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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反思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构想未来社会——自然形态的问题中展开的，福斯特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发展出能分析当代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革命性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将社会变革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福斯特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三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生态学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科学技术与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056-04
一、人与自然
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内容。在讲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为什么福斯特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问题”，因为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问题。即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物质性、客观性及其基础性作用，但这并不忽视人的活动的意义，为此福斯特指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重新梳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福斯特所属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生态学马克思是在批判以往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的。而对待“自然”的态度则可以表明三种学说的理论分歧。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置于本体的地位，强调自然对于社会和人的优先性，强调社会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却没有看到自然对社会和人的依赖性，没有说明自然如何进入到人的历史及与人的社会如何发生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态度，既然自然是非批判的对象，是非历史的，那么，就应该从批判的哲学中删除掉。由此出发，他们以实践本体取代了自然本体，只承认人化的自然，而否定非人化自然的哲学意义。“把人类社会看作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显然包括影响人类社会的那些自然方面——因此简单地否定了不及物的知识客体(自然的和独立于人类和社会结构存在的知识客体)。”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总结两者不足的基础上既看到自然对于社会的优先性(自然的本体论地位)，同时也看到由于人的自由而产生的自然对于社会的依赖性。也即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进化的问题。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缺失的。而福斯特强调“自然与人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则说明自己的学说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唯物主义所应有的，而被他们所忽视的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福斯特本人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即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上，福斯特参考了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的观点：“作为一种复杂世界观的理性的哲学唯物主义包括：(1)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2)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3)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据此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受到了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影响，伊壁鸠鲁的哲学“致力于说明一种关于万物本质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如何为人类的自由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伊壁鸠鲁主义代表了一种反目的论的观点：拒绝一切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而对自然所作出的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形成的，“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将物质实在／存在置于思维之下——这构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的企图，恰好导致了一种宗教世界观，导致了对人道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否定。因此。要使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并与黑格尔有关的一种辩证的总体性概念真正具有意义，则必须将它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中，以超越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恢复17世纪的形而上学但却以牺牲启蒙唯物主义为代价的整个工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福斯特指出，“从一种公开承认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马克思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既属于实在论又属于普遍联系(也就是辩证法)的方法”，而“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这样就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正是生态学分析所需要的。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人类属于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不是简单地适应它们的环境，它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环境，并且通过影响环境而改变环境。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关系”。福斯特进而指出，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可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人类劳动则属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异化现象；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进而消灭人和自然的异化现象，“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引入了‘联合’或‘联合生产者’这个概念”，这样就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起到了决定性的基础作用。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联合的方式积极废除私有财产。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联合体(完全社会性的)而存在。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 现了的人道主义’”。
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认真地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归纳出马克思生态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主张。福斯特指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在其后的生命中总是把自然作为人类身体(人类的‘无机的身体’)的延伸来看待。根据这种观念，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它们本身也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的产物)来调节——这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然”，“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在他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如在《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
二、自然与社会
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是指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而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工人的劳动产品是由消耗工人的体力与脑力而产生的，而工人消耗掉的体力与脑力要由劳动产品来补充，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劳动产品大部分却被资本家所占有，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穷，从而使其所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种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的断裂造成了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导致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生态危机问题。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城市和乡村、社会与自然之间所出现的新陈代谢断裂问题。福斯特是在重构“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和自然之间出现恶化进行生态学的分析的。那么，福斯特是怎样重构“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的呢?
