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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待命，艰难出发
2011年2月中旬的一天接近午夜，我下了夜班刚刚回到家，突然接到新华社摄影部发稿中心主任丁玫老师的电话：杨光，你现在哪里？现在利比亚局势紧张，社里要急派记者过去，如果让你去的话，你能走吗？没有犹豫，我回答：没问题。1个小时以后我已经拖着一箱草草准备的衣物和器材从东五环外的小窝回到了新华社新闻大厦三层的编辑平面。第一件事就是到总编室领命。西装笔挺的关心国老总神色凝重，我十分努力地在他扫视我的第一眼时掩饰了自己的孩子气与疲惫，厚着脸皮向关总开出了我的“报价单”：我要笔记本电脑和海事卫星电话、对讲机、手摇发电机和美钞现金。
第二天，当同事们一早涌入新闻大厦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查看有关利比亚的一切信息。正当我感觉前途一片渺茫，国际部的辛俭强，也是这次急派记者的临时小组长打来电话：走，跟我去办签证！
从办公室到总编室，再从外事局到外交部，陪伴我们一天的就是手机电话和与司机班师傅的闲聊。利比亚这个特殊的国家实行“回签”制，需要从利比亚国内向驻外大使馆发出名单及许可后，大使馆方可给予签证。而眼下正是混乱时期，即便是外交部派出了专人给将要搭乘首飞航班的中国记者办理签证，也是遭到利大使的拒绝。我和辛俭强的行李就拉在车上，本想在利比亚使馆办好签证一路狂奔能赶上下午17点起飞的国航首架撤离包机，可因为一张小小签证，我们的首飞计划被拦腰斩断在北京三里屯。星辰璀璨照亮回家的路，车流拥堵回家也寸步难行。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的我还不困，琢磨着明天还要再准备哪些出差的器材。
接下来的几天里，辛俭强在燃烧着他的全部能量争取签证，我通过朋友，把新华社的照相机送上国航第二架撤离包机，在带班经理金红光的带领下，国航机组留下自己的私人相机，带上5台新华社的佳能S90卡片相机踏上飞赴埃及撤离同胞之旅，也为我们带回了当时国内第一组包机撤离全过程的图片，期间为了送相机、接相机，又是几个通宵和奔波。
两周后，3万多中国同胞已经从利比亚安全撤出了，而我并没有去利比亚，心情平静一如往常地上班下班，利比亚的待命似乎到了国航空乘拍的这组片子为止不会再有新的动作。我也幸运地被Osprey户外用品公司在全国6000多申请者中选中成为塔斯马尼亚岛探秘之旅的4名队员之一。我们将从北京出发，在墨尔本转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朗赛斯顿，开始6天的无后勤补给丛林徒步活动。而我向组里申请入社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也获批准，生活正迎来美好的时光。
命运也许注定，我与利比亚有缘，转折就在我即将踏上澳洲行程前的一个傍晚闪现。在新华社物美超市里我偶遇正在买牛奶的辛俭强，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咱们去利比亚的签证就要下来了，这次很有戏，如果走的话会很快。我点了点头，告诉自己：澳大利亚的美丽风情已经不用考虑了。
第二次待命没有了第一次的紧张和匆忙，我更从容地在更多细节上升级完善我的器材和装备。我把电脑系统和软件调整到最顺手的状态，找专家给自己培训海事卫星电话的使用，把部分大额美元现钞换成实用的零钞，随身背负的物品和背包经过反复甄选，压缩装填，实现了“拉一个背一个”，采购更加合身的衣服，特意找朋友了解我国军方对与利比亚局势发展的研判，也向摄影前辈请教拍摄技巧之类，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拍摄计划……为了安全起见，我甚至把最后的救命美钞分散藏进海事卫星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的机壳里面。
