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当年插队落户的生产队队长姓曹。他因小时患小儿麻痹落下后遗症，走路一拐一瘸的，队上男女老少当面尊称他曹四爷，背地里却叫他曹子。我们刚来时叫他曹队长，时间长了，背地里也叫他“子队长”
说起这个“（足+拜）子队长”，真是既可爱又可恨。可爱的是，他对我们从生活到劳动都挺关心、挺照顾的；可恨的是，他经常在他当公社干部的哥哥面前告我们的刁状。
“（足+拜）子队长”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却稳坐队长这个位置一直到死。一是因为他在队上的辈份较高；二是与他哥哥的身份有关；第三是必须承认，他当这个队长还是有点水平的。
当地农民有出早工的习惯。那时农村没有电，更没有广播。“（足+拜）子队长”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站在全队最高的山坡上，高喊一声：“干啦！”大家就扛起农具出工了。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天天不误。别看他身体瘦弱，可声音相当洪亮。他那一声喊，不仅全队能听见，周围邻队社员都能听见，大家戏称他是一只会打鸣的“雄鸡公”。
平常干活，队长对我们知青很是照顾，尽量给我们派轻活，评工分时却给较高的工分。社员不服，他仍然坚持不变。在生活上，我们一是贪图洒脱，二是无计划，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就跑到他家去蹭饭吃，但从未听到他抱怨过。要知道，那时的粮食是非常金贵的哟！因此，我们知青从心里对“（足+拜）子队长”很感激。
队长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她与队长结婚多年，夫妻恩爱，但遗憾的是没有生育。在农村，这难免是大家饭后茶余的话题。
记得是下乡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是队长的妻子，月光下，只见她一脸惊恐。我们马上意识到：她家出事了。
她急促地对我们说：“快、快、快、快救命呀！”
我们一边安慰她，一边朝她家跑去。到她家后，只见队长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嘴里也不停地叫痛，满身大汗已将衣服湿透。站在一旁的大队赤脚医生，一脸为难地对我们说：“你们赶快送县医院吧，再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忙找来一把凉椅，扎了个简易担架，抬起队长就出发。出门前叮嘱队长妻子，明天赶快把钱送到医院来。从生产队到县城有近40公里路程，沿着公路走太绕，耽误时间，我们就决定走小路。好在下乡一年多，对这一带已经很熟悉，借着月光和手电，我们轮流抬着队长，一路跌跌撞撞地朝县城奔去。等我们疲惫不堪地将队长抬到县医院，天已经亮了。
因走得仓促，大家身上都没带钱，医院不愿意接收，我们就跑去找医院革委会。一番好说歹说，院革委会主任怕闹出人命，终于同意先救人，后交钱。医生检查确诊是疝气，必须立即做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此时，队长妻子还没来，我们就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
队长被推进手术室，我们松了一口气，才感到又累又饿，但身无分文，只好呆在医院，一边等队长妻子送钱来，一边静候队长手术。
下午一点过，队长的手术做完，被送进病房。三点左右，队长妻子才和一个社员赶到医院。我们带她去补办了住院手续，又向她要了点钱，才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队长还处在沉睡状态，队长妻子不停地对我们说感谢的话。出门准备回生产队，想到那么远的山路，大家脑壳都大了。当时没有客车，即使有我们也无钱坐，只有硬着头皮往回走。
半个月后，队长病愈出院。打这以后，队长对我们更好了，我们到他家蹭饭也更习以为常，就像沙土里的萝卜——只要他一喊，我们就去。
随着队长身体的康复，队长妻子的身体也有了变化，不久就传出她“有喜了”的说法。大家都明白，这与队长的手术有关。但社员们却有意编出另一种说法。他们背着队长跟我们开玩笑，说：“队长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反应，你们一来就出‘成果’了。你们快交代，是谁的功劳？”
虽然是开玩笑，但事关队长的面子和我们的声誉，我们立刻用十分强硬的态度，把这类玩笑制止住了。在我即将离开农村回城时，队长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孩。
1985年9月，我出差去了当时下乡的县城，办完公事后，顺路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看了看。
沿着熟悉的乡间小道，我边走边看，寻找着当年青春的足迹。我来到当年居住的小院，见几位妇女在院坝闲聊，其中就有队长妻子。她们看见我，十分惊奇，一边让座，一边与我叙家常。我也一一询问队上的人和事。
当我问到队长时，队长妻子哽咽着说：“他已走了几年了。”
我听了心里十分难过，请求她带我到队长的坟上去祭拜一下。到了坟前，我默默地点了三支香烟，鞠了三个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
40多年过去了，“（足+拜）子队长”这个普通农民的形象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系1969年下乡到四川省资中县永安公社知青）
