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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第16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邀请，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携乐队来到北京，分别在王府井教堂、三里屯做了两场音乐会。三里屯演出当天正是克里斯的生日，台下观众涌到台前唱起生日歌，吹到兴头上，克里斯拿着小提琴走出室外，露天演奏了一段《今夜无人入睡》，观众一片疯狂。
优秀和成功是两码事。人们在提起我时，总会提起我赢得过多少座格莱美奖杯、在各大流行榜的第一名上停留过多久，可是我真正为之骄傲的并不是这样那样的排名，而是能得到我所尊重的人的尊重。我也不会像很多好莱坞名人那样，拥有自己的衣服品牌、香水品牌。在城市间穿行、登台，听到有人对我说，“听了你的音乐我都快哭了”，那是我最自豪的。
我是不是“爵士乐手”呢？我会把自己称做“小号手”，受到很多爵士乐影响，但我吹奏的古典乐也许比纯粹的爵士乐还多。我想世界上有很多人热爱安德烈·波切利（擅长跨界的盲人男高音歌唱家）的演唱，同时也分辨得出他跟多明戈、帕瓦罗蒂的区别：波切利不是传统意义上上的歌剧艺术家，但他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将歌剧艺术普及开去，同时他的声音也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很有亲切感。我从中获得很多启发，我做了很多唱片，有玩得疯狂不已的爵士，但制作出来的成品是短小、容易入耳的，而不是一首曲子45分钟长那样的数学测验。
我没有私人服装设计师、化妆师，但我在台上只穿Tom Ford牌子的衣服。很多人不会穿西服上台的，都是开会啊、跟人握手啊才穿的。但我很喜欢Tom Ford的衣料材质，衣服有漂亮的材质，又有一点弹性，吹起小号来也有活动空间，穿着很舒服。这些是我认定的，我自己选的，不是别人给我设计的。
每年有300天我都在台上、表演中度过。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可以从北京到悉尼、到莫斯科登台，每到一处，都有很多欣赏我的小号吹奏的乐迷来捧场。我和我的观众之间总能产生微妙的联系，每个演出的晚上因此变得亲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演出那么频繁，每次旅行，我都有惊喜的感觉。当然有些观众保守一些，比如上个月在上海，开始几首曲子大家很安静，但后面几首开始观众席上的气氛忽然就起来了，大家变得疯狂。在不同地方与观众沟通，有很多障碍，比如语言，但最终你通过在台上的表达、台下观众的表情，清楚自己到底沟通进行得如何。
1991年保罗·西蒙带我一起上路巡演。10年以后斯汀带我一起巡演，从此我们成为好友。斯汀对我很有信心，他在音乐上给我许多帮助，没有他早年的帮忙，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了。与其他优秀的乐手同台，比如马友友、史蒂芬·泰勒，也是使我的音乐形成独特风格的原因。我是很多音乐家的乐迷。
我现在用的小号源自1939年，是我一个朋友在eBay上拍来的，结果我拿在手上只吹了一个音，就对他说：“这小号你别想拿回去了”。我买了朋友这支小号，一直只用这一支，它是跟Miles Davis同款的小号。我们不像很多摇滚吉他手，演出时随时有人在台下递上一把吉他，就换一把弹。小号对我来说很私人，一旦拥有了不会轻易换。
如果不巡演，我只会待在洛杉矶的家里。有人问我那么多不间断的新环境刺激，是不是也有闷的一天。可是只有待家里太久才觉得闷，当我重新回到路上时，我会感到非常快乐。每一个生日我都在路上过，给不同地方的乐迷演奏，我就喜欢这个样子。
