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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研究与发展注重的是社会关系、共享与合作。开放型创新已经发展成学术界、产业界、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之间的超大型合作。只要这种合作联盟在条款和目标方面可以确保各方的利益，就很可能会解决当前主要的医疗和公共健康问题。
20世纪末以来，产业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开始渐渐模糊。南旧金山市Genentech等生物技术公司开始鼓励科学家搞自己的辅助项目，并公布项目结果。高校也开始推动技术转让，努力将研究转化为产品。今天，企业与学术界的合作已经屡见不鲜。但要想保证二者的顺利合作，还需要提前进行周密的计划。
如果将产业界和学术界比作两位优秀的舞者，一位擅长跳华尔兹，另一位则专习萨尔萨舞，那么，即便两人再出色，要想合舞就必须相互妥协。产学之间的合作也是如此。但无论在韵律、步调还是所期待的成果上，二者都纠结于怎样达成共识。因为高校科研人员更注重教育与基础研究，而企业界的科学家却追求产品与收益。成功的合作取决于各方能否达成共同的目标，协调制定计划，并保证各方在经济或知识上的收益。
从头开始
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研究人员要想进行合作，可以从共同指导博士生做起。丹麦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部发起了名为“产业界博士生”的项目，自2002年起，该项目已经资助了超过1000项研究，大多涉及健康、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欧洲委员会玛丽·居里行动计划也基于丹麦这一项目推出类似计划。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该项目很难同时满足学术和商业方面的利益。有的教授表示，他们很高兴可以在培养博士生的同时赢得资金和声望，但他们很难找到两全其美的项目，既能推动他们的研究，也能满足产业界的需要。然而对学生来说，这个项目既不耽误拿学位，又可以熟悉产业界，实为一举两得。
公共卫生硕士毕业的Julie ChristinaGrew现正在攻读哥本哈根大学和总部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Medtronic医疗设备公司共同资助的“产业界博士生”项目。她采用类似于心脏起搏器的设备，以人类学的角度对患者进行分析，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最终找到一份制药或医疗设备企业针对病人的工作。Grew庆幸自己可以从培训项目中获得很多交流的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产业界，了解如何将设想变成现实，如何改善慢性病患者的生活。”她说。
Elisabeth Reimer Rasmussen是该公司丹麦分部在健康经济、政策与公共事务上的产业界专家，因而顺理成章成为Grew的产业界联络人。尽管公司并没有刻意寻找人类学背景的博士生，但Rasmussen却认为，Grew的新鲜视角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病人满意度的看法，而且企业也知道，“要想保持领先地位，就要以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建立联系
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科学家可以通过企业、政府和私人机构发起的活动进行联络。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国家科学院）的“产业界研究基金（Industry Fellowships）”就支持开放式的产学合作。“该基金的指导原则是支持纯粹、杰出的科学。”英格兰西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催化和生物化学教授JoeSweeney是这样定义的。通过基金的资助，Sweeney有机会与英国AstraZeneca公司进行合作，提高项目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和知识分享。AstraZeneca公司总部在伦敦，研究总部在瑞典南泰利耶。他说，业务的拓展是有好处的，
