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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面积3.8万平方公里，人口70余万，这个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的“蕞尔”小国经济并不发达，主要依赖农业、林业、水电业和旅游业，人均GDP仅2000美元，但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的178个国家中，不丹名列第八，为亚洲第一。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如此之高，源于其遵循的发展模式，不丹模式就是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
当下，不丹正在全世界大力推广宣传自己对于“幸福”这一人类终极生存目标的诠释和践行，就像一个炸弹忽然击中了繁忙现代人的软肋，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圣地。
幸福治理哲学
凭借上世纪70年代独创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引起西方国家的兴趣。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啸的浪涛中难以自拔时，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来到不丹，试图从另类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答案。
不丹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不丹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以提升国民幸福为目标的治理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发展与治理模式。20世纪6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三世已经开始启动各种旨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行政改革。1972年，旺楚克三世逝世，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仅17岁的旺楚克四世承担起治理不丹的重任。不过，旺楚克四世并未立即即位，而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不丹各地进行社会调查。
1974年，旺楚克四世即位。年轻的国王执政之初就意识到，当时国际社会占主流的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缺陷，而且不符合不丹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国民幸福产值”来抗衡GDP。由此，旺楚克四世逐渐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民幸福总值治理哲学，并以此来指导国家的发展计划和政策制定。这使得不丹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2008年，不丹《宪法》第九条明确宣布：国家的目标是提高那些有助于实现国民幸福总值的条件。
在旺楚克四世的幸福治理思想中，国民幸福总值是由四大支柱支撑起来的：良善的治理与政治民主、稳定而且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传承。以国民幸福总值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发展观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的整体性和均衡性的发展观，是一个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2006年，旺楚克四世宣布退位。200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旺楚克五世继续推进不丹的国民幸福治理。2008年，不丹政府正式对国民幸福进行调查统计，并以此来指导政策制定，这极大地提高了不丹幸福治理的能力。
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包括9个领域，总共有33个测量指标。这9个领域为心理幸福感、卫生、时间运用、教育、文化多样性和弹性、良善治理、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和弹性、生活水准。这样定义的国民幸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幸福测量。它既包括了早期国民幸福总值的四个支柱，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测量国民幸福水平。通过幸福调查和统计，政策制定者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哪些人群、在什么地方以及哪些方面仍然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进而通过政策调整，提升那些能够增进这些人群幸福的条件。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
不追求GDP的不丹，却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前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不丹的发展是脚踏实地的，不丹的不俗成绩来源于政府的善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围绕着提升国民幸福总值，不丹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在世界银行的评估中，不丹的政府效能为5.2分，高居世界首位，远超3.1的平均分。
在经济与自然之间，不丹果断选择了自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不丹的答案是公平。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必然扩大，但是不丹政府及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除了帮助国民脱贫，还引入新的政策调整二次分配。比如，要求高收入的国有企业为社会提供免费资源以调整行业差距，通过所得税缴纳的方式调节高收入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丹更加崇尚传统。文化传统是不丹深层心理的一根敏感神经。为了保留传统文化，民众上班、上学必须穿着传统服装；所有建筑也得依照传统风格搭建，最高不能超过六层，不论是医院、银行、学校或是住家，也不论用的材质是泥土还是钢筋水泥，无一例外。
经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被不丹政府控制到了最低，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也大大减少，危险的仇富心理没有在这个国家出现。不丹将最多的政府预算投入教育，从幼儿园到十年级是义务教育，农村和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没有差别，每个国民都有平等的发展权。
拥有约73万人口的不丹，目前国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对印度的电力出口和旅游业。不丹的旅游政策一直奉行着高价值和对环境低影响的原则。想去不丹旅游并不是一件轻松事，除了通过指定的旅行社安排酒店机票外，还需要支付每人每天200美元以上的“人头税”，令不少旅游者望而却步。不丹严格限制旅游者入境，规定所有外国游客必须以参团方式旅行，而且于2005年开始全面禁烟，是世界首个“无烟国”。同时为了保护喜马拉雅山的环境，不丹不允许使用塑料袋。
不丹的启示
经过40年的努力，国民幸福治理不仅成为不丹治国的理想，而且有效地融入整个国家的政治、行政与政策过程，并成功地提升了不丹国民的幸福。可以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已在这个小国成型。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不丹实现了没有西方化的国家现代化。同时，尽管面临挑战，不丹模式已具备了挑战20世纪主导全球发展的西方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潜力。
在旺楚克四世国民幸福治理思想的指导下，不丹的发展和治理有其独特之处。以低工业化、低城市化和中等程度市场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在过去一个世纪，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来推动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仍然是许多政治家热衷，也是许多学者推荐的发展经济的道路。然而，虽然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鉴不丹经验仍是未知的问题，不丹经验的确表明，可以有别的选择。
不丹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成绩比经济发展更加显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丹有效地保护了环境与生态，保护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在过去两百年中，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也对全球的环境与生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掠夺，更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构成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实质上已经变成一种市场社会或者一个以金融债务、政府债务、生态债务等支撑起来的消费社会或者以消费驱动的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
