让人们冥思苦想；就是王小波笔下特立独行的猪……那些濒临死亡和休克的心灵，能不能在这里重新复活，我还是抱有一些幻想。”
十位先生站在展厅里，拥挤的人潮中，他们的身形显得有些单薄。
毕竟，这只是用纸板做成的人形。
但在9月2日这一天，却有很多市民到深圳美术馆为他们送行。
印在纸板上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在这些“先生”身后，正播放着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片中，一个女声问：“你们了解胡适这个人吗？”“胡适？胡适？”一个身着校服的高中女生歪着头，疑惑地重复了两遍，“就是一个姓胡的人是吗？”
对于这样的结果，纪录片的制片人邓康延并不太感意外。即便是他这样对民国文化名人深感兴趣的人，也发现曾经闻名于世的许多先生，如今不是被遮蔽就是被忘却，就像“被一阵风吹了，神马都是浮云”。
两年前，邓康延和他的纪录片团队开始寻访这些民国先生的踪迹，拍摄了一部10集的纪录片以及一场历时16天的小型展览，展览的名字就叫“先生回来”。有人说，他是在为这些先生“招魂”。
“他们的背影，让我们看到这个民族的正面。”邓康延说。
为什么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些名人
这些先生的名字，在教科书里都毫不起眼。
甚至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他的名字也曾被遮蔽了很多年。
片中，当地一位中年乡镇干部指着胡适故居的方向，在镜头前跳来跳去，显得很激动：“我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人是文人，是个反动的文人。”
“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名的人我们之前不知道？”学者熊培云说，“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鲁迅，像匕首、像投枪这样凌厉的一个姿态，而胡适那种很温和的姿态，宽容、追求自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的教科书上没有呢？”
邓康延一直有为这些民国先生立传的想法。
2010年，邓康延曾去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查找抗战时期影像。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片段中，屏幕上偶然会跳出几十秒难得安逸的无声画面：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上，谈笑风生；胡适在北大红楼门口，和学者一一握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穿着长衫，笑容可掬，怀里还抱着个小娃娃。
这些场景一下把他击中了。
那之前，邓康延恰好搜罗到3本民国时期的老课本，这些小学课本的编纂者竟然是蔡元培等在内的民国知名学者。后来，他再去寻觅更多的老课本，张元济、胡适、晏阳初、陶行知、丰子恺等人的名字“哗哗哗”往前涌。
邓康延觉得，现在是时候该用影像为这些渐行渐远的先生立传了。
于是，他选择了10位可以映照当下教育问题的民国先生。这些人中，有6位是大学校长，3位从事乡村教育，还有一位是崇尚独立自由的学者。
如今，当这些影像再次展现的时候，后来人唏嘘不已。
一位南开大学校友现在才知道，创办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由于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晚年被南开校庆拒之门外，甚至死后30多年里，骨灰5次迁移，也不能如愿进入南开校园。
这位校友在留言簿上写道：“89年老校长（骨灰）回学校的事情我们知道。但那时并不知道他晚年受到的不公。现在的中国需要先生们回来，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委屈。”
还有一些老观众，说到激动时都哽咽了。
一位老者得知10集纪录片中还有一集属于胡适，几乎泣不成声：“60年了，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胡适出现在电视画面里。”
“像一面镜子立在那里”
年轻人对先生们知之甚少，其实，年岁稍长的人也不一定对于这些民国讲坛上的知名先生还有什么特殊印象。
拍摄开创清华“黄金时代”、参与创建西南联大的老校长梅贻琦时，正值清华百年校庆。
一位来参加校庆活动、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校友听到“梅贻琦”这个名字时摇了摇头：“我不太了解……”
邓康延担心，随着老人去世，街道拆除，没有影像和文字记载的历史会更容易忘却和篡改。
“我们不是想改变什么，而是想保留什么。”在邓康延看来，当下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教育，这些先生在民国讲坛上的身影，“就像一面镜子立在那里，昭示着还很近的春秋”。
“不管是西南联大，还是城市边缘的乡村学校，都有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们。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在那种时候也有过‘黄金10年’。”邓康延说，“先生们立下的这些规则就在那儿，可是我们现在有些熟视无睹。”