3月11日下午14点，几乎在日本9级地震发生的同时，我和国际部辛俭强、李腾，音视频部蒋志强从位于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社出发，前往首都机场。
五星红旗是最好的防弹衣
我有一件草黄色的摄影马甲，是2007年到西藏分社锻炼时摄影部配发的。徒步走墨脱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可能会死在里面，就在马甲的左胸口位置缝上了一面五星红旗，之后，我穿着它采访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上海世博会等活动，真没想到，第一次出国作战，这件以功能性被选入我携带装备之列的马甲竟因为一面国旗，成为在利比亚采访的最好防弹衣。
双脚踏上利比亚的土地，第一步落在的黎波里国际机场，这个距离市区100多公里的机场已经成为各国侨民逃避战乱的一个出口，我们穿过旅客寥落的到达大厅走出机场，顿时无数黑色面孔涌向面前，机场外的草坪上围满了等待撤离的人们，一个来自阿尔及尔的工人说，他在机场等待飞离的黎波里的航班已经两天，还有的人等得更久。那些期待的焦虑惶恐的眼神让我赶紧举起跨在肩上的相机拍摄，看到我们逆着人潮从机场走出来，有人喊China China 。
我们住在首都的黎波里一个由利比亚政府指定的酒店，所有来利比亚报道的受邀记者都住在这里，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的记者。我们没有在的黎波里设有分社，所以采访线索和后勤保障都要从酒店开始。利方把官方新闻发布会设在酒店的会议厅里，各国记者、利方官员频繁活动在酒店里，酒店就成了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只有我们四个。外国记者对我们都很感兴趣，通常会问我们来了多少人，打算呆多久。闲聊中有外国记者直言不讳：你们不用担心，中国是利比亚的朋友。
卡扎菲政府军不断地节节胜利刺激了支持班加西反对派的北约国家，联大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一旦对利比亚实行禁飞，卡扎菲的作战实力将会大大削弱，从而会逆转战局。3月18日，在酒店举行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利比亚副外长卡伊姆声明，利方将积极对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发布会正在进行中时，外面一阵大乱，有记者跑进会议厅说外面有人冲进来了，几乎所有的记者不再围观卡伊姆，拎起机器就往酒店门口跑，去拍摄闯进酒店的示威群众。这些群众以年轻人为主，有些还穿着军服，大部分像地痞流氓，后来得知这是被政府默许的。这些人情绪激动，在酒店大厅与酒店工作人员发生轻微冲撞，闯进来的年轻人对迎上来的西方记者怒吼大叫，人流不断涌入，像潮水一般把冲出来的记者逼回新闻会议厅。他们跳上桌子、椅子，高举支持卡扎菲的标语又唱又跳，有些西方记者直接回了房间，有些坚持拍摄的西方记者在混乱中被打得流鼻血，有人被威胁说：如果你是美国人，我会杀了你。我恰好穿着带有国旗的摄影马甲，几个闹事儿的年轻人认出来中国国旗，对我特别“关照”。这晚我拍摄的示威群众画面成为第二天许多媒体报道卡伊姆声明的头条照片。 一天晚上，外面乒乓乱响，分不清是放鞭炮还是打枪，还有人呼喊的声音。辛俭强带着我，两个人兜里揣着卡片相机，简装出门，沿着酒店外的公路走了四五个街区，发现好多利比亚人围在一起唱歌庆祝，还不时打出烟花，我还是第一次在陌生国家走夜路，特别是这种地方，来到热闹的场地边有利比亚人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说是，他们说，来吧，一起跳吧，我们大着胆子掏出相机融入人群中与他们互动，拍摄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并了解到他们这是为卡政府军收复艾季达比亚而庆祝。走时，有三个秘密警察上来盘问，得知我们是中国的记者来采访利比亚，十分客气地说，“中国是朋友，百分百。”
举起相机踏进墓穴