然而，在不丹，在国民幸福治理哲学的引导下，这种糟糕的局面并未发生。最近十多年，不丹的经验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意识到，这个小国的治理包含着许多令人敬佩的经验。不丹的政治家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的优势。2011年9月，不丹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曾公开谴责“消费主义的市场经济魔鬼”。在他看来，这个魔鬼奴役了人类，并在我们永不满足的贪婪本性的推动下不断繁殖。在此基础上，他呼吁人类社会放弃目前这种过度强调GDP的发展模式，选择治理经济与社会的新模式。在此，全球都看到一个小国在发展和治理模式上的高度自信。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不丹国民幸福指数如此之高，源于其遵循的发展模式，不丹模式就是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
当下，不丹正在全世界大力推广宣传自己对于“幸福”这一人类终极生存目标的诠释和践行，就像一个炸弹忽然击中了繁忙现代人的软肋，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圣地。
幸福治理哲学
凭借上世纪70年代独创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引起西方国家的兴趣。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啸的浪涛中难以自拔时，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来到不丹，试图从另类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答案。
不丹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不丹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以提升国民幸福为目标的治理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发展与治理模式。20世纪6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三世已经开始启动各种旨在推动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行政改革。1972年，旺楚克三世逝世，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仅17岁的旺楚克四世承担起治理不丹的重任。不过，旺楚克四世并未立即即位，而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在不丹各地进行社会调查。
1974年，旺楚克四世即位。年轻的国王执政之初就意识到，当时国际社会占主流的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缺陷，而且不符合不丹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国民幸福产值”来抗衡GDP。由此，旺楚克四世逐渐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民幸福总值治理哲学，并以此来指导国家的发展计划和政策制定。这使得不丹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2008年，不丹《宪法》第九条明确宣布：国家的目标是提高那些有助于实现国民幸福总值的条件。
在旺楚克四世的幸福治理思想中，国民幸福总值是由四大支柱支撑起来的：良善的治理与政治民主、稳定而且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保护与传承。以国民幸福总值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发展观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的整体性和均衡性的发展观，是一个更加符合人民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2006年，旺楚克四世宣布退位。200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旺楚克五世继续推进不丹的国民幸福治理。2008年，不丹政府正式对国民幸福进行调查统计，并以此来指导政策制定，这极大地提高了不丹幸福治理的能力。
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包括9个领域，总共有33个测量指标。这9个领域为心理幸福感、卫生、时间运用、教育、文化多样性和弹性、良善治理、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和弹性、生活水准。这样定义的国民幸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幸福测量。它既包括了早期国民幸福总值的四个支柱，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测量国民幸福水平。通过幸福调查和统计，政策制定者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哪些人群、在什么地方以及哪些方面仍然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进而通过政策调整，提升那些能够增进这些人群幸福的条件。
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
不追求GDP的不丹，却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前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不丹的发展是脚踏实地的，不丹的不俗成绩来源于政府的善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围绕着提升国民幸福总值，不丹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在世界银行的评估中，不丹的政府效能为5.2分，高居世界首位，远超3.1的平均分。
在经济与自然之间，不丹果断选择了自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不丹的答案是公平。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必然扩大，但是不丹政府及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除了帮助国民脱贫，还引入新的政策调整二次分配。比如，要求高收入的国有企业为社会提供免费资源以调整行业差距，通过所得税缴纳的方式调节高收入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丹更加崇尚传统。文化传统是不丹深层心理的一根敏感神经。为了保留传统文化，民众上班、上学必须穿着传统服装；所有建筑也得依照传统风格搭建，最高不能超过六层，不论是医院、银行、学校或是住家，也不论用的材质是泥土还是钢筋水泥，无一例外。
经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贫富差距被不丹政府控制到了最低，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也大大减少，危险的仇富心理没有在这个国家出现。不丹将最多的政府预算投入教育，从幼儿园到十年级是义务教育，农村和城市学校的办学条件没有差别，每个国民都有平等的发展权。
拥有约73万人口的不丹，目前国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对印度的电力出口和旅游业。不丹的旅游政策一直奉行着高价值和对环境低影响的原则。想去不丹旅游并不是一件轻松事，除了通过指定的旅行社安排酒店机票外，还需要支付每人每天200美元以上的“人头税”，令不少旅游者望而却步。不丹严格限制旅游者入境，规定所有外国游客必须以参团方式旅行，而且于2005年开始全面禁烟，是世界首个“无烟国”。同时为了保护喜马拉雅山的环境，不丹不允许使用塑料袋。
不丹的启示
经过40年的努力，国民幸福治理不仅成为不丹治国的理想，而且有效地融入整个国家的政治、行政与政策过程，并成功地提升了不丹国民的幸福。可以说，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已在这个小国成型。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不丹实现了没有西方化的国家现代化。同时，尽管面临挑战，不丹模式已具备了挑战20世纪主导全球发展的西方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潜力。
在旺楚克四世国民幸福治理思想的指导下，不丹的发展和治理有其独特之处。以低工业化、低城市化和中等程度市场化，推动了经济发展。在过去一个世纪，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来推动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仍然是许多政治家热衷，也是许多学者推荐的发展经济的道路。然而，虽然其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鉴不丹经验仍是未知的问题，不丹经验的确表明，可以有别的选择。
不丹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成绩比经济发展更加显著。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丹有效地保护了环境与生态，保护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在过去两百年中，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组织人类社会的方式，也对全球的环境与生态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掠夺，更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构成巨大的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实质上已经变成一种市场社会或者一个以金融债务、政府债务、生态债务等支撑起来的消费社会或者以消费驱动的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
然而，在不丹，在国民幸福治理哲学的引导下，这种糟糕的局面并未发生。最近十多年，不丹的经验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开始意识到，这个小国的治理包含着许多令人敬佩的经验。不丹的政治家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的优势。2011年9月，不丹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曾公开谴责“消费主义的市场经济魔鬼”。在他看来，这个魔鬼奴役了人类，并在我们永不满足的贪婪本性的推动下不断繁殖。在此基础上，他呼吁人类社会放弃目前这种过度强调GDP的发展模式，选择治理经济与社会的新模式。在此，全球都看到一个小国在发展和治理模式上的高度自信。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