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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丰子恺是著名的漫画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小品家。丰子恺的文艺生涯、散文创作与两位他最为“敬爱”的导师不可分。这两位老师就是夏丏尊与李叔同（披剃后名弘一法师）。夏、李二人，一为居士，一为和尚，但才调同一，胸怀无二，只是性情有别。在丰子恺的学生时代，李叔同教图画、音乐，夏丏尊教国文。他们所懂得的知识皆远远超出他们所教授的课程。比如李叔同，虽然教授图画、音乐，但“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夏丏尊也同样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这好比一尊佛，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做教师，真正做到了“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他有着足够的耐心与爱心。对学生如对子女，“直率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他教授国文，指导作文，重视言之有物，“传染语感于学生”，强调要老实地写。他重视“读书”与“做人”对于“字画文章”的意义。（夏丏尊《读书与冥想》）
李叔同做教师，话很少，但说话时总能和颜悦色，且又以身作则，同样让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学生怕他，但也敬他。“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本质上实行的都是感化的教育。
离开学校以后，丰子恺与夏、李两先生也时时接近，多受教诲。两位先生对丰子恺的影响已由“学校扩大为人世”了。
当然，在面对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李叔同走得更远。他“痛感于众生疾苦”，欲行“大丈夫事”，而最终做了和尚。夏丏尊因种种尘缘的牵阻，而一生多忧善愁。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富于正义感。不过，在痛感众生疾苦，切身感受人世这一点上，夏丏尊与李叔同又是相通的。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在写文上，夏丏尊直接督教鼓励了丰子恺。他本身就是教授国文与作文的。李叔同诗文词赋俱佳，但更多集中于艺术教育，也非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散文仅是偶尔为之，却也言简意赅，文采斐然，是天然素简之美的典范。李叔同出家以后，文学创作更少，这也许与他信奉禅宗有关。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直指人心，見性见佛。他把更多的心力放于修为。弘一法师对丰子恺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于“后光”的照耀。
实际上，在人格与学问上，两位先生皆深远影响了丰子恺。在一定的意义上，丰子恺的文品与人品正是夏、李两先生综合“统治”的结果。
/贰/
丰子恺的散文题材似乎非常广泛，世俗生活、旅途见闻、市井百态、友人消息、个人情怀、家庭细故、社会变革、艺术探索、山川风物、人世沧桑、国家兴亡、世界大事、旧事往昔、读书心得等皆有涉及，但丰子恺最为用力也最能体现其特色的则是其对读书、绘画、作诗、饮酒、品茗、谈天、养花、教书、访友、逗小孩等生活琐屑、日常习久的偏嗜。丰子恺对“日常琐屑”的“观照”是一种佛家的参悟。这与其自小生长的禅佛环境有关，更与夏丏尊、弘一法师（出家后的李叔同）的影响有关，尤其是弘一法师，并于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本来，丰子恺的气质与李叔同有点相似，凡李叔同喜欢的，他都喜欢。丰子恺曾如此回忆道：“我在师范学校（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一二年级都考第一名；三年级以后忽然降到第二十名，因为我旷废了许多师范生的功课，而专心于李先生所喜的文学艺术，一直到毕业。”（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而毕业后，赴日游学，后来当了教师，自习，仍迷恋不舍于李叔同的艺术。较之夏丏尊，丰子恺要乐观超越得多。不过，在世俗的层面上，他与夏丏尊似乎又有相通的地方。他讲述佛理，但却在哲学的层面上将佛理世俗化，从日常琐屑人生百相中自然的生发，是一种生活化、感知化的佛理阐释。以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一种出世的情怀。要之而言，集中于两方面：