“通过参与管理、与基金资助机构打交道、鉴定可转化的项目等业界实践，我在大学的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
在产业界这边，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Lilly公司则鼓励制药企业的科学家与高校科研人员的合作。Lilly研究奖励计划（LillyResearch Awards Program）就是负责资助由Lilly和高校科学家共同参与的竞争前期研究计划。Lilly特聘研究员James Stevens表示，此次奖励计划旨在推动创新，培养专业关系。
“LRAP奖让科学家可以终身进行研究。”Stevens说，“但我们也期待在创新上的回报，以及我们科学家的成果。”LRAP允许Lilly的科学家与学术研究人员进行高风险项目的合作。他们在高校实验室做实验，Lilly科学家则负责数据分析、项目计划以及其他的虚拟活动。
敞开大门
开放型药物研发创新计划则更加虚拟化，但却直接服务于Lilly公司的利益。该公司化学与技术探索副总裁Alan Palkowitz表示，尤其是制药公司，逐渐意识到开放型创新项目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当前的挑战庞大复杂，无法通过一己之力解决。”
该项目集思广益，面向全球搜索候选药物。有的科学家主攻分子在具体领域的治疗潜力，如抗血管生成疗法，他们会将研究状态发送给Lilly。在企业的科学家则进行高通量检测与筛选得出数据，发回给前面那些科学家。“我们的交易模式是以生物数据交换外面的数据。”Palkowitz说，“我们将化合物优化为候选药物，评估其商业潜力。作为提供数据的回报，Lilly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有潜力的化合物。”
他们的目标是培养长期合作关系。Palkowitz将学术界的合作伙伴描述成客户或者拍档。他表示，Lilly希望科学家发现新的候选药物时，能够重返这一计划。该公司制定的协议可以保证科学家提供的化合物的机密性，提供互利共赢的知识产权，并允许数据发布。“这个项目的存亡基于科学家的经验，所以我们始终将他们的利益摆在首要地位。”
Lilly模式是虚拟的，但辉瑞（Pfizer）公司正在投资建立面对面的开放型创新模式。该公司总部设在纽约，但将90名为公司效力的科学家部署在旧金山、圣地亚哥、纽约和波士顿的三家CTI治疗创新中心（Centers for TherapeuticInnovations），在学术医学研究中心附近建立了Pfizer实验室，并与各大学签署了五年的合作协议。 一开始，学术科学家提议研究以蛋白质为基础的药物，如治疗性抗体。迄今已有约20个CTI项目正在进行中。只要研究计划通过产学联合委员会的评估，就可以获得员工资助、物资供应，并可以接触到公司抗体库和仪器等资源。在Pfizer公司项目经理的指导下，该公司的科学家将与学术科学家一起进行项目研究。项目完成后将进行临床验证，之后Pfizer公司可首选是否要推广这种潜在的治疗方式。在执行前，该项目已打破了诸如物料转移协议等合作壁垒。知识产权协议上承认学术利益：结题后如Pfizer公司不感兴趣，高校将重获候选疗法的研发权利。
纽约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肿瘤学主任Stuart A.Aaronson以及Pfizer公司副研究员Gadi Bomstein在纽约的CTI项目中合作，致力于致癌靶标的治疗性抗体。“这是很好的经验。”Aaronson说，“双方正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如今也统一了追求的方向。”Aaronson也指出，明确的截止日期和需交付的成果并没有束缚住学术科学家的手脚，“每个人都知道，多了解目标会帮助整个项目。”在Bornstein看来，“成功取决于共同的愿景和努力，学术科学家有着靶标系统的生物经验，而Pfizer则有药物研发的专家。”
CTI项目有严格的截止日期，而且它不是基础研究。Pfizer公司首席科学家Anthony Coyle告诫大家，这个体系“并不适用于所有学术圈的人，也不会代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此外，他还指出关键是要“完全的透明化”。“首先每个人必须清楚，想要资金支持就要严格遵守时间表，所以要调整好目标和预期。每个人都要达成共识：轻重缓急，具体目标，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会共同达成我们商定的目标。”Coyle预计将在下一年开展CTI项目的第一批临床试验，每年将进行3～5个候选蛋白试验。
人人参与