3月24日，我正在酒店大厅和几个西方记者闲聊，瞥见两个英国记者行色匆匆地往门外走，一个利比亚新闻官也随在身后，低声打着电话，我立刻跑过去追问，原来他们要去拍一个海边的葬礼，可能是被北约空袭炸死的人，正在联系车子。北约对的黎波里的轰炸已经三天了，我还没有拍到被炸身亡的利比亚人的画面，葬礼真是个好机会！我一路小跑回房间拿相机，同时给报道组组长辛俭强打电话汇报。两分钟后我披挂整齐回到酒店大厅时，两个英国记者已经不见踪影，新闻部临时找来一辆尼桑小轿车，装上我和法国电视2台的女摄像师瓦卢卡斯前往举行葬礼的海边墓园。
小轿车一路向北飞驰在利比亚宽阔的马路上，忽而驶上一座高架桥，前面的汽车逐渐融入瓦蓝的天空里，白云从身边掠过，随着桥面下斜，蓝天下升起一条深蓝的线条，那是地中海海水与天空的相交，水平线以下错综排布的建筑像卡通动画片一样一个个飞速扑来。青岛、三亚、厦门……我脑海中闪过祖国三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没有战火，这里也是怡人舒适的地方啊。坐在我身旁的瓦卢卡斯抱着摄像机一声不响，侧目凝视着车窗外的建筑，她眼中一道晶莹的反光让我打了个寒战，我抓起手里的相机，把感光度、快门、光圈重新设置了一遍。
停车之处，我们被夹在葬礼附近拥堵的车流中，一边是海滩，一边是清真寺，利比亚新闻官示意我们就在这儿下车，我和瓦卢卡斯一开车门，立刻被嘈杂的汽车鸣笛和人们的叫喊声包围。靠近海滩方向的不远处有许多人在聚集，不时传来枪声，有人举着绿色的利比亚国旗爬上墙头呐喊，还有车辆拦住了马路，那一定就是葬礼的现场。另一侧不远处的草地上，一排虔诚的穆斯林信徒背对着我排成一排，面朝东方低头祷告，与杂乱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举起相机就从这里开始记录葬礼。
葬礼举行的地方位于汉希尔公墓外一条通向大海的路上，早已水泄不通，至少有上千人聚集在路的一侧，路中央摆放着几具木板棺材，周围的房顶上密密麻麻也站满了人，许多人头上扎着绿布带、举着绿色的国旗，一个两三岁大的小孩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手里还拿着AK-47自动步枪的模型。一辆救护车驶来，卸下几具新的棺材，人们的情绪顿时达到高潮，有人从夹克里掏出真的AK步枪在距离我不到5米的地方朝天射击，还有人愤怒地朝西方记者挥出拳头。不一会儿，随着一位长者的呼唤和吟诵声通过麦克风传到耳畔，所有人都静了下来肃立闭目，齐声为逝者祷告。为了拍好这个现场，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从棺材一头视线贯通看向大海的角度到棺材另一头贴地仰视的视角，为了一张干净的照片，都要尝试，常常要窝在地上等待一个不必要的人走出我的取景框，这时候就是有人拽我我也不动。
祷告之后，我混杂在抬棺材的人流里，透过人群中的缝隙可以看到通往汉希尔墓园的路上人山人海，汽车上也是站着的人。走进墓园狭窄的门时，身旁一个人从兜里掏出一把Glock格洛克手枪朝天射击，一下打完了一梭子子弹，墓园里面，熟悉的AK-47的枪声也此起彼伏，人们的情绪随着枪声越来越激烈，叫喊着冲向已经挖好的墓坑。等我冲到墓坑时，已经挤不到跟前了，我只能用蹩脚的阿拉伯语说“我是记者，请让一让”。墓坑边上，一些穿着长袍带穆斯林小帽的人把裹着白布的尸体从棺材中抬出来放进墓坑，尸体明显僵硬，但腰背部在搬运过程中尚有一定弯曲弹性。人们七手八脚地在围着墓坑帮着下葬，我蹲在墓坑边，几乎举不起相机，在尸体与人墙之间的方寸地面上进退不得。尸体安放好之后，人们用双手传递来几块水泥板盖在墓穴之上，再用手捧来一捧一捧的土埋在水泥板上，这时候整个空气中飞扬的都是尘土，直到我回到酒店，嘴巴里还能吐出沙。