其一，在有情世相的抒写上体现出仁心及其对生命的追问；有情物象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上的世态，诸如生活生产、岁时节日、禁忌信仰、游戏娱乐、衣食住行等凡人屑事，这是人生的根本。
他以广大同情之心体会其“理”，而不执着于事。他说：“我们的爱，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己，靡所不已。’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丰子恺《劳者自歌（十二则）》）这是一种“大爱”，不以一人或一国为重，心里装着全人类，如此，“卑怯”与“自私”自然消解。
在诸多有情物象中，丰子恺努力追寻着生命本身的真相，并通过这“真相”更为达观地俯视人世的一切。《晨梦》一文说的是晨间，将醒未醒之际，梦中常常晓得自己做梦。作者由是引申：人生如梦，恰如晨梦，在梦中晓得自己做梦。“我们一面在热心地做梦中的事，一面又知道这是虚幻的梦。我们有梦中的假我，又有本来的‘真我’。”“真我的正念凝集于心头的时候，梦中的妄念立刻被置之一笑。”人人皆有“真我”，更不宜忘却这一“真我”而沉酣于虚幻之梦。“我们要在梦中晓得自己做梦，而常常找寻这个‘真我’的所在。”“我们”常常为了人生“饱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结婚的幸福”，“爵禄富贵的荣耀”等而被骗住，“致使我们无暇回想，流连忘返，得过且过，提不起穷究人生的根本的勇气，糊涂到死”。“人生如梦！”这是当头棒喝！“宇宙间的人生灭，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大波小波，无非海的变幻，无不归元于海，世间一切现象，皆是宇宙的大生命的显示。”（丰子恺《阿难》）真的“本宅”在何处？是物质的“家”吗？“四大的暂时结合而形成我这身体，无始以来种种因缘相凑合而使我诞生这地方”。（丰子恺《家》）显然，“本宅”乃虚有的精神之物。而物质的“家”难以成为灵魂安慰和解脱的极乐净土。认识了这些，人类之心可望通达、高远，充满着普遍的同情，亦可望“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帮，共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人都变成了家人”。（丰子恺《东京某晚的事》）
其二，在无情物象的抒写上体现出佛心及其广大的同情；无情之物象自然主要指动植物及各种自然现象，也包括“缘缘堂”等少数的无机界色相。
在丰子恺看来，自然一切群生，都是平等的，共存于同一宇宙当中。其笔下的猫、鹅、鸭、蝌蚪、蜜蜂、蚂蚁等动物都有着与人类一样的生命与情感。他以广大慈悲之心爱护群生，质疑人类对牛羊等生命的任意杀食。推而广之，一切动物以及人类的生命一样应与珍视与爱护，既要关心其生命，也要关心其生存的环境。他为被迫“迁徙”（被孩子们捉到）到洋瓷面盆里而失去自然安息的蝌蚪焦灼，为困于屋内而隔缘于窗外广大天地与灿烂春色的蜜蜂鸣不平，同样也为生活在现代都市，周围满是瓷、砖、石、铁、钢、电线及煤烟等而异化的人类发感慨。
地球是全体生物的家园，万物之间不应设藩篱。他反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生命与生存空间任意剥夺的现象，认为那是对“真相”的忽视，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与侵犯。“诸相非相”，“万法从心”，物我一体。一切自然物象都是有情的，它是人类生命的镜像，同时感化启示着人类。
丰子恺以博爱、广大、同情之心灵看取天地间一切的物类，呈大人相，大人格。它超越着自然之力，睥睨着人生宇宙之真相，伟大足以比英雄，柔软堪以比少女。然而，他又与生活靠得很近，是生活的参与者，所观所悟不离世间。
/叁/
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原载1948年12月《京沪周刊》第2卷49期）一文里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次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第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在这一点上，夏丏尊与丰子恺都是喝“花雕”的，虽非“高粱”，但已然是酒。对弘一法师一样有着完全的理解与向往。但夏丏尊虽然赞善李叔同，但“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一生愁苦。他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家，李叔同的出家就有夏丏尊的怂恿，但他自己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法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弘一法师出家前，与夏丏尊相交近十年，出家后与夏丏尊也一直是畏友，时时启诱谆嘱着夏丏尊。如果用丰子恺的比喻来看夏丏尊，夏丏尊则勾留“二层楼”，累于“一层楼”，同情“三层楼”。