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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无论哪里，只要遇上大灾大难，人们都会纷纷捐助献爱心。在古代，也不乏募捐的举动，由此而发生了不少有趣的募捐故事。
宋代 苏轼妙招办慈善
宋代大诗人苏轼不仅为政尽心，诗文名满天下，更主要的是他有一颗仁爱的心，他不仅自己热心慈善事业，同时也会组织带动他所在的地区搞好慈善事业。
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就在这个时候，杭州城里有个开药铺的药商金百万，却大发瘟疫财，他囤积居奇，抬高药价，穷人买不起时，他就高息赊药。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有缺口。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应大力支持，于是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交了上去。
在苏轼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经过“众筹”，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据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为了给百姓治病，苏轼的妻子还把自己家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贡献出来，制成了大批药品发放给老百姓，药很有效，不少百姓病痊愈了。
汉代 卜式热心捐款最终打动皇帝
汉代卜式，是河南的养羊大户，在听说国家有难后，立即上书朝廷，表示愿意捐出一半家产帮助国家抗击匈奴入侵。谁想竟是热脸贴冷屁股，皇帝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派专使去调查卜式。专使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不会当官，也不愿意做官。”专使又问：“难道你有冤家仇人吗？”卜式说：“我生来与人无争，遇到贫穷的乡人，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所以，我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很尊重我，哪来的仇人啊？”专使很吃惊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你究竟想要什么呢？”卜式坦然地说：“皇上讨伐匈奴，我认为有本事的人应为国家而战，有钱的人应该捐出来支持国家，这样匈奴就可以灭掉了。”
专使听后回去报告了朝廷。这本是正常举动，经过专使的调查，被朝廷的某些人视为不正常了。其中，重权在握的丞相公孙弘更是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允许。”言外之意，卜式无欲无求，不合常理，深恐有诈，不能理会。于是，皇上拒绝了卜式捐款的请求。
一年后，因为与匈奴的战争，朝廷开支过大，国家粮仓和钱库空虚，贫民增多，都靠国家补给，朝廷捉襟见肘，无法应付。特别是中原河南，流民更是大增，河南太守拿不出钱来救助，卜式听说后，立即给河南太守捐钱二十万，让他用于拯救流民。皇上听到汇报后，说：“这就是那位坚持要捐助一半家产给国家的人。”皇上这次终于相信了卜式，于是赐他赏钱，卜式又全部还给官府。
后来，边疆发生叛乱，卜式上书请求愿与儿子从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皇上被他的贤德感动，布告天下，以弘扬他的乐善好施、敢于担当的精神。
明代 崇祯帝领导一场募捐闹剧
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逼近北京城，大明朝岌岌可危。此时的明朝廷国库空虚，早已没有军饷可发，军队士气低落。根据《甲申纪事》记载，明朝当时国库“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真的一贫如洗啊！崇祯皇帝为挽救江山社稷放下身价开展了一场募捐活动，他试图向王公大臣募集资金，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上演了一场募捐闹剧。
崇祯定的捐款标准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和皇亲贵胄，最少每人捐银3万两。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想到第一个捐款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百姓，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
被崇祯一手提拔重用的内阁首辅魏藻德，直哭穷，仅仅捐了500两，他还一个劲地劝别人捐款;太监首富王之心也只捐了1万两，崇祯想的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最高一笔只有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敷衍了事。
崇祯的岳父周奎更是带头表演，崇祯希望他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他却说：“老臣安得多金？”他哭诉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只捐了1万两。其他王公大臣也是个个要么哭穷连天，要么标榜自己廉政，還有的要卖房子卖地，出现了罕见的“廉政潮”，谁也不愿出钱救国。就这样在这次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集资发军饷的办法失败，军心大乱。