安葬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用水泥在墓坑上砌起一个墓盖，我从人缝里钻出来换个角度拍，刚直起腰，一串不同于以往的更加清脆的枪声在身旁炸起，回头看，一个穿迷彩大衣的人把一把以色列乌兹冲锋枪匆忙掖进怀里，正侧目扫视着我，我赶紧把目光转过去，低头拍拍脖子里的土，走向另一个墓坑。几分钟的时间，一个墓盖已经砌好了，潮湿的水泥还能反射出水光，墓盖一头竖起一个小墓碑，上面插着几束小花，这一个瞬间让我仿佛找到一种灵感，那些逝去的人将长眠在这片海滩墓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是在这样杂乱的背景下怎么用镜头去表达呢？我想我一定要再低一点，从逝者的视角去拍这个花。为防止触犯禁忌惹麻烦，我向一个献花的人比划着问能不能跨过这个墓坑到对面去拍，他非常友好地点头，我跳过去以后继续向他比划这个角度还不理想，我又指了指墓坑里面，他皱起了眉头。我干脆双手抱拳给他作揖，把他一下子逗乐了，他叫来一个朋友说了几句，那人指着墓坑对我说：“快点儿”。就这样，我终于获得了一个到墓坑里拍摄的机会。
回酒店的路上，我接到辛俭强的电话，他们在酒店看到半岛电视台的直播，在海滩葬礼的现场画面中，新华社的摄影马甲在人群里格外醒目。
新闻部也没有这么详细的通讯录
3月，当所有人都想尽办法远离这个正经历动荡与危机的国度时，捕捉新闻事实的记者却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行，而这也正是作为记者的职责和使命。在我们搭乘的前往的黎波里撤侨的埃及航空公司专机上，结识了来自荷兰的独立战地记者阿诺德，57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利比亚，从事媒体工作30余年，海湾战争、阿富汗、安哥拉……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住在Corinthia酒店的阿诺德每天都起早贪黑赶到我们的RIXOS酒店，因为多数新闻发布会和采访信息都在这里，他带上一瓶矿泉水在酒店的大堂里一坐就是一天。阿诺德对同行很热情，通过阿诺德，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AP、AFP、路透、BBC、NHK、委内瑞拉电视台、英国每日电讯、德国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电视台、菲律宾电视台。
蒂埃里是来自卢森堡的电视记者，3月11日他比我们早到的黎波里4个小时，当天就在街头拍摄了5分钟的视频素材，并有记者对的黎波里市民的出镜采访。在我们每次一同外出采访时我都会特别注意蒂埃里，他比其他摄像记者穿的更脏，但更加卖力。他从不争抢机位，每次看他的视频都感觉镜头运用非常精彩。
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战地摄影师，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胸前挂着两台徕卡相机，他穿牛仔裤，黑色M65风衣再配上一条淡彩的围巾，用一个朋友的话说是一副十足古典范儿。布鲁诺跟每一个记者都能聊得来，也许和他从事过20年的音乐人的工作有关。常常走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乌干达、索马里、南斯拉夫、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布鲁诺在利比亚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经验老到。
约翰是英国独立电视台ITN 常驻中东地区的出镜记者，曾在北京生活。一个晚上我观摩他租用AP的户外直播室做连线直播，他等待连线前用啤酒和香烟缓解压力，但是他告诉我他更喜欢喝燕京啤酒。
安妮是法国电视台1台的女摄像，与我年龄相仿，会讲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不管是新闻发布会还是外出采访，她总是扛着大摄像机冲在前面。安妮特别喜欢我给她拍的在利比亚海军修理厂被炸废墟上的工作照，她把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我，在我们离开的那个早晨，她还特地来到酒店门口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为我送行，告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定要再见。