而丰子恺自己，则停留在“二层楼”，勉力爬上“三层楼”，在“物我一体”与“万法清心”“诸相非相”之间游走。但学艺术的人，必须体会宗教的精神，其艺术方能进步。也正如弘一法师曾引用过的佛家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但弘一法师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全然站在宗教的范围。丰子恺的散文有弘一法师的平淡之美与禅意，却少了弘一法师的岑寂与飘然。比之弘一法师，丰子恺尚未完全做到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成见所缚后的真解脱，真享乐。丰子恺的散文有佛禅散文的意味，却也始终难掩内里肠热的内蕴与真实。他有夏丏尊的悲悯与入世处，却又少着夏丏尊的“叹息”与“愤怒”。夏丏尊坦言自己大半生来，平日吃饭着衣，未曾尝过“真”的滋味，“真”的情景。“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夏丏尊：《〈子恺漫画〉序》）他也曾说过，“佛学于我向有兴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远没有建筑成就。平日对于说理的经典，有时感到融会贯通之乐，至于实行修持，未能一一遵行”。弘一法师曾说夏丏尊过于执着于“理”，而糊涂了“事”的一面，没有悟得“事理不二”的法门。（夏丏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比之丰子恺，夏丏尊尚未将日常生活咀嚼出味道，如此，与艺术似乎也远了一层。但丰子恺的言之有物，丰富多彩，简洁干净，字斟句酌，诚实无伪，蔼然可亲，以及深切地混和着自己的思想的特点，似乎依稀可以看到夏丏尊的影子。他们似乎都重清谈记述，讲究朴实隽永，单纯澄澈，往往又能抓住事物的特征与神髓，是白话记叙文的典范。他们也似乎都体现出“飘逸”与“深刻”，“清淡”与“激越”的复合品性。丰子恺没有夏丏尊的天真与恳挚，耿直与悲愤，他比夏丏尊懂得“世故”，然而，却懂得世故而不世故。他是善于调和内心矛盾的人。他有“山”的宗教，亦有“湖”的艺术。他既在世间，也超越着世间，走着合宜的中间路。世间的路让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激情与强烈的爱憎，而艺术与出世的路又让他保持一种静观与“乐道”，“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他在艺术的世界里“纳凉”与“避雨”，哪怕是短暂的。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丰子恺是著名的漫画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小品家。丰子恺的文艺生涯、散文创作与两位他最为“敬爱”的导师不可分。这两位老师就是夏丏尊与李叔同（披剃后名弘一法师）。夏、李二人，一为居士，一为和尚，但才调同一，胸怀无二，只是性情有别。在丰子恺的学生时代，李叔同教图画、音乐，夏丏尊教国文。他们所懂得的知识皆远远超出他们所教授的课程。比如李叔同，虽然教授图画、音乐，但“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夏丏尊也同样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这好比一尊佛，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做教师，真正做到了“把真心装到口舌中去”。他有着足够的耐心与爱心。对学生如对子女，“直率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他教授国文，指导作文，重视言之有物，“传染语感于学生”，强调要老实地写。他重视“读书”与“做人”对于“字画文章”的意义。（夏丏尊《读书与冥想》）
李叔同做教师，话很少，但说话时总能和颜悦色，且又以身作则，同样让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学生怕他，但也敬他。“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丰子恺《悼夏丏尊先生》）本质上实行的都是感化的教育。
离开学校以后，丰子恺与夏、李两先生也时时接近，多受教诲。两位先生对丰子恺的影响已由“学校扩大为人世”了。
