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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包打听”打听什么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根据打听“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听”所需的信息大致分为几类。
第一，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和重视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捺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上层主要核心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核心”的领导，越掌握着“核心”信息。“包打听”者就通过各种“关系”：或通过领导本人，或领导的家属，或领导的秘书，或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
第二，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激励和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者，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第三，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在决定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下，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者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
第四，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也是社会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
官场“包打听”为什么打听
由于“官场”储存着权力和资源的大量“信息”，自有其开发利用的“使用价值”，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下一级干部就有“索求信息”的需求。这也是“包打听”存在的“市场理由”和“生存空间”。分析了“包打听”打听什么信息，基本就能了解“包打听”为什么打听信息。概而括之，有以下几种。
第一，“信息自我消费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和使用者，基本上属于“自我消费者”。打听有关领导和纪检信息，是因为此类信息与自己的升迁和奖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干部换届和选拔时，有晋升希望的个别干部，急于了解“情报”和疏通“关系”，往往是自己直接“打听”，取得的“信息”，也是直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自己直接“消费”。
第二，“信息寻租者”。此类“包打听”者，最为普遍，也多为“代理包打听”，就是为了“别人”来打探消息。当然，“无利不起早”，“代理包打听”不会“白忙活”，把打探来的“信息”奉送给“委托者”，未来肯定会有“好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自己的“上级”或领导打探消息，此时的领导涉及相关的“升迁”或“查处”，本人“不便”出面询问，派自己的“秘书”或“亲信”多方打探。此類打探来的消息，奉送给“领导”，虽不一定立马得到“现时好处”，但领导以后的“关照”和“提携”是为更大的“预期利益”，此为“隐性信息寻租者”。二是“权力掮客者”的“信息寻租”，此类“权力掮客”，就是“买官卖官”隐形市场中的“中介人”，打听各种信息和结交各种关系，是为了以后市场上的“待价而沽”。
第三，“信息他用者”。此类信息“包打听”者，多为社会和官场上的“关系人”和“交际人”，也可能在“官场”上有一定的“身份”和“官职”，四方结交、八面通风式的“打探”和“收集”官场情报，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当下的“晋升”或“免罚”，而是为了以后的“留作他用”。
第四，“信息炫耀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多为社会上“闲得无聊”的“好事者”。各路“街边侃爷”和“政治业余爱好者”大概可归为此类。此类“包打听”，把官场的“谱系”和“人脉”说得“头头是道”，官场的“八卦新闻”和“风月情事”也能描繪得“有声有色”。此类“人物”，虽不足挂齿、无关大局，但助长“官场谣言”的传播，污染社会舆论和政治生态。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和社会影响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处其中的正直干部也似乎“难免其害”。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很多干部“裹挟其中”，特别是不良“政治信息”的传播，很多与“选拔晋升”和“责任惩处”相关的干部，很难“明智应对”。不良信息流传到社会上，也对党政形象和政府信誉造成影响。
第一，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包打听”者的“信息传播”与影响所及，会使正直廉洁的干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机取巧和讨好领导的个别干部，可能得到“晋升”或“逃过追责”。如果“包打听”者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使“善者不能为善”，而“恶者反能为恶”，激励机制的“正向激励”功能，就可能扭曲转向、偏离正道。
第二，污染政治的生态环境。各级各类“官场”，权力巨大、责任巨大，同时“压力山大”。领导与领导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各种“关系”复杂而敏感，只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级各类干部用权公正、各负其责。如果各种“包打听”者大行其道，不仅扭曲了干部激励机制，也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各种官场“潜规则”就有施展“负向激励”的制度空间。
第三，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腐败之所以发生和难以遏制，就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制度缝隙和制度漏洞。“包打听”者猎取的各种“信息”，是其“负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础。斩断“包打听”者的信息链条，清除腐败的条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级纪委遏制“包打听”的制度之举。