李自成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后，逮捕了明朝勋戚、大臣、文武百官800余人，要求他们助饷。限大学士交赃银10万两，部院官及锦衣缇帅7万两，科道官5万两，翰林万两。凡交了银子的就放了，凡迟疑拖延的都关起来。
明朝的这些大臣，崇祯帝让他们捐款救国他们不肯，最后却不得不为了买命而交钱给了李自成。正像魏藻德在生命最后哀叹道：“我当初不能尽忠报国为主，如今悔也迟了。”
清代 彭绍升巧妙发放募捐粮
彭绍升是清代著名的慈善家，他不但创建了综合性慈善组织近取堂，长期举行多种慈善活动，还仿照北宋范仲淹义庄之制，设立彭氏润族田，救助贫困的彭氏族人。近取堂常年运营，影响面很大，起到了很好的救助作用。灾年时，彭绍升更是推出临时救济灾民之举，并且能够创造性地开展赈灾物资发放，赢得了百姓的欢迎。
乾隆五十八年春，“江东大雨水，麦尽烂，入夏雨如故，禾不得插，米价腾踊，每一石至三千钱”。可见此次大水灾的严重性。
彭绍升多年开展募捐赈灾活动，很有经验。往年遇灾害会举行平粜，平粜本来是官府按平常价格卖出粮食，但是像彭绍升这样的大慈善家不仅具有一定的实力，更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所以每遇水灾等灾荒时，他都会像官府一样，拿出自家和募捐来的大批粮食开展平粜。这一年，彭绍升“会公私所储，得五百石，每一升减钱六，合减三十万钱，尽散诸籴者，始五月乙卯，迄六月辛卯晦，凡三旬有七日。”
但是，往年平粜时，“来者无问远近，辄填塞衢巷，强者累数升不止，弱者多空手去”。周边无论远近穷苦百姓纷纷涌来，顿时整个街巷都挤满了灾民，毫无秩序，因为平粜的米，要比市场价低十文，所以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大福利。身强力壮的灾民，硬挤着甚至能买到十来升，而没有力量的弱者，甚至一升也买不到。这种状况，对于平粜的作用大打折扣。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彭绍升针对以往平粜时的这个弊端，经过调查研究，推出了划界给票的创新办法，即“东以城桥为界，南以城为界，西以新造桥直南为界，北以吴衙场为界，除诸大户市廛外，合计五百家，家予一票，按票给米，日以三升为率，卒事无言者”“其值较市价每升减钱十文。邻人日持票来籴，门外收钱，门内给米，于票上印日期为记，不得重籴。”这样一来，家家都能买到平价米了，收到了良好效果。
彭绍升的举动给彭氏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彭绍升的孙子彭蕴章认为，这种平粜办法与先前的做法相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利微则不争，利均则不乱，不争不乱则无扞格”。之后，彭氏世代举行平粜，“米贵之年，每岁行之”。
（摘自《上海法治报》）
宋代 苏轼妙招办慈善
宋代大诗人苏轼不仅为政尽心，诗文名满天下，更主要的是他有一颗仁爱的心，他不仅自己热心慈善事业，同时也会组织带动他所在的地区搞好慈善事业。
元祐四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就在这个时候，杭州城里有个开药铺的药商金百万，却大发瘟疫财，他囤积居奇，抬高药价，穷人买不起时，他就高息赊药。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有缺口。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应大力支持，于是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交了上去。
在苏轼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经过“众筹”，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据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为了给百姓治病，苏轼的妻子还把自己家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贡献出来，制成了大批药品发放给老百姓，药很有效，不少百姓病痊愈了。
汉代 卜式热心捐款最终打动皇帝
汉代卜式，是河南的养羊大户，在听说国家有难后，立即上书朝廷，表示愿意捐出一半家产帮助国家抗击匈奴入侵。谁想竟是热脸贴冷屁股，皇帝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派专使去调查卜式。专使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不会当官，也不愿意做官。”专使又问：“难道你有冤家仇人吗？”卜式说：“我生来与人无争，遇到贫穷的乡人，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所以，我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很尊重我，哪来的仇人啊？”专使很吃惊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你究竟想要什么呢？”卜式坦然地说：“皇上讨伐匈奴，我认为有本事的人应为国家而战，有钱的人应该捐出来支持国家，这样匈奴就可以灭掉了。”