而我，用相机记录下同行们的身影，留下他们在利比亚战斗的瞬间，更留下一个中国记者友好热情的名片。在我的采访本上，密密麻麻写下了20多个外国记者的签名和电子邮件，英国ITN电视台的记者吉里什说：你可真行，我们新闻部也没有你这么详细的通讯录啊！
2011年2月中旬的一天接近午夜，我下了夜班刚刚回到家，突然接到新华社摄影部发稿中心主任丁玫老师的电话：杨光，你现在哪里？现在利比亚局势紧张，社里要急派记者过去，如果让你去的话，你能走吗？没有犹豫，我回答：没问题。1个小时以后我已经拖着一箱草草准备的衣物和器材从东五环外的小窝回到了新华社新闻大厦三层的编辑平面。第一件事就是到总编室领命。西装笔挺的关心国老总神色凝重，我十分努力地在他扫视我的第一眼时掩饰了自己的孩子气与疲惫，厚着脸皮向关总开出了我的“报价单”：我要笔记本电脑和海事卫星电话、对讲机、手摇发电机和美钞现金。
第二天，当同事们一早涌入新闻大厦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还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查看有关利比亚的一切信息。正当我感觉前途一片渺茫，国际部的辛俭强，也是这次急派记者的临时小组长打来电话：走，跟我去办签证！
从办公室到总编室，再从外事局到外交部，陪伴我们一天的就是手机电话和与司机班师傅的闲聊。利比亚这个特殊的国家实行“回签”制，需要从利比亚国内向驻外大使馆发出名单及许可后，大使馆方可给予签证。而眼下正是混乱时期，即便是外交部派出了专人给将要搭乘首飞航班的中国记者办理签证，也是遭到利大使的拒绝。我和辛俭强的行李就拉在车上，本想在利比亚使馆办好签证一路狂奔能赶上下午17点起飞的国航首架撤离包机，可因为一张小小签证，我们的首飞计划被拦腰斩断在北京三里屯。星辰璀璨照亮回家的路，车流拥堵回家也寸步难行。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的我还不困，琢磨着明天还要再准备哪些出差的器材。
接下来的几天里，辛俭强在燃烧着他的全部能量争取签证，我通过朋友，把新华社的照相机送上国航第二架撤离包机，在带班经理金红光的带领下，国航机组留下自己的私人相机，带上5台新华社的佳能S90卡片相机踏上飞赴埃及撤离同胞之旅，也为我们带回了当时国内第一组包机撤离全过程的图片，期间为了送相机、接相机，又是几个通宵和奔波。
两周后，3万多中国同胞已经从利比亚安全撤出了，而我并没有去利比亚，心情平静一如往常地上班下班，利比亚的待命似乎到了国航空乘拍的这组片子为止不会再有新的动作。我也幸运地被Osprey户外用品公司在全国6000多申请者中选中成为塔斯马尼亚岛探秘之旅的4名队员之一。我们将从北京出发，在墨尔本转至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朗赛斯顿，开始6天的无后勤补给丛林徒步活动。而我向组里申请入社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也获批准，生活正迎来美好的时光。
命运也许注定，我与利比亚有缘，转折就在我即将踏上澳洲行程前的一个傍晚闪现。在新华社物美超市里我偶遇正在买牛奶的辛俭强，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咱们去利比亚的签证就要下来了，这次很有戏，如果走的话会很快。我点了点头，告诉自己：澳大利亚的美丽风情已经不用考虑了。
第二次待命没有了第一次的紧张和匆忙，我更从容地在更多细节上升级完善我的器材和装备。我把电脑系统和软件调整到最顺手的状态，找专家给自己培训海事卫星电话的使用，把部分大额美元现钞换成实用的零钞，随身背负的物品和背包经过反复甄选，压缩装填，实现了“拉一个背一个”，采购更加合身的衣服，特意找朋友了解我国军方对与利比亚局势发展的研判，也向摄影前辈请教拍摄技巧之类，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拍摄计划……为了安全起见，我甚至把最后的救命美钞分散藏进海事卫星电话和笔记本电脑的机壳里面。