开放型创新的超大模型掀起了公司、高校、政府机构和公益组织的合作热潮。IMI创新药物计划（InnovativeMedicines Initiative）是比利时在公私合作方面的绝佳案例。该计划预算达20亿欧元（约26亿美元），由欧洲委员会提供资金，并获得了欧洲制药行业协会联盟（EFPIA）成员的研究活动等帮助。在EFPIA和欧洲委员会代表的领导下，以及科学顾问和欧盟成员国代表的帮助下，IMI计划正在加快新药研发的速度。执行董事Michel Goldman介绍，IMI计划始于2008年，当时欧洲面临经济危机，不得不逐渐减少药物研发的投资。他说：“对欧洲委员会和EFPIA来说，要想重塑欧洲在药物研发的竞争力，唯一的方式就是合作。”
IMI计划资助的跨国联盟包括公司、高校、医院、小型商业、管理机构和患者机构，涉及领域从糖尿病到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私合作计划之一。Goldman从管理的角度分析，“只有各方拥有共同的目标、明确的任务，而且经过谨慎评估，都能为项目出力”，这样，才能实现这种各行各业的团队合作。
IMI计划就像是颇受信赖的中立方，将商业、高校和政府机构聚在一起。当前很多挑战可能对各方都很重要，但是由于风险较高、收益较低，因而尚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比方说新抗生素的研发。但是通过合作，这些各有所长的单位可以通力合作，战胜大家面临的共同挑战。Goldman说，IMI计划搭建了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与欧洲药品管理局就可以通过平台讨论新的监管方法，缩短从药品到患者的时间，保障安全有效。IMI计划的教育任务则是通过五个项目培养管理科学，包括药物安全监视和毒物学的新方法。
总部位于伦敦的GlaxoSmithKline公司也参与了IMI计划的抗生素项目。该公司医学顾问Andreas Heddini肯定了IMI计划的重要性。在他看来，IMI计划可以聚拢利益不总是匹配的各个单位，对于抗生素研发至关重要。他说：“这个领域是攻克传染病的关键，但数十年来一直被人所忽视。这个计划很好，体现在三点：人们可以逐渐了解耐药机制、推动新的候选药物、提供新的数据分享方法包括失败的数据。”
在结核病药物催化项目（TBDrug Accelerator program）中，数据和知识分享也同样重要。这项结核病计划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之一，这家位于西雅图的公益基金会专为全球健康问题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六个研究机构和七个制药公司。伦敦的Wellcome Trust基金会也是项目成员之一。
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探索副主任Ken Duncan指出，治疗结核病最大的难题是6个月的治疗疗程。结核病药物催化项目在寻找可将疗程降低到1个月的药物。其中，合作公司提供化合物库和药物研发专家，学术合作机构则贡献疾病知识、筛查和试验仪器。据Duncan介绍，基金会则提供资金支持和项目协调，设定时间表、研发阶段并监控研发进展。“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整合，群策群力”。
16年来，Duncan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他说，在结核病药物催化项目上，各公司达成了颇为开放的协议，甚至共享候选药物的结构及试验结果。通过合作，数据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公共领域共享，避免重复研究。虽然Duncan表示这不会带来直接的商业潜力，但合作可以为公司带来实际的回报，比如说确认新型药物靶标所带来的新型研发手段。此外，他说：“科学家可以利用自己的精力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医学问题，改善全球健康状况。”
未来方向
患者和患者倡导组织也开始加入这场公私合力的运动，提供建议、联络试验参与者并提供试验结果。新疗法的潜在使用者可以在研发中提供意见与建议。患者也可向公众宣传该公司和监管机构的产品和政策。
产业界、学术界、基金会、政府和终端用户间的合作已经不足为奇。由此产生的研发活力非常适应于当前人们网状、融合及交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开放型创新的预算也很紧张。“学术界、制药公司，每个人的担子都很重，但这也激励各方进行高效合作。”Aaronson表示。
除了合作伙伴之外，成功的合作还依赖于三大原则：各方均感兴趣于共同的、可实现的目标；经常交流各方的期待、时间表和奖励；项目要保证全程透明。Joe Sweeney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几乎所有合作的屏障都不是项目本身，而是人际互动——缺乏对要求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交流各方对合作的诉求：资金、可交付成果、发表文章、专利。良好的产学合作需要一开始就保证各方的互利共赢。”