说起这个“（足+拜）子队长”，真是既可爱又可恨。可爱的是，他对我们从生活到劳动都挺关心、挺照顾的；可恨的是，他经常在他当公社干部的哥哥面前告我们的刁状。
“（足+拜）子队长”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却稳坐队长这个位置一直到死。一是因为他在队上的辈份较高；二是与他哥哥的身份有关；第三是必须承认，他当这个队长还是有点水平的。
当地农民有出早工的习惯。那时农村没有电，更没有广播。“（足+拜）子队长”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站在全队最高的山坡上，高喊一声：“干啦！”大家就扛起农具出工了。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天天不误。别看他身体瘦弱，可声音相当洪亮。他那一声喊，不仅全队能听见，周围邻队社员都能听见，大家戏称他是一只会打鸣的“雄鸡公”。
平常干活，队长对我们知青很是照顾，尽量给我们派轻活，评工分时却给较高的工分。社员不服，他仍然坚持不变。在生活上，我们一是贪图洒脱，二是无计划，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就跑到他家去蹭饭吃，但从未听到他抱怨过。要知道，那时的粮食是非常金贵的哟！因此，我们知青从心里对“（足+拜）子队长”很感激。
队长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她与队长结婚多年，夫妻恩爱，但遗憾的是没有生育。在农村，这难免是大家饭后茶余的话题。
记得是下乡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是队长的妻子，月光下，只见她一脸惊恐。我们马上意识到：她家出事了。
她急促地对我们说：“快、快、快、快救命呀！”
我们一边安慰她，一边朝她家跑去。到她家后，只见队长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嘴里也不停地叫痛，满身大汗已将衣服湿透。站在一旁的大队赤脚医生，一脸为难地对我们说：“你们赶快送县医院吧，再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忙找来一把凉椅，扎了个简易担架，抬起队长就出发。出门前叮嘱队长妻子，明天赶快把钱送到医院来。从生产队到县城有近40公里路程，沿着公路走太绕，耽误时间，我们就决定走小路。好在下乡一年多，对这一带已经很熟悉，借着月光和手电，我们轮流抬着队长，一路跌跌撞撞地朝县城奔去。等我们疲惫不堪地将队长抬到县医院，天已经亮了。
因走得仓促，大家身上都没带钱，医院不愿意接收，我们就跑去找医院革委会。一番好说歹说，院革委会主任怕闹出人命，终于同意先救人，后交钱。医生检查确诊是疝气，必须立即做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此时，队长妻子还没来，我们就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
队长被推进手术室，我们松了一口气，才感到又累又饿，但身无分文，只好呆在医院，一边等队长妻子送钱来，一边静候队长手术。
下午一点过，队长的手术做完，被送进病房。三点左右，队长妻子才和一个社员赶到医院。我们带她去补办了住院手续，又向她要了点钱，才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队长还处在沉睡状态，队长妻子不停地对我们说感谢的话。出门准备回生产队，想到那么远的山路，大家脑壳都大了。当时没有客车，即使有我们也无钱坐，只有硬着头皮往回走。
半个月后，队长病愈出院。打这以后，队长对我们更好了，我们到他家蹭饭也更习以为常，就像沙土里的萝卜——只要他一喊，我们就去。
随着队长身体的康复，队长妻子的身体也有了变化，不久就传出她“有喜了”的说法。大家都明白，这与队长的手术有关。但社员们却有意编出另一种说法。他们背着队长跟我们开玩笑，说：“队长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反应，你们一来就出‘成果’了。你们快交代，是谁的功劳？”
虽然是开玩笑，但事关队长的面子和我们的声誉，我们立刻用十分强硬的态度，把这类玩笑制止住了。在我即将离开农村回城时，队长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孩。
1985年9月，我出差去了当时下乡的县城，办完公事后，顺路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看了看。
沿着熟悉的乡间小道，我边走边看，寻找着当年青春的足迹。我来到当年居住的小院，见几位妇女在院坝闲聊，其中就有队长妻子。她们看见我，十分惊奇，一边让座，一边与我叙家常。我也一一询问队上的人和事。
当我问到队长时，队长妻子哽咽着说：“他已走了几年了。”
我听了心里十分难过，请求她带我到队长的坟上去祭拜一下。到了坟前，我默默地点了三支香烟，鞠了三个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
40多年过去了，“（足+拜）子队长”这个普通农民的形象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系1969年下乡到四川省资中县永安公社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