当然，在面对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李叔同走得更远。他“痛感于众生疾苦”，欲行“大丈夫事”，而最终做了和尚。夏丏尊因种种尘缘的牵阻，而一生多忧善愁。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富于正义感。不过，在痛感众生疾苦，切身感受人世这一点上，夏丏尊与李叔同又是相通的。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在写文上，夏丏尊直接督教鼓励了丰子恺。他本身就是教授国文与作文的。李叔同诗文词赋俱佳，但更多集中于艺术教育，也非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散文仅是偶尔为之，却也言简意赅，文采斐然，是天然素简之美的典范。李叔同出家以后，文学创作更少，这也许与他信奉禅宗有关。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不落言筌，直指人心，見性见佛。他把更多的心力放于修为。弘一法师对丰子恺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于“后光”的照耀。
实际上，在人格与学问上，两位先生皆深远影响了丰子恺。在一定的意义上，丰子恺的文品与人品正是夏、李两先生综合“统治”的结果。
/贰/
丰子恺的散文题材似乎非常广泛，世俗生活、旅途见闻、市井百态、友人消息、个人情怀、家庭细故、社会变革、艺术探索、山川风物、人世沧桑、国家兴亡、世界大事、旧事往昔、读书心得等皆有涉及，但丰子恺最为用力也最能体现其特色的则是其对读书、绘画、作诗、饮酒、品茗、谈天、养花、教书、访友、逗小孩等生活琐屑、日常习久的偏嗜。丰子恺对“日常琐屑”的“观照”是一种佛家的参悟。这与其自小生长的禅佛环境有关，更与夏丏尊、弘一法师（出家后的李叔同）的影响有关，尤其是弘一法师，并于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本来，丰子恺的气质与李叔同有点相似，凡李叔同喜欢的，他都喜欢。丰子恺曾如此回忆道：“我在师范学校（杭州浙江第一师范），一二年级都考第一名；三年级以后忽然降到第二十名，因为我旷废了许多师范生的功课，而专心于李先生所喜的文学艺术，一直到毕业。”（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而毕业后，赴日游学，后来当了教师，自习，仍迷恋不舍于李叔同的艺术。较之夏丏尊，丰子恺要乐观超越得多。不过，在世俗的层面上，他与夏丏尊似乎又有相通的地方。他讲述佛理，但却在哲学的层面上将佛理世俗化，从日常琐屑人生百相中自然的生发，是一种生活化、感知化的佛理阐释。以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一种出世的情怀。要之而言，集中于两方面：
其一，在有情世相的抒写上体现出仁心及其对生命的追问；有情物象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上的世态，诸如生活生产、岁时节日、禁忌信仰、游戏娱乐、衣食住行等凡人屑事，这是人生的根本。
他以广大同情之心体会其“理”，而不执着于事。他说：“我们的爱，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己，靡所不已。’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丰子恺《劳者自歌（十二则）》）这是一种“大爱”，不以一人或一国为重，心里装着全人类，如此，“卑怯”与“自私”自然消解。
在诸多有情物象中，丰子恺努力追寻着生命本身的真相，并通过这“真相”更为达观地俯视人世的一切。《晨梦》一文说的是晨间，将醒未醒之际，梦中常常晓得自己做梦。作者由是引申：人生如梦，恰如晨梦，在梦中晓得自己做梦。“我们一面在热心地做梦中的事，一面又知道这是虚幻的梦。我们有梦中的假我，又有本来的‘真我’。”“真我的正念凝集于心头的时候，梦中的妄念立刻被置之一笑。”人人皆有“真我”，更不宜忘却这一“真我”而沉酣于虚幻之梦。“我们要在梦中晓得自己做梦，而常常找寻这个‘真我’的所在。”“我们”常常为了人生“饱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结婚的幸福”，“爵禄富贵的荣耀”等而被骗住，“致使我们无暇回想，流连忘返，得过且过，提不起穷究人生的根本的勇气，糊涂到死”。“人生如梦！”这是当头棒喝！“宇宙间的人生灭，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大波小波，无非海的变幻，无不归元于海，世间一切现象，皆是宇宙的大生命的显示。”（丰子恺《阿难》）真的“本宅”在何处？是物质的“家”吗？“四大的暂时结合而形成我这身体，无始以来种种因缘相凑合而使我诞生这地方”。（丰子恺《家》）显然，“本宅”乃虚有的精神之物。而物质的“家”难以成为灵魂安慰和解脱的极乐净土。认识了这些，人类之心可望通达、高远，充满着普遍的同情，亦可望“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帮，共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人都变成了家人”。（丰子恺《东京某晚的事》）
其二，在无情物象的抒写上体现出佛心及其广大的同情；无情之物象自然主要指动植物及各种自然现象，也包括“缘缘堂”等少数的无机界色相。