（责编：袁一雪）
20世纪末以来，产业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界限开始渐渐模糊。南旧金山市Genentech等生物技术公司开始鼓励科学家搞自己的辅助项目，并公布项目结果。高校也开始推动技术转让，努力将研究转化为产品。今天，企业与学术界的合作已经屡见不鲜。但要想保证二者的顺利合作，还需要提前进行周密的计划。
如果将产业界和学术界比作两位优秀的舞者，一位擅长跳华尔兹，另一位则专习萨尔萨舞，那么，即便两人再出色，要想合舞就必须相互妥协。产学之间的合作也是如此。但无论在韵律、步调还是所期待的成果上，二者都纠结于怎样达成共识。因为高校科研人员更注重教育与基础研究，而企业界的科学家却追求产品与收益。成功的合作取决于各方能否达成共同的目标，协调制定计划，并保证各方在经济或知识上的收益。
从头开始
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研究人员要想进行合作，可以从共同指导博士生做起。丹麦科学、创新和高等教育部发起了名为“产业界博士生”的项目，自2002年起，该项目已经资助了超过1000项研究，大多涉及健康、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欧洲委员会玛丽·居里行动计划也基于丹麦这一项目推出类似计划。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该项目很难同时满足学术和商业方面的利益。有的教授表示，他们很高兴可以在培养博士生的同时赢得资金和声望，但他们很难找到两全其美的项目，既能推动他们的研究，也能满足产业界的需要。然而对学生来说，这个项目既不耽误拿学位，又可以熟悉产业界，实为一举两得。
公共卫生硕士毕业的Julie ChristinaGrew现正在攻读哥本哈根大学和总部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Medtronic医疗设备公司共同资助的“产业界博士生”项目。她采用类似于心脏起搏器的设备，以人类学的角度对患者进行分析，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最终找到一份制药或医疗设备企业针对病人的工作。Grew庆幸自己可以从培训项目中获得很多交流的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深入产业界，了解如何将设想变成现实，如何改善慢性病患者的生活。”她说。
Elisabeth Reimer Rasmussen是该公司丹麦分部在健康经济、政策与公共事务上的产业界专家，因而顺理成章成为Grew的产业界联络人。尽管公司并没有刻意寻找人类学背景的博士生，但Rasmussen却认为，Grew的新鲜视角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病人满意度的看法，而且企业也知道，“要想保持领先地位，就要以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建立联系
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科学家可以通过企业、政府和私人机构发起的活动进行联络。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国家科学院）的“产业界研究基金（Industry Fellowships）”就支持开放式的产学合作。“该基金的指导原则是支持纯粹、杰出的科学。”英格兰西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催化和生物化学教授JoeSweeney是这样定义的。通过基金的资助，Sweeney有机会与英国AstraZeneca公司进行合作，提高项目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和知识分享。AstraZeneca公司总部在伦敦，研究总部在瑞典南泰利耶。他说，业务的拓展是有好处的，
“通过参与管理、与基金资助机构打交道、鉴定可转化的项目等业界实践，我在大学的研究水平也有所提高”。
在产业界这边，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Lilly公司则鼓励制药企业的科学家与高校科研人员的合作。Lilly研究奖励计划（LillyResearch Awards Program）就是负责资助由Lilly和高校科学家共同参与的竞争前期研究计划。Lilly特聘研究员James Stevens表示，此次奖励计划旨在推动创新，培养专业关系。