重访先生的拍摄路也有失落与伤感。
拍摄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这一集时，邓康延想采访清华大学现任校长。可是，从清华校办得到的答复是“校长忙，不便接受采访”。
而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摄制组很轻松地就进了校园，并见到了校长。
几十年前，梅贻琦刚上任时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位没有架子的校长还常说：“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门同样难进的，还有北大红楼旧址。
拍摄蔡元培时，导演马莉打算拍拍老先生当年上课的地方，反映蔡元培时代老北大的风貌。
可是对方告知，参观可以，但是拍摄不行，因为“这是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一定级别的介绍信”。
可就在几十年前，红楼还是个平易近人的地方。
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北京大学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们上学还要佣人帮忙打理。
蔡元培开始推行改革。上任第一天，校役毕恭毕敬地站在红楼门口行礼，迎接这位民国政府委派的大学校长。
没想到，蔡元培竟也摘下帽子，鞠躬回礼。在場的人都很惊讶，“因为当年的校长是个很大的官了”。
旧时的人文环境不再，但近百年前蔡元培遇到的问题，如今依然存在。
一位年轻人参观这位老校长在上海的故居后，留下这样一句话：“您可知，如今，我们依旧面临如您面临的问题一样严峻的问题。”
77年前，陶行知曾批评民国政府的会考制是“杀人的会考”。他曾严厉地指出：“学校不是教育的园地了，而是会考储备处，跟社会是完全隔绝的。” 残存在民间角落里的记忆
令人遗憾的是，纪录片公映时，接受采访的一些老者，名字上已经画上了黑框。
剧作家黄宗江留在纪录片里的最后影像，是在南开中学的教室里。他站在老校长张伯苓的石像前，伸了伸大拇指。
這位曾经的“南开四小花旦”已经89岁了，他皱着眉，脸上布满了老年斑，粗重的喘息声被摄像机上的麦克风清晰地收了进来。
这些老者大多保持着对过往清晰的记忆。
梅贻琦的一位学生何兆武，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却愿意聊一聊这位老校长。
90岁的何兆武还清晰地记得，西南联大时期，风度翩翩的老校长即使和学生一起躲日本人的炸弹时，也是“拿张伯伦式的雨伞当拐杖，安步当车，慢慢走在后面，还嘱咐学生们不要拥挤，不要拥挤”。
这些记忆也残存于民间的角落。
河北定县（现为定州市）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年搞乡村建设实验的地方，那里的老人依然记得这位先生的名字。
那时，晏阳初全家搬到乡下，穿粗布衣服，住漏雨的房子，和农民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晏阳初的妻子是中美混血，她用棒子面炒糊代替咖啡粉。
如今，河北定州市的许多老人依然受惠于晏阳初当年的平民教育思想。
对着摄像机，一位80多岁的老人用手在腿上打着拍子，张口唱起晏阳初当年教给他们的歌谣：“穿的土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头戴草帽圈，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问，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作者梁鸿看来，这些老人唱起歌谣时，历史因子已经被激活。
“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唱这个歌谣，晏阳初就还活着。民国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行为，就是埋在土壤问的种子，虽然被历史遗忘，但当有一天遇到合适的天气、水、阳光，还会发芽。”
先生到底是什么
这场展览吸引了许多追寻先生足迹的人。
其中，不少是老师和学生。一个父亲推着不满两个月大的儿子来参观，“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明白今日之用心，学习先生之风骨，先生之精神”。还有一位自称是“老学生”的人，在留言簿上写了这样一行字：“愿有自由新天地，还请先生早回来。”
观众中，还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属学校的前校长李庆明。
这位每天早上都站在校园门口冲学生鞠躬、推行公民教育的先锋校长，不久前被突然辞退，前路尚无着落。和几位学生的最后一次话别，他把地点选在“先生回来”的展厅里。
闭幕式那一天，李庆明又被邓康延请到现场。他本来没想发言，推脱不过，最后说了几句：“先生是什么，可能就是马相伯说的那只想叫醒这个昏睡中国的一条狗：就是泰戈尔笔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时能够报晓的鸟儿；就是黑格尔笔下，傍晚就起飞的猫头鹰，能够让人们冥思苦想；就是王小波笔下特立独行的猪……那些濒临死亡和休克的心灵，能不能在这里重新复活，我还是抱有一些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