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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转型和媒体产业化的进程中,少数电视媒体渐渐淡化了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分析新闻评论、访谈、综艺三类电视节目的现实状况,探讨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
【关键词】电视节目 戏说化 低俗化 社会责任 媒介素养
周润发做客《艺术人生》,尽捡刁钻的个人问题为难主持人朱军,朱军无奈被发哥“牵着鼻子走”;湖南电视台某节目现场,两位主持人争吵起来不欢而散,将现场观众晾在了一边……“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个令媒体从业者略显尴尬的结论:观众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天气预报。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通过分析一些电视节目现状探讨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
一、一些电视节目的现状
1、新闻评论节目戏说化
目前,业界兴起了一股从“播新闻”走向“说新闻”的热潮。的确,“说新闻”重建了主持人与受众间的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新闻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情节化”的模式也更吸引人。可是一些新闻节目日益陷入“戏说”的误区,新闻选题标准不再是事件的重要性,而是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在一些节目中,主持人要么用罗嗦的口语来说新闻,要么声情并茂地加一些评语,把个人情绪带到节目中。
当然也不乏相对较好的新闻评论节目,如四川台的《今晚十分》、广东台的《社会纵横》等。这类节目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把握时代脉搏,并逐渐培养着电视观众的民主意识。特别是央视的《新闻1 1》,它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刻板的说教方式,大胆触及关系国计民生的敏感议题,以创新特色成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一道亮丽的风景。
2、综艺娱乐节目低俗化
由于娱乐之风盛行,一些电视综艺节目陷入“低俗化”境地。如台湾的综艺节目《今夜不流泪》等,这些节目以个人隐私为看点,刻意暴露人性的阴暗面,让观众卷入低级趣味之中;一些“选秀”节目常常以崇尚另类为评判标准,挑战大众的审美底线。虽然节目强化了观众的参与意识,但它在形式上总是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低俗的内容让人难以接受。
3、访谈节目煽情化
纵观当前荧屏,一方面谈话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又不断遭遇“无人喝彩”乃至“下岗”的尴尬。虽然有像《张越访谈》《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等比较受欢迎的谈话节目,但在更多的访谈类节目中煽情主义日趋盛行,谈话节目变成了一场名人秀。
二、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
1、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电视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戏说化、低俗化、煽情化的背后是媒体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要吸引广告商,就必须有高收视率,要提高收视率,就要迎合观众的口味。于是各家电视台大作“娱乐”文章,猎奇、低俗的怪招频出。这种市场的恶性竞争,对电视媒体传播大众文化的功能带来负面影响。
2、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收视率和收视市场份额成为评价电视节目的标准,但高收视率的节目就一定是好节目吗?每个节目的受众定位和价值取向不同,其评价标准当然不能相同。这种节目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单纯以经济数据作为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节目间的无序竞争。
3、受众媒介素养有待提高
受众的媒介素养也是影响电视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电视节目内容是基于大多数观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欣赏眼光以及选择评判能力,受众整体素养的提高,也给电视媒体提供了好的收视市场。
三、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
电视媒体已经成为大众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面对一些电视节目的娱乐化趋势以及其对受众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电视媒体应当以责任为先,表现在:
1、有效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发展
电视新闻节目应该选取当下热点话题,着力于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大量新闻事实,寻求公允、客观、平衡的新闻表达,充分照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情感诉求;新闻评论员要有效地引导公共舆论,通过揭示事情真相,让偏私或者非理性的网络语言得到自我修正;通过探究事实根源,触及体制层面,为决策层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谏。总之,电视新闻要做到对尚未形成的歪风邪气起到震慑作用;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危机起到预警作用;对已经出现的愤懑情绪起到缓释作用。
2、关注弱势群体,反映社情民意
电视媒体应该成为各群体表达意见的平台,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如电视新闻应该关心失地农民的出路,关心毕业生就业状况,关心城市贫困人口生存境况,关心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发展问题等。
3、普及大众文化,提升受众媒介素养
电视媒体在守望社会,关爱民生的同时,还担负着传承社会文化的责任。电视节目不应只是一味迎合观众,而应积极培养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观众的文化品位。如《百家讲坛》既普及了大众文化,又促进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然而抵制低俗,提高品味,不会一蹴而就。电视媒体只有正确传达党的主张,反馈人民愿望,做好舆论监督,以有说服力的正面报道激发社会活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报道问题事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它就能较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同时能够获得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陈瑶,《绿色收视率与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7)