依据福斯特建构的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造成裂缝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变换——以大土地私有化和以追求劳动产品中的交换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各样需要、关系和能力构成的社会有机综合体。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在人类社会内部造成了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即社会本身的异化。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所有异化的最终原因。“马克思运用了‘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称之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福斯特进而指出，马克思为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土地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其他生态问题，提出了生态可持续性概念。“马克思认为，就像李比希一样，以食物和纤维的形式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无法返还于土壤，其对应物就是城市的污染和现代排污系统的不合理”，“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非常有限的实用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应用理性的科学方法，但是，这种观点对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农业只有在可持续性条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才能够以真正大规律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在大规律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意味着他们也解决(尽管更加简洁)其他生态问题，包括煤炭储量的耗竭，森林的破坏等等”。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学
生态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是当今生态运动的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代的绿色生态运动，一直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灾难归之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福斯特看来，造成生态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方式和个人所有制，而不是科学技术，相反科学技术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生态学思维的形成则有重大的关系。福斯特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
福斯特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如下的相关性：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生态学思维的产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个人所有制下，单纯地通过科学技术而不变革资本主义本身则不能解决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条件，只有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而最基础性的条件则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福斯特认为，正是在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之下，马克思提出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系统地阐发了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李比希在1840年出版的《农业化学》一书，揭示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显示了农业和化学之间的联系。李比希通过分析土壤贫瘠的根源，对资本主义展开了生态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制度和城市污染所造成的城乡分离，以及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无法有效收集并返回农业。是造成土壤贫瘠的两大根源。李比希强调。只有建立在归还原则基础上的理性农业才能根本解决土壤贫瘠问题。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的负面影响，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导致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经济规模的膨胀和更加集约化的工业化始终促使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本主义并没有朝着“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实际上“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非物质化的承诺不过是危险的神话而已”。针对“非物质化的神话”，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反环境的特征，资本主义本身不具有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可能性。
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非正义性的分析，福斯特得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及其良性运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结论。虽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要的制度，但是，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在人类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满 足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些虚假的消费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逆性，容易被技术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局部的、暂时的缓解现象所迷惑。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因而“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或新应用的技术在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就是说，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并未有效地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反增加了自然资源消耗的总量。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的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能源”。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值的资本的本性，然而，“资本的逻辑可以导致环境破坏，却从中产生不出积极保护环境的逻辑”。“只要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自然环境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可见，技术本身也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问题的困扰，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
注释：
[1]-[10][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M].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8，3，3，4，5，3，7，14，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23)：201—202.
[12]-[24][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M].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9，79—80，73，142，163，163—164，164，166，166，16，95，74，94.
[25]岩佐茂.韩立新等译，环境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6]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Beacon Press,1974), pp. xiii-xiv; K. William Kapp, 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31.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科学技术与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4-0056-04
一、人与自然
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内容。在讲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为什么福斯特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问题”，因为福斯特认为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问题。即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物质性、客观性及其基础性作用，但这并不忽视人的活动的意义，为此福斯特指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重新梳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福斯特所属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原因，生态学马克思是在批判以往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的。而对待“自然”的态度则可以表明三种学说的理论分歧。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置于本体的地位，强调自然对于社会和人的优先性，强调社会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却没有看到自然对社会和人的依赖性，没有说明自然如何进入到人的历史及与人的社会如何发生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则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态度，既然自然是非批判的对象，是非历史的，那么，就应该从批判的哲学中删除掉。由此出发，他们以实践本体取代了自然本体，只承认人化的自然，而否定非人化自然的哲学意义。“把人类社会看作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显然包括影响人类社会的那些自然方面——因此简单地否定了不及物的知识客体(自然的和独立于人类和社会结构存在的知识客体)。”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总结两者不足的基础上既看到自然对于社会的优先性(自然的本体论地位)，同时也看到由于人的自由而产生的自然对于社会的依赖性。也即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进化的问题。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缺失的。而福斯特强调“自然与人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则说明自己的学说就是要恢复马克思唯物主义所应有的，而被他们所忽视的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福斯特本人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即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上，福斯特参考了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的观点：“作为一种复杂世界观的理性的哲学唯物主义包括：(1)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2)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3)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据此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受到了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影响，伊壁鸠鲁的哲学“致力于说明一种关于万物本质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如何为人类的自由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伊壁鸠鲁主义代表了一种反目的论的观点：拒绝一切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而对自然所作出的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后形成的，“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将物质实在／存在置于思维之下——这构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的企图，恰好导致了一种宗教世界观，导致了对人道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否定。因此。要使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并与黑格尔有关的一种辩证的总体性概念真正具有意义，则必须将它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中，以超越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恢复17世纪的形而上学但却以牺牲启蒙唯物主义为代价的整个工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福斯特指出，“从一种公开承认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马克思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既属于实在论又属于普遍联系(也就是辩证法)的方法”，而“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这样就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正是生态学分析所需要的。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人类属于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人“不是简单地适应它们的环境，它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环境，并且通过影响环境而改变环境。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关系”。福斯特进而指出，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可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人类劳动则属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异化现象；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进而消灭人和自然的异化现象，“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引入了‘联合’或‘联合生产者’这个概念”，这样就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起到了决定性的基础作用。福斯特指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联合的方式积极废除私有财产。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联合体(完全社会性的)而存在。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 现了的人道主义’”。
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认真地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归纳出马克思生态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主张。福斯特指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在其后的生命中总是把自然作为人类身体(人类的‘无机的身体’)的延伸来看待。根据这种观念，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它们本身也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的产物)来调节——这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然”，“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在他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如在《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
二、自然与社会
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是指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而这种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工人的劳动产品是由消耗工人的体力与脑力而产生的，而工人消耗掉的体力与脑力要由劳动产品来补充，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劳动产品大部分却被资本家所占有，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贫穷，从而使其所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种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的断裂造成了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导致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生态危机问题。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城市和乡村、社会与自然之间所出现的新陈代谢断裂问题。福斯特是在重构“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和自然之间出现恶化进行生态学的分析的。那么，福斯特是怎样重构“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的呢?