“LRAP奖让科学家可以终身进行研究。”Stevens说，“但我们也期待在创新上的回报，以及我们科学家的成果。”LRAP允许Lilly的科学家与学术研究人员进行高风险项目的合作。他们在高校实验室做实验，Lilly科学家则负责数据分析、项目计划以及其他的虚拟活动。
敞开大门
开放型药物研发创新计划则更加虚拟化，但却直接服务于Lilly公司的利益。该公司化学与技术探索副总裁Alan Palkowitz表示，尤其是制药公司，逐渐意识到开放型创新项目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当前的挑战庞大复杂，无法通过一己之力解决。”
该项目集思广益，面向全球搜索候选药物。有的科学家主攻分子在具体领域的治疗潜力，如抗血管生成疗法，他们会将研究状态发送给Lilly。在企业的科学家则进行高通量检测与筛选得出数据，发回给前面那些科学家。“我们的交易模式是以生物数据交换外面的数据。”Palkowitz说，“我们将化合物优化为候选药物，评估其商业潜力。作为提供数据的回报，Lilly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有潜力的化合物。”
他们的目标是培养长期合作关系。Palkowitz将学术界的合作伙伴描述成客户或者拍档。他表示，Lilly希望科学家发现新的候选药物时，能够重返这一计划。该公司制定的协议可以保证科学家提供的化合物的机密性，提供互利共赢的知识产权，并允许数据发布。“这个项目的存亡基于科学家的经验，所以我们始终将他们的利益摆在首要地位。”
Lilly模式是虚拟的，但辉瑞（Pfizer）公司正在投资建立面对面的开放型创新模式。该公司总部设在纽约，但将90名为公司效力的科学家部署在旧金山、圣地亚哥、纽约和波士顿的三家CTI治疗创新中心（Centers for TherapeuticInnovations），在学术医学研究中心附近建立了Pfizer实验室，并与各大学签署了五年的合作协议。 一开始，学术科学家提议研究以蛋白质为基础的药物，如治疗性抗体。迄今已有约20个CTI项目正在进行中。只要研究计划通过产学联合委员会的评估，就可以获得员工资助、物资供应，并可以接触到公司抗体库和仪器等资源。在Pfizer公司项目经理的指导下，该公司的科学家将与学术科学家一起进行项目研究。项目完成后将进行临床验证，之后Pfizer公司可首选是否要推广这种潜在的治疗方式。在执行前，该项目已打破了诸如物料转移协议等合作壁垒。知识产权协议上承认学术利益：结题后如Pfizer公司不感兴趣，高校将重获候选疗法的研发权利。
纽约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肿瘤学主任Stuart A.Aaronson以及Pfizer公司副研究员Gadi Bomstein在纽约的CTI项目中合作，致力于致癌靶标的治疗性抗体。“这是很好的经验。”Aaronson说，“双方正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如今也统一了追求的方向。”Aaronson也指出，明确的截止日期和需交付的成果并没有束缚住学术科学家的手脚，“每个人都知道，多了解目标会帮助整个项目。”在Bornstein看来，“成功取决于共同的愿景和努力，学术科学家有着靶标系统的生物经验，而Pfizer则有药物研发的专家。”
CTI项目有严格的截止日期，而且它不是基础研究。Pfizer公司首席科学家Anthony Coyle告诫大家，这个体系“并不适用于所有学术圈的人，也不会代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此外，他还指出关键是要“完全的透明化”。“首先每个人必须清楚，想要资金支持就要严格遵守时间表，所以要调整好目标和预期。每个人都要达成共识：轻重缓急，具体目标，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会共同达成我们商定的目标。”Coyle预计将在下一年开展CTI项目的第一批临床试验，每年将进行3～5个候选蛋白试验。
人人参与
开放型创新的超大模型掀起了公司、高校、政府机构和公益组织的合作热潮。IMI创新药物计划（InnovativeMedicines Initiative）是比利时在公私合作方面的绝佳案例。该计划预算达20亿欧元（约26亿美元），由欧洲委员会提供资金，并获得了欧洲制药行业协会联盟（EFPIA）成员的研究活动等帮助。在EFPIA和欧洲委员会代表的领导下，以及科学顾问和欧盟成员国代表的帮助下，IMI计划正在加快新药研发的速度。执行董事Michel Goldman介绍，IMI计划始于2008年，当时欧洲面临经济危机，不得不逐渐减少药物研发的投资。他说：“对欧洲委员会和EFPIA来说，要想重塑欧洲在药物研发的竞争力，唯一的方式就是合作。”