②董岩,《论电视媒体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文化责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8)
(作者:河海大学传播学在读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电视节目 戏说化 低俗化 社会责任 媒介素养
周润发做客《艺术人生》,尽捡刁钻的个人问题为难主持人朱军,朱军无奈被发哥“牵着鼻子走”;湖南电视台某节目现场,两位主持人争吵起来不欢而散,将现场观众晾在了一边……“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个令媒体从业者略显尴尬的结论:观众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天气预报。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通过分析一些电视节目现状探讨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
一、一些电视节目的现状
1、新闻评论节目戏说化
目前,业界兴起了一股从“播新闻”走向“说新闻”的热潮。的确,“说新闻”重建了主持人与受众间的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新闻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情节化”的模式也更吸引人。可是一些新闻节目日益陷入“戏说”的误区,新闻选题标准不再是事件的重要性,而是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在一些节目中,主持人要么用罗嗦的口语来说新闻,要么声情并茂地加一些评语,把个人情绪带到节目中。
当然也不乏相对较好的新闻评论节目,如四川台的《今晚十分》、广东台的《社会纵横》等。这类节目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把握时代脉搏,并逐渐培养着电视观众的民主意识。特别是央视的《新闻1 1》,它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刻板的说教方式,大胆触及关系国计民生的敏感议题,以创新特色成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一道亮丽的风景。
2、综艺娱乐节目低俗化
由于娱乐之风盛行,一些电视综艺节目陷入“低俗化”境地。如台湾的综艺节目《今夜不流泪》等,这些节目以个人隐私为看点,刻意暴露人性的阴暗面,让观众卷入低级趣味之中;一些“选秀”节目常常以崇尚另类为评判标准,挑战大众的审美底线。虽然节目强化了观众的参与意识,但它在形式上总是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且低俗的内容让人难以接受。
3、访谈节目煽情化
纵观当前荧屏,一方面谈话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又不断遭遇“无人喝彩”乃至“下岗”的尴尬。虽然有像《张越访谈》《鲁豫有约》《锵锵三人行》等比较受欢迎的谈话节目,但在更多的访谈类节目中煽情主义日趋盛行,谈话节目变成了一场名人秀。
二、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
1、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电视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戏说化、低俗化、煽情化的背后是媒体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自广告,要吸引广告商,就必须有高收视率,要提高收视率,就要迎合观众的口味。于是各家电视台大作“娱乐”文章,猎奇、低俗的怪招频出。这种市场的恶性竞争,对电视媒体传播大众文化的功能带来负面影响。
2、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收视率和收视市场份额成为评价电视节目的标准,但高收视率的节目就一定是好节目吗?每个节目的受众定位和价值取向不同,其评价标准当然不能相同。这种节目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单纯以经济数据作为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节目间的无序竞争。
3、受众媒介素养有待提高
受众的媒介素养也是影响电视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电视节目内容是基于大多数观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欣赏眼光以及选择评判能力,受众整体素养的提高,也给电视媒体提供了好的收视市场。
三、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
电视媒体已经成为大众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面对一些电视节目的娱乐化趋势以及其对受众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电视媒体应当以责任为先,表现在:
1、有效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发展
电视新闻节目应该选取当下热点话题,着力于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大量新闻事实,寻求公允、客观、平衡的新闻表达,充分照顾不同利益群体的情感诉求;新闻评论员要有效地引导公共舆论,通过揭示事情真相,让偏私或者非理性的网络语言得到自我修正;通过探究事实根源,触及体制层面,为决策层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谏。总之,电视新闻要做到对尚未形成的歪风邪气起到震慑作用;对即将发生的社会危机起到预警作用;对已经出现的愤懑情绪起到缓释作用。
2、关注弱势群体,反映社情民意
电视媒体应该成为各群体表达意见的平台,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如电视新闻应该关心失地农民的出路,关心毕业生就业状况,关心城市贫困人口生存境况,关心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发展问题等。
3、普及大众文化,提升受众媒介素养
电视媒体在守望社会,关爱民生的同时,还担负着传承社会文化的责任。电视节目不应只是一味迎合观众,而应积极培养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观众的文化品位。如《百家讲坛》既普及了大众文化,又促进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然而抵制低俗,提高品味,不会一蹴而就。电视媒体只有正确传达党的主张,反馈人民愿望,做好舆论监督,以有说服力的正面报道激发社会活力,以负责任的态度报道问题事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它就能较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使命与责任,同时能够获得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陈瑶,《绿色收视率与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7)
②董岩,《论电视媒体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文化责任》[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8)
(作者:河海大学传播学在读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