我知道很多乐手有点迷信，上台前会聚在一起说些吉利的话。我刻意不这样。上台前，我希望我和乐手的状态越放松越好，经验告诉我，在台后越是“不正经”、无忧无虑的乐队，上台后就总会很快进入状态。我跟许多不同乐队合作过，有些乐队这边不许去、这个不能干，诸多拘束，弄得很紧张。表面上也许很难看出来，但我们知道，这两种状态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对内对外都自由开放。
优秀和成功是两码事。人们在提起我时，总会提起我赢得过多少座格莱美奖杯、在各大流行榜的第一名上停留过多久，可是我真正为之骄傲的并不是这样那样的排名，而是能得到我所尊重的人的尊重。我也不会像很多好莱坞名人那样，拥有自己的衣服品牌、香水品牌。在城市间穿行、登台，听到有人对我说，“听了你的音乐我都快哭了”，那是我最自豪的。
我是不是“爵士乐手”呢？我会把自己称做“小号手”，受到很多爵士乐影响，但我吹奏的古典乐也许比纯粹的爵士乐还多。我想世界上有很多人热爱安德烈·波切利（擅长跨界的盲人男高音歌唱家）的演唱，同时也分辨得出他跟多明戈、帕瓦罗蒂的区别：波切利不是传统意义上上的歌剧艺术家，但他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将歌剧艺术普及开去，同时他的声音也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很有亲切感。我从中获得很多启发，我做了很多唱片，有玩得疯狂不已的爵士，但制作出来的成品是短小、容易入耳的，而不是一首曲子45分钟长那样的数学测验。
我没有私人服装设计师、化妆师，但我在台上只穿Tom Ford牌子的衣服。很多人不会穿西服上台的，都是开会啊、跟人握手啊才穿的。但我很喜欢Tom Ford的衣料材质，衣服有漂亮的材质，又有一点弹性，吹起小号来也有活动空间，穿着很舒服。这些是我认定的，我自己选的，不是别人给我设计的。
每年有300天我都在台上、表演中度过。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可以从北京到悉尼、到莫斯科登台，每到一处，都有很多欣赏我的小号吹奏的乐迷来捧场。我和我的观众之间总能产生微妙的联系，每个演出的晚上因此变得亲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演出那么频繁，每次旅行，我都有惊喜的感觉。当然有些观众保守一些，比如上个月在上海，开始几首曲子大家很安静，但后面几首开始观众席上的气氛忽然就起来了，大家变得疯狂。在不同地方与观众沟通，有很多障碍，比如语言，但最终你通过在台上的表达、台下观众的表情，清楚自己到底沟通进行得如何。
1991年保罗·西蒙带我一起上路巡演。10年以后斯汀带我一起巡演，从此我们成为好友。斯汀对我很有信心，他在音乐上给我许多帮助，没有他早年的帮忙，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了。与其他优秀的乐手同台，比如马友友、史蒂芬·泰勒，也是使我的音乐形成独特风格的原因。我是很多音乐家的乐迷。
我现在用的小号源自1939年，是我一个朋友在eBay上拍来的，结果我拿在手上只吹了一个音，就对他说：“这小号你别想拿回去了”。我买了朋友这支小号，一直只用这一支，它是跟Miles Davis同款的小号。我们不像很多摇滚吉他手，演出时随时有人在台下递上一把吉他，就换一把弹。小号对我来说很私人，一旦拥有了不会轻易换。
如果不巡演，我只会待在洛杉矶的家里。有人问我那么多不间断的新环境刺激，是不是也有闷的一天。可是只有待家里太久才觉得闷，当我重新回到路上时，我会感到非常快乐。每一个生日我都在路上过，给不同地方的乐迷演奏，我就喜欢这个样子。
我知道很多乐手有点迷信，上台前会聚在一起说些吉利的话。我刻意不这样。上台前，我希望我和乐手的状态越放松越好，经验告诉我，在台后越是“不正经”、无忧无虑的乐队，上台后就总会很快进入状态。我跟许多不同乐队合作过，有些乐队这边不许去、这个不能干，诸多拘束，弄得很紧张。表面上也许很难看出来，但我们知道，这两种状态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对内对外都自由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