IMI计划资助的跨国联盟包括公司、高校、医院、小型商业、管理机构和患者机构，涉及领域从糖尿病到精神分裂症，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私合作计划之一。Goldman从管理的角度分析，“只有各方拥有共同的目标、明确的任务，而且经过谨慎评估，都能为项目出力”，这样，才能实现这种各行各业的团队合作。
IMI计划就像是颇受信赖的中立方，将商业、高校和政府机构聚在一起。当前很多挑战可能对各方都很重要，但是由于风险较高、收益较低，因而尚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比方说新抗生素的研发。但是通过合作，这些各有所长的单位可以通力合作，战胜大家面临的共同挑战。Goldman说，IMI计划搭建了各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与欧洲药品管理局就可以通过平台讨论新的监管方法，缩短从药品到患者的时间，保障安全有效。IMI计划的教育任务则是通过五个项目培养管理科学，包括药物安全监视和毒物学的新方法。
总部位于伦敦的GlaxoSmithKline公司也参与了IMI计划的抗生素项目。该公司医学顾问Andreas Heddini肯定了IMI计划的重要性。在他看来，IMI计划可以聚拢利益不总是匹配的各个单位，对于抗生素研发至关重要。他说：“这个领域是攻克传染病的关键，但数十年来一直被人所忽视。这个计划很好，体现在三点：人们可以逐渐了解耐药机制、推动新的候选药物、提供新的数据分享方法包括失败的数据。”
在结核病药物催化项目（TBDrug Accelerator program）中，数据和知识分享也同样重要。这项结核病计划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之一，这家位于西雅图的公益基金会专为全球健康问题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六个研究机构和七个制药公司。伦敦的Wellcome Trust基金会也是项目成员之一。
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探索副主任Ken Duncan指出，治疗结核病最大的难题是6个月的治疗疗程。结核病药物催化项目在寻找可将疗程降低到1个月的药物。其中，合作公司提供化合物库和药物研发专家，学术合作机构则贡献疾病知识、筛查和试验仪器。据Duncan介绍，基金会则提供资金支持和项目协调，设定时间表、研发阶段并监控研发进展。“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整合，群策群力”。
16年来，Duncan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他说，在结核病药物催化项目上，各公司达成了颇为开放的协议，甚至共享候选药物的结构及试验结果。通过合作，数据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在公共领域共享，避免重复研究。虽然Duncan表示这不会带来直接的商业潜力，但合作可以为公司带来实际的回报，比如说确认新型药物靶标所带来的新型研发手段。此外，他说：“科学家可以利用自己的精力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医学问题，改善全球健康状况。”
未来方向
患者和患者倡导组织也开始加入这场公私合力的运动，提供建议、联络试验参与者并提供试验结果。新疗法的潜在使用者可以在研发中提供意见与建议。患者也可向公众宣传该公司和监管机构的产品和政策。
产业界、学术界、基金会、政府和终端用户间的合作已经不足为奇。由此产生的研发活力非常适应于当前人们网状、融合及交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开放型创新的预算也很紧张。“学术界、制药公司，每个人的担子都很重，但这也激励各方进行高效合作。”Aaronson表示。
除了合作伙伴之外，成功的合作还依赖于三大原则：各方均感兴趣于共同的、可实现的目标；经常交流各方的期待、时间表和奖励；项目要保证全程透明。Joe Sweeney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几乎所有合作的屏障都不是项目本身，而是人际互动——缺乏对要求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交流各方对合作的诉求：资金、可交付成果、发表文章、专利。良好的产学合作需要一开始就保证各方的互利共赢。”
（责编：袁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