在丰子恺看来，自然一切群生，都是平等的，共存于同一宇宙当中。其笔下的猫、鹅、鸭、蝌蚪、蜜蜂、蚂蚁等动物都有着与人类一样的生命与情感。他以广大慈悲之心爱护群生，质疑人类对牛羊等生命的任意杀食。推而广之，一切动物以及人类的生命一样应与珍视与爱护，既要关心其生命，也要关心其生存的环境。他为被迫“迁徙”（被孩子们捉到）到洋瓷面盆里而失去自然安息的蝌蚪焦灼，为困于屋内而隔缘于窗外广大天地与灿烂春色的蜜蜂鸣不平，同样也为生活在现代都市，周围满是瓷、砖、石、铁、钢、电线及煤烟等而异化的人类发感慨。
地球是全体生物的家园，万物之间不应设藩篱。他反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生命与生存空间任意剥夺的现象，认为那是对“真相”的忽视，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与侵犯。“诸相非相”，“万法从心”，物我一体。一切自然物象都是有情的，它是人类生命的镜像，同时感化启示着人类。
丰子恺以博爱、广大、同情之心灵看取天地间一切的物类，呈大人相，大人格。它超越着自然之力，睥睨着人生宇宙之真相，伟大足以比英雄，柔软堪以比少女。然而，他又与生活靠得很近，是生活的参与者，所观所悟不离世间。
/叁/
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原载1948年12月《京沪周刊》第2卷49期）一文里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次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第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在这一点上，夏丏尊与丰子恺都是喝“花雕”的，虽非“高粱”，但已然是酒。对弘一法师一样有着完全的理解与向往。但夏丏尊虽然赞善李叔同，但“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一生愁苦。他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家，李叔同的出家就有夏丏尊的怂恿，但他自己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法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弘一法师出家前，与夏丏尊相交近十年，出家后与夏丏尊也一直是畏友，时时启诱谆嘱着夏丏尊。如果用丰子恺的比喻来看夏丏尊，夏丏尊则勾留“二层楼”，累于“一层楼”，同情“三层楼”。而丰子恺自己，则停留在“二层楼”，勉力爬上“三层楼”，在“物我一体”与“万法清心”“诸相非相”之间游走。但学艺术的人，必须体会宗教的精神，其艺术方能进步。也正如弘一法师曾引用过的佛家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但弘一法师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全然站在宗教的范围。丰子恺的散文有弘一法师的平淡之美与禅意，却少了弘一法师的岑寂与飘然。比之弘一法师，丰子恺尚未完全做到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成见所缚后的真解脱，真享乐。丰子恺的散文有佛禅散文的意味，却也始终难掩内里肠热的内蕴与真实。他有夏丏尊的悲悯与入世处，却又少着夏丏尊的“叹息”与“愤怒”。夏丏尊坦言自己大半生来，平日吃饭着衣，未曾尝过“真”的滋味，“真”的情景。“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如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夏丏尊：《〈子恺漫画〉序》）他也曾说过，“佛学于我向有兴味，可是信仰的根基迄今远没有建筑成就。平日对于说理的经典，有时感到融会贯通之乐，至于实行修持，未能一一遵行”。弘一法师曾说夏丏尊过于执着于“理”，而糊涂了“事”的一面，没有悟得“事理不二”的法门。（夏丏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比之丰子恺，夏丏尊尚未将日常生活咀嚼出味道，如此，与艺术似乎也远了一层。但丰子恺的言之有物，丰富多彩，简洁干净，字斟句酌，诚实无伪，蔼然可亲，以及深切地混和着自己的思想的特点，似乎依稀可以看到夏丏尊的影子。他们似乎都重清谈记述，讲究朴实隽永，单纯澄澈，往往又能抓住事物的特征与神髓，是白话记叙文的典范。他们也似乎都体现出“飘逸”与“深刻”，“清淡”与“激越”的复合品性。丰子恺没有夏丏尊的天真与恳挚，耿直与悲愤，他比夏丏尊懂得“世故”，然而，却懂得世故而不世故。他是善于调和内心矛盾的人。他有“山”的宗教，亦有“湖”的艺术。他既在世间，也超越着世间，走着合宜的中间路。世间的路让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激情与强烈的爱憎，而艺术与出世的路又让他保持一种静观与“乐道”，“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他在艺术的世界里“纳凉”与“避雨”，哪怕是短暂的。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