3月11日下午14点，几乎在日本9级地震发生的同时，我和国际部辛俭强、李腾，音视频部蒋志强从位于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社出发，前往首都机场。
五星红旗是最好的防弹衣
我有一件草黄色的摄影马甲，是2007年到西藏分社锻炼时摄影部配发的。徒步走墨脱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可能会死在里面，就在马甲的左胸口位置缝上了一面五星红旗，之后，我穿着它采访了60周年国庆阅兵、上海世博会等活动，真没想到，第一次出国作战，这件以功能性被选入我携带装备之列的马甲竟因为一面国旗，成为在利比亚采访的最好防弹衣。
双脚踏上利比亚的土地，第一步落在的黎波里国际机场，这个距离市区100多公里的机场已经成为各国侨民逃避战乱的一个出口，我们穿过旅客寥落的到达大厅走出机场，顿时无数黑色面孔涌向面前，机场外的草坪上围满了等待撤离的人们，一个来自阿尔及尔的工人说，他在机场等待飞离的黎波里的航班已经两天，还有的人等得更久。那些期待的焦虑惶恐的眼神让我赶紧举起跨在肩上的相机拍摄，看到我们逆着人潮从机场走出来，有人喊China China 。
我们住在首都的黎波里一个由利比亚政府指定的酒店，所有来利比亚报道的受邀记者都住在这里，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的记者。我们没有在的黎波里设有分社，所以采访线索和后勤保障都要从酒店开始。利方把官方新闻发布会设在酒店的会议厅里，各国记者、利方官员频繁活动在酒店里，酒店就成了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只有我们四个。外国记者对我们都很感兴趣，通常会问我们来了多少人，打算呆多久。闲聊中有外国记者直言不讳：你们不用担心，中国是利比亚的朋友。
卡扎菲政府军不断地节节胜利刺激了支持班加西反对派的北约国家，联大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一旦对利比亚实行禁飞，卡扎菲的作战实力将会大大削弱，从而会逆转战局。3月18日，在酒店举行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利比亚副外长卡伊姆声明，利方将积极对待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发布会正在进行中时，外面一阵大乱，有记者跑进会议厅说外面有人冲进来了，几乎所有的记者不再围观卡伊姆，拎起机器就往酒店门口跑，去拍摄闯进酒店的示威群众。这些群众以年轻人为主，有些还穿着军服，大部分像地痞流氓，后来得知这是被政府默许的。这些人情绪激动，在酒店大厅与酒店工作人员发生轻微冲撞，闯进来的年轻人对迎上来的西方记者怒吼大叫，人流不断涌入，像潮水一般把冲出来的记者逼回新闻会议厅。他们跳上桌子、椅子，高举支持卡扎菲的标语又唱又跳，有些西方记者直接回了房间，有些坚持拍摄的西方记者在混乱中被打得流鼻血，有人被威胁说：如果你是美国人，我会杀了你。我恰好穿着带有国旗的摄影马甲，几个闹事儿的年轻人认出来中国国旗，对我特别“关照”。这晚我拍摄的示威群众画面成为第二天许多媒体报道卡伊姆声明的头条照片。 一天晚上，外面乒乓乱响，分不清是放鞭炮还是打枪，还有人呼喊的声音。辛俭强带着我，两个人兜里揣着卡片相机，简装出门，沿着酒店外的公路走了四五个街区，发现好多利比亚人围在一起唱歌庆祝，还不时打出烟花，我还是第一次在陌生国家走夜路，特别是这种地方，来到热闹的场地边有利比亚人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说是，他们说，来吧，一起跳吧，我们大着胆子掏出相机融入人群中与他们互动，拍摄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并了解到他们这是为卡政府军收复艾季达比亚而庆祝。走时，有三个秘密警察上来盘问，得知我们是中国的记者来采访利比亚，十分客气地说，“中国是朋友，百分百。”
举起相机踏进墓穴