依据福斯特建构的马克思的物质交换裂缝理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造成裂缝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变换——以大土地私有化和以追求劳动产品中的交换价值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各种各样需要、关系和能力构成的社会有机综合体。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交换不仅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在人类社会内部造成了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也即社会本身的异化。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所有异化的最终原因。“马克思运用了‘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称之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福斯特进而指出，马克思为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土地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其他生态问题，提出了生态可持续性概念。“马克思认为，就像李比希一样，以食物和纤维的形式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无法返还于土壤，其对应物就是城市的污染和现代排污系统的不合理”，“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非常有限的实用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应用理性的科学方法，但是，这种观点对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农业只有在可持续性条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才能够以真正大规律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在大规律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意味着他们也解决(尽管更加简洁)其他生态问题，包括煤炭储量的耗竭，森林的破坏等等”。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学
生态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直是当今生态运动的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代的绿色生态运动，一直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灾难归之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福斯特看来，造成生态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方式和个人所有制，而不是科学技术，相反科学技术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生态学思维的形成则有重大的关系。福斯特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
福斯特认为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如下的相关性：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生态学思维的产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个人所有制下，单纯地通过科学技术而不变革资本主义本身则不能解决生态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条件，只有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而最基础性的条件则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福斯特认为，正是在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之下，马克思提出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系统地阐发了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李比希在1840年出版的《农业化学》一书，揭示了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在植物生长中的作用，显示了农业和化学之间的联系。李比希通过分析土壤贫瘠的根源，对资本主义展开了生态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制度和城市污染所造成的城乡分离，以及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无法有效收集并返回农业。是造成土壤贫瘠的两大根源。李比希强调。只有建立在归还原则基础上的理性农业才能根本解决土壤贫瘠问题。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的负面影响，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导致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断裂。
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分析，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经济规模的膨胀和更加集约化的工业化始终促使环境的不断恶化，资本主义并没有朝着“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实际上“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非物质化的承诺不过是危险的神话而已”。针对“非物质化的神话”，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反环境的特征，资本主义本身不具有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可能性。
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非正义性的分析，福斯特得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及其良性运用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结论。虽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要的制度，但是，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在人类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满 足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些虚假的消费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不了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逆性，容易被技术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局部的、暂时的缓解现象所迷惑。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因而“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或新应用的技术在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利用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就是说，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并未有效地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相反增加了自然资源消耗的总量。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与消耗自然资源的开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能源”。即使新的技术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即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值的资本的本性，然而，“资本的逻辑可以导致环境破坏，却从中产生不出积极保护环境的逻辑”。“只要我们的社会经济秩序把追求个人财富增长作为个体自由的手段，那么增加效率只能意味着对自然环境更有效的开发，并给生态系统的生存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可见，技术本身也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问题的困扰，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
注释：
[1]-[10][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M].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8，3，3，4，5，3，7，14，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23)：201—202.
[12]-[24][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M].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9，79—80，73，142，163，163—164，164，166，166，16，95，74，94.
[25]岩佐茂.韩立新等译，环境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6]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Boston: Beacon Press,1974), pp. xiii-xiv; K. William Kapp, 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