专使听后回去报告了朝廷。这本是正常举动，经过专使的调查，被朝廷的某些人视为不正常了。其中，重权在握的丞相公孙弘更是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允许。”言外之意，卜式无欲无求，不合常理，深恐有诈，不能理会。于是，皇上拒绝了卜式捐款的请求。
一年后，因为与匈奴的战争，朝廷开支过大，国家粮仓和钱库空虚，贫民增多，都靠国家补给，朝廷捉襟见肘，无法应付。特别是中原河南，流民更是大增，河南太守拿不出钱来救助，卜式听说后，立即给河南太守捐钱二十万，让他用于拯救流民。皇上听到汇报后，说：“这就是那位坚持要捐助一半家产给国家的人。”皇上这次终于相信了卜式，于是赐他赏钱，卜式又全部还给官府。
后来，边疆发生叛乱，卜式上书请求愿与儿子从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皇上被他的贤德感动，布告天下，以弘扬他的乐善好施、敢于担当的精神。
明代 崇祯帝领导一场募捐闹剧
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逼近北京城，大明朝岌岌可危。此时的明朝廷国库空虚，早已没有军饷可发，军队士气低落。根据《甲申纪事》记载，明朝当时国库“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真的一贫如洗啊！崇祯皇帝为挽救江山社稷放下身价开展了一场募捐活动，他试图向王公大臣募集资金，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上演了一场募捐闹剧。
崇祯定的捐款标准是，大权在握的重臣和皇亲贵胄，最少每人捐银3万两。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想到第一个捐款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百姓，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
被崇祯一手提拔重用的内阁首辅魏藻德，直哭穷，仅仅捐了500两，他还一个劲地劝别人捐款;太监首富王之心也只捐了1万两，崇祯想的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最高一笔只有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敷衍了事。
崇祯的岳父周奎更是带头表演，崇祯希望他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他却说：“老臣安得多金？”他哭诉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只捐了1万两。其他王公大臣也是个个要么哭穷连天，要么标榜自己廉政，還有的要卖房子卖地，出现了罕见的“廉政潮”，谁也不愿出钱救国。就这样在这次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集资发军饷的办法失败，军心大乱。
李自成起义军攻进北京城后，逮捕了明朝勋戚、大臣、文武百官800余人，要求他们助饷。限大学士交赃银10万两，部院官及锦衣缇帅7万两，科道官5万两，翰林万两。凡交了银子的就放了，凡迟疑拖延的都关起来。
明朝的这些大臣，崇祯帝让他们捐款救国他们不肯，最后却不得不为了买命而交钱给了李自成。正像魏藻德在生命最后哀叹道：“我当初不能尽忠报国为主，如今悔也迟了。”
清代 彭绍升巧妙发放募捐粮
彭绍升是清代著名的慈善家，他不但创建了综合性慈善组织近取堂，长期举行多种慈善活动，还仿照北宋范仲淹义庄之制，设立彭氏润族田，救助贫困的彭氏族人。近取堂常年运营，影响面很大，起到了很好的救助作用。灾年时，彭绍升更是推出临时救济灾民之举，并且能够创造性地开展赈灾物资发放，赢得了百姓的欢迎。
乾隆五十八年春，“江东大雨水，麦尽烂，入夏雨如故，禾不得插，米价腾踊，每一石至三千钱”。可见此次大水灾的严重性。
彭绍升多年开展募捐赈灾活动，很有经验。往年遇灾害会举行平粜，平粜本来是官府按平常价格卖出粮食，但是像彭绍升这样的大慈善家不仅具有一定的实力，更具有相当的号召力，所以每遇水灾等灾荒时，他都会像官府一样，拿出自家和募捐来的大批粮食开展平粜。这一年，彭绍升“会公私所储，得五百石，每一升减钱六，合减三十万钱，尽散诸籴者，始五月乙卯，迄六月辛卯晦，凡三旬有七日。”
但是，往年平粜时，“来者无问远近，辄填塞衢巷，强者累数升不止，弱者多空手去”。周边无论远近穷苦百姓纷纷涌来，顿时整个街巷都挤满了灾民，毫无秩序，因为平粜的米，要比市场价低十文，所以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是大福利。身强力壮的灾民，硬挤着甚至能买到十来升，而没有力量的弱者，甚至一升也买不到。这种状况，对于平粜的作用大打折扣。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彭绍升针对以往平粜时的这个弊端，经过调查研究，推出了划界给票的创新办法，即“东以城桥为界，南以城为界，西以新造桥直南为界，北以吴衙场为界，除诸大户市廛外，合计五百家，家予一票，按票给米，日以三升为率，卒事无言者”“其值较市价每升减钱十文。邻人日持票来籴，门外收钱，门内给米，于票上印日期为记，不得重籴。”这样一来，家家都能买到平价米了，收到了良好效果。
彭绍升的举动给彭氏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彭绍升的孙子彭蕴章认为，这种平粜办法与先前的做法相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利微则不争，利均则不乱，不争不乱则无扞格”。之后，彭氏世代举行平粜，“米贵之年，每岁行之”。
（摘自《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