3月24日，我正在酒店大厅和几个西方记者闲聊，瞥见两个英国记者行色匆匆地往门外走，一个利比亚新闻官也随在身后，低声打着电话，我立刻跑过去追问，原来他们要去拍一个海边的葬礼，可能是被北约空袭炸死的人，正在联系车子。北约对的黎波里的轰炸已经三天了，我还没有拍到被炸身亡的利比亚人的画面，葬礼真是个好机会！我一路小跑回房间拿相机，同时给报道组组长辛俭强打电话汇报。两分钟后我披挂整齐回到酒店大厅时，两个英国记者已经不见踪影，新闻部临时找来一辆尼桑小轿车，装上我和法国电视2台的女摄像师瓦卢卡斯前往举行葬礼的海边墓园。
小轿车一路向北飞驰在利比亚宽阔的马路上，忽而驶上一座高架桥，前面的汽车逐渐融入瓦蓝的天空里，白云从身边掠过，随着桥面下斜，蓝天下升起一条深蓝的线条，那是地中海海水与天空的相交，水平线以下错综排布的建筑像卡通动画片一样一个个飞速扑来。青岛、三亚、厦门……我脑海中闪过祖国三座美丽的城市，如果没有战火，这里也是怡人舒适的地方啊。坐在我身旁的瓦卢卡斯抱着摄像机一声不响，侧目凝视着车窗外的建筑，她眼中一道晶莹的反光让我打了个寒战，我抓起手里的相机，把感光度、快门、光圈重新设置了一遍。
停车之处，我们被夹在葬礼附近拥堵的车流中，一边是海滩，一边是清真寺，利比亚新闻官示意我们就在这儿下车，我和瓦卢卡斯一开车门，立刻被嘈杂的汽车鸣笛和人们的叫喊声包围。靠近海滩方向的不远处有许多人在聚集，不时传来枪声，有人举着绿色的利比亚国旗爬上墙头呐喊，还有车辆拦住了马路，那一定就是葬礼的现场。另一侧不远处的草地上，一排虔诚的穆斯林信徒背对着我排成一排，面朝东方低头祷告，与杂乱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举起相机就从这里开始记录葬礼。
葬礼举行的地方位于汉希尔公墓外一条通向大海的路上，早已水泄不通，至少有上千人聚集在路的一侧，路中央摆放着几具木板棺材，周围的房顶上密密麻麻也站满了人，许多人头上扎着绿布带、举着绿色的国旗，一个两三岁大的小孩骑在爸爸的肩膀上，手里还拿着AK-47自动步枪的模型。一辆救护车驶来，卸下几具新的棺材，人们的情绪顿时达到高潮，有人从夹克里掏出真的AK步枪在距离我不到5米的地方朝天射击，还有人愤怒地朝西方记者挥出拳头。不一会儿，随着一位长者的呼唤和吟诵声通过麦克风传到耳畔，所有人都静了下来肃立闭目，齐声为逝者祷告。为了拍好这个现场，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从棺材一头视线贯通看向大海的角度到棺材另一头贴地仰视的视角，为了一张干净的照片，都要尝试，常常要窝在地上等待一个不必要的人走出我的取景框，这时候就是有人拽我我也不动。
祷告之后，我混杂在抬棺材的人流里，透过人群中的缝隙可以看到通往汉希尔墓园的路上人山人海，汽车上也是站着的人。走进墓园狭窄的门时，身旁一个人从兜里掏出一把Glock格洛克手枪朝天射击，一下打完了一梭子子弹，墓园里面，熟悉的AK-47的枪声也此起彼伏，人们的情绪随着枪声越来越激烈，叫喊着冲向已经挖好的墓坑。等我冲到墓坑时，已经挤不到跟前了，我只能用蹩脚的阿拉伯语说“我是记者，请让一让”。墓坑边上，一些穿着长袍带穆斯林小帽的人把裹着白布的尸体从棺材中抬出来放进墓坑，尸体明显僵硬，但腰背部在搬运过程中尚有一定弯曲弹性。人们七手八脚地在围着墓坑帮着下葬，我蹲在墓坑边，几乎举不起相机，在尸体与人墙之间的方寸地面上进退不得。尸体安放好之后，人们用双手传递来几块水泥板盖在墓穴之上，再用手捧来一捧一捧的土埋在水泥板上，这时候整个空气中飞扬的都是尘土，直到我回到酒店，嘴巴里还能吐出沙。
安葬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用水泥在墓坑上砌起一个墓盖，我从人缝里钻出来换个角度拍，刚直起腰，一串不同于以往的更加清脆的枪声在身旁炸起，回头看，一个穿迷彩大衣的人把一把以色列乌兹冲锋枪匆忙掖进怀里，正侧目扫视着我，我赶紧把目光转过去，低头拍拍脖子里的土，走向另一个墓坑。几分钟的时间，一个墓盖已经砌好了，潮湿的水泥还能反射出水光，墓盖一头竖起一个小墓碑，上面插着几束小花，这一个瞬间让我仿佛找到一种灵感，那些逝去的人将长眠在这片海滩墓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是在这样杂乱的背景下怎么用镜头去表达呢？我想我一定要再低一点，从逝者的视角去拍这个花。为防止触犯禁忌惹麻烦，我向一个献花的人比划着问能不能跨过这个墓坑到对面去拍，他非常友好地点头，我跳过去以后继续向他比划这个角度还不理想，我又指了指墓坑里面，他皱起了眉头。我干脆双手抱拳给他作揖，把他一下子逗乐了，他叫来一个朋友说了几句，那人指着墓坑对我说：“快点儿”。就这样，我终于获得了一个到墓坑里拍摄的机会。