官场作为特殊的信息源和信息中心，包含大量关于政策和干部的各类信息。越是“上层”的机构和领导，越是掌握着重要的“信息”；越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信息，干部越有“打听”的需求。根据打听“信息”的直接性和重要性，可以把“包打听”所需的信息大致分为几类。
第一，干部选拔任用的信息。领导干部的职位或“官位”，是其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直接的利益，也是干部最为看重和重视的。一到干部换届之时或职位“空缺”后，有“晋升”有望的、“围绕”职位的竞争者，就有“按捺不住”的“包打听”出笼。由于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上层主要核心领导就成为“围猎”对象，越是“核心”的领导，越掌握着“核心”信息。“包打听”者就通过各种“关系”：或通过领导本人，或领导的家属，或领导的秘书，或领导的上司和朋友，打听“谁是候选人、谁有希望、谁上谁下”的信息。
第二，纪检监察中的信息。纪检监察，是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清正、尽职尽责的重要制度，也是发现干部问题、惩处不称职干部的日常机制，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具有强大的激励和震慑作用，自然也为各级领导干部所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巡视的密集展开和严格查处，令干部中的“疑似违规者”或“犯罪嫌疑者”极为恐慌，当纪检监察组进驻一地或一单位时，干部中的“坐不住”者，就可能成为“包打听”者，或者委托“代理包打听”。
第三，领导个人特征和爱好的信息。领导干部的特征和爱好，影响着地方治理的进程和状况，也影响着地方下属干部的业绩和升迁。在决定干部升迁的“上拔”机制下，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意向，是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围绕着“一把手”等核心领导，各类“包打听”者频繁活动。为了“投领导所好、讨领导喜欢”，就需要掌握领导的特征和爱好。
第四，领导周边关系网络和人脉的信息。领导也是社会中的人，也是生活中的人，自有其各种社会关系和亲疏远近。领导一般不太“好见”，越“大”的领导，也越不“好见”。而领导周边的亲近人士，自然相对“好见”一些，故领导的父母、配偶、子女、秘书等身边人物，就成为各类“包打听”的“围猎对象”。
官场“包打听”为什么打听
由于“官场”储存着权力和资源的大量“信息”，自有其开发利用的“使用价值”，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下一级干部就有“索求信息”的需求。这也是“包打听”存在的“市场理由”和“生存空间”。分析了“包打听”打听什么信息，基本就能了解“包打听”为什么打听信息。概而括之，有以下几种。
第一，“信息自我消费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和使用者，基本上属于“自我消费者”。打听有关领导和纪检信息，是因为此类信息与自己的升迁和奖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干部换届和选拔时，有晋升希望的个别干部，急于了解“情报”和疏通“关系”，往往是自己直接“打听”，取得的“信息”，也是直接服务于自己的需要，自己直接“消费”。
第二，“信息寻租者”。此类“包打听”者，最为普遍，也多为“代理包打听”，就是为了“别人”来打探消息。当然，“无利不起早”，“代理包打听”不会“白忙活”，把打探来的“信息”奉送给“委托者”，未来肯定会有“好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为自己的“上级”或领导打探消息，此时的领导涉及相关的“升迁”或“查处”，本人“不便”出面询问，派自己的“秘书”或“亲信”多方打探。此類打探来的消息，奉送给“领导”，虽不一定立马得到“现时好处”，但领导以后的“关照”和“提携”是为更大的“预期利益”，此为“隐性信息寻租者”。二是“权力掮客者”的“信息寻租”，此类“权力掮客”，就是“买官卖官”隐形市场中的“中介人”，打听各种信息和结交各种关系，是为了以后市场上的“待价而沽”。
第三，“信息他用者”。此类信息“包打听”者，多为社会和官场上的“关系人”和“交际人”，也可能在“官场”上有一定的“身份”和“官职”，四方结交、八面通风式的“打探”和“收集”官场情报，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当下的“晋升”或“免罚”，而是为了以后的“留作他用”。
第四，“信息炫耀者”。此类信息“包打听”，多为社会上“闲得无聊”的“好事者”。各路“街边侃爷”和“政治业余爱好者”大概可归为此类。此类“包打听”，把官场的“谱系”和“人脉”说得“头头是道”，官场的“八卦新闻”和“风月情事”也能描繪得“有声有色”。此类“人物”，虽不足挂齿、无关大局，但助长“官场谣言”的传播，污染社会舆论和政治生态。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和社会影响
“包打听”的政治危害似乎不言自明，但身处其中的正直干部也似乎“难免其害”。政治生态的恶化，使很多干部“裹挟其中”，特别是不良“政治信息”的传播，很多与“选拔晋升”和“责任惩处”相关的干部，很难“明智应对”。不良信息流传到社会上，也对党政形象和政府信誉造成影响。
第一，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包打听”者的“信息传播”与影响所及，会使正直廉洁的干部得不到充分信任和使用，而投机取巧和讨好领导的个别干部，可能得到“晋升”或“逃过追责”。如果“包打听”者蔓延开来，就会严重扭曲干部的激励机制，使“善者不能为善”，而“恶者反能为恶”，激励机制的“正向激励”功能，就可能扭曲转向、偏离正道。
第二，污染政治的生态环境。各级各类“官场”，权力巨大、责任巨大，同时“压力山大”。领导与领导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各种“关系”复杂而敏感，只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文化，才能使各级各类干部用权公正、各负其责。如果各种“包打听”者大行其道，不仅扭曲了干部激励机制，也严重污染了政治生态，各种官场“潜规则”就有施展“负向激励”的制度空间。
第三，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腐败之所以发生和难以遏制，就是因为有其滋生的制度缝隙和制度漏洞。“包打听”者猎取的各种“信息”，是其“负能量”施展的信息前提和基础。斩断“包打听”者的信息链条，清除腐败的条件和土壤，正是各地省级纪委遏制“包打听”的制度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