回酒店的路上，我接到辛俭强的电话，他们在酒店看到半岛电视台的直播，在海滩葬礼的现场画面中，新华社的摄影马甲在人群里格外醒目。
新闻部也没有这么详细的通讯录
3月，当所有人都想尽办法远离这个正经历动荡与危机的国度时，捕捉新闻事实的记者却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行，而这也正是作为记者的职责和使命。在我们搭乘的前往的黎波里撤侨的埃及航空公司专机上，结识了来自荷兰的独立战地记者阿诺德，57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利比亚，从事媒体工作30余年，海湾战争、阿富汗、安哥拉……到处都有他的身影。
住在Corinthia酒店的阿诺德每天都起早贪黑赶到我们的RIXOS酒店，因为多数新闻发布会和采访信息都在这里，他带上一瓶矿泉水在酒店的大堂里一坐就是一天。阿诺德对同行很热情，通过阿诺德，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AP、AFP、路透、BBC、NHK、委内瑞拉电视台、英国每日电讯、德国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甚至还有印度尼西亚电视台、菲律宾电视台。
蒂埃里是来自卢森堡的电视记者，3月11日他比我们早到的黎波里4个小时，当天就在街头拍摄了5分钟的视频素材，并有记者对的黎波里市民的出镜采访。在我们每次一同外出采访时我都会特别注意蒂埃里，他比其他摄像记者穿的更脏，但更加卖力。他从不争抢机位，每次看他的视频都感觉镜头运用非常精彩。
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战地摄影师，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胸前挂着两台徕卡相机，他穿牛仔裤，黑色M65风衣再配上一条淡彩的围巾，用一个朋友的话说是一副十足古典范儿。布鲁诺跟每一个记者都能聊得来，也许和他从事过20年的音乐人的工作有关。常常走在巴勒斯坦、伊拉克、乌干达、索马里、南斯拉夫、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布鲁诺在利比亚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经验老到。
约翰是英国独立电视台ITN 常驻中东地区的出镜记者，曾在北京生活。一个晚上我观摩他租用AP的户外直播室做连线直播，他等待连线前用啤酒和香烟缓解压力，但是他告诉我他更喜欢喝燕京啤酒。
安妮是法国电视台1台的女摄像，与我年龄相仿，会讲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不管是新闻发布会还是外出采访，她总是扛着大摄像机冲在前面。安妮特别喜欢我给她拍的在利比亚海军修理厂被炸废墟上的工作照，她把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我，在我们离开的那个早晨，她还特地来到酒店门口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为我送行，告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定要再见。
而我，用相机记录下同行们的身影，留下他们在利比亚战斗的瞬间，更留下一个中国记者友好热情的名片。在我的采访本上，密密麻麻写下了20多个外国记者的签名和电子邮件，英国ITN电视台的记者吉里什说：你可真行，我们新闻部也没有你这么详细的通讯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