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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成立于1971年，目前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拥有超过280万名支持者。“行动，带来改变”——绿色和平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积极的改变，保护地球环境与世界和平。
绿色和平一直致力于转基因食品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先后发布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粮食安全》、《国内消费者与海外市场——转基因水稻面临双重阻力》、《谁是中国粮食的真正主人?》等研究报告，引起了社会民众对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极大关注。
6月中旬，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就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有关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的专访。
中国质量万里行：最近，坊间传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加快的消息，你怎么看待?
方立锋：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气侯恶劣、耕地减少等因素，我国的粮食产量增长趋缓，而人口总量仍在不断增加，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出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之一。有关专家宣称已经研究并试验了几个类型的转基因水稻，可以抗虫、抗病，产量也高，他们对其所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大加渲染，以达到尽快商业化种植的目的。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主要研究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这次“专项”的通过，让他们兴奋不已。但时至今日，将近过去一年时间，政府对转基因水稻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没有任何商业化种植的许可。
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条件仍不充分。我国政府对于转基因水稻是否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生物安全评价是否完善的态度非常明确。今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专家对中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进行了专利方面的调查，发现8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到多项国外专利，其中很多都是在转基因水稻研发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到的基本方法、技术和元件。
而且，一些专家声称的转基因水稻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其实际含义是基因片段等材料可以很容易获得，实验种植也没有什么难度，但不要忘了，这些基因片段是哪里来的?怎么提取的?其中所涉及的国外专利有没有授权?一般而言，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使用国外的专利是没有问题的，一旦商业化，这些专利必须付费。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专家指出，专利权可以通过协商与购买等方式来解决，不应该成为阻止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理由。
方立锋：这种观点是让人气愤的。政府花了几百亿纳税人的钱让那么多专家去研究，结果研究出来的成果竟然不是自己的，还要政府再一次地掏钱去买回来。考虑到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未来潜力，若没有重金这些专利决不会卖给你，涉及到那么多项专利，难道要我们再掏个几百亿?我们知道，孟山都、拜耳、杜邦这些跨国公司都是将经营利润的很大比例投入研究开发的，我们是政府巨资投入却没有产出，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如果那些专利还要政府掏钱去买，那就要反过来问问这几百亿的研发投入到底是怎么花的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如果我国已经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绿色和平还会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吗?
方立锋：旗帜鲜明地反对。因为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至今尚不清楚。比如，有很多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存在负面影响。转基因技术把外来的抗除草剂、抗虫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时，也把对健康和环境的近忧远患转移到水稻体内。转基因水稻会通过花粉将基因传播给近亲植物，这会令其他植物也出现转基因水稻(如抗除草剂)的特征，扰乱生态平衡规律。如果抗除草剂的基因传播到杂草，更会出现“超级杂草”，危害粮食生产。害虫长年累月地接触某种毒素，体内自然地会产生抗体，有可能变成不怕杀虫剂的“超级害虫”。强势的转基因生物可能致使自然界原有的品种绝种，破坏生物多样性。另外，转基因改造过的生物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如蝴蝶、瓢虫等益虫带来危害。
中国质量万里行：由于转基因水稻能够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有专家宣称，这可以增加粮食产量，降低劳作成本，将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有专家估计，国产抗虫转基因棉花种植以来，累计产生效益超过50多亿元，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受益45％，种子公司和技术开发部门受益10％左右。如果转基因水稻也进行商业化种植，又会有怎样的成效?
方立锋：需要先强调一下，水稻是我国广大民众的口粮，很多人每日三餐顿顿都有米饭，每人每年消费大米90多公斤，其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这与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不可相提并论。也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一直持谨慎态度。
当然，转基因棉花的种植给转基因水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确，农民种植Bt转基因棉(抗虫棉)后，由于它能有效对抗棉花的主要害虫——棉铃虫，大幅减少农药的用量，而且产量增加很快，受到农民的欢迎，短期内收效显著。
不过，长期来看，情况却未必如预期的那么好。有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科学家对中国400多户棉农长达七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0％。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棉花的大天敌棉铃虫没有了，却滋生了次生害虫——盲蝽蟓的生长，杀虫剂用量开始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所以，种植Bt转基因棉的过程恰恰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提出了警示，面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们需要谨慎再谨慎。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这成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支持者的主要论据。你对此有何评价?
方立锋：美国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审批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这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都不是直接进入食物链的：大豆主要用于饲料和生产大豆油，而且还大量出口中国等地；棉花加工成衣物等产品；玉米则多用于饲料和生产乙醇等。这跟水稻这样的主食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必要。如果有谁认为可以，那就请他一日三餐都吃“转基因水稻”做成的主食，看看长年吃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再说。
中国质量万里行：绿色和平在一份 报告中称，一些国外生物技术公司觊觎我国的粮食主权，是否有具体的数据或事实依据?
方立锋：我国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水稻，以及高产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项外国专利，这些专利的持有人多为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如孟山都、拜耳、社邦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大规模的专利权合并，才形成了今天的垄断格局。以有关Bt的美国专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和公共机构持有的Bt专利占美国授权专利总数的50％，但是到了1999年，美国有关Bt的专利有67％都掌握在了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的手中。目前，抗病、品质改良和增产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专利中，大部分均在世界多个国家被授权。发达国家正在为垄断生物遗传资源而竞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国家拥有的水稻基因专利占全世界的70％以上，玉米基因专利占90％以上，小麦基因专利超过80％，棉花基因专利超过75％。而我国与基因相关的专利共约7000件，不足美国的1／10。这些公司占据了强势地位能够争取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款。或是阻止他人利用专利维权。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跨国的生物技术公司纷纷跟我们国内科研院校、研究机构和种子公司合作，设立研发基金，投入大笔资金参与转基因水稻技术的研发。具体怎么合作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通过这些国内外机构的互访、赞助活动的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绿色和平多次试图与孟山都等跨国公司进行对话，希望他们对社会公布与专利相关的合作协议，但他们一直都拒绝理会我们。这些合作协议涉及到转基因水稻研究成果的归属权以及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内容只有“天知地知”，不要说民众，就连政府也是不知道的。4月底，绿色和平组织了到孟山都北京办公室的抗议活动，引起了一些民众的关注。只要他们不放弃对中国粮食主权的野心，我们不排除进行针对性的活动，因为，粮食主权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一旦掉入外资之手，那是很危险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后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方立锋：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可能给中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转基因水稻可能会带来粮食种子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影响到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转基因作物种子的价格往往高于传统种子的价格，而产量却没有差别。如果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中国水稻种子的价格也可能会因此上涨。这首先将使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增加，威胁农民的生计，损害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中国长期的粮食供给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质量万里行：自2005年以来，绿色和平组织相继在湖北、湖南等地发现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出售的事件，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请问，随着国家有关部门监管力度加大，近两年是否还有类似事件发生?
方立锋：一旦有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我们就会揭露。但是，我们认为，部分地区的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转基因水稻一旦进入市场是很难消除的。从2006年9月起，欧洲的环保团体和各国政府在对市场销售的米制品进行检测时，发现部分从中国进口的米制品含有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稻米成分。最新的米制品转基因污染通报是2008年底。
绿色和平一直致力于转基因食品方面的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先后发布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粮食安全》、《国内消费者与海外市场——转基因水稻面临双重阻力》、《谁是中国粮食的真正主人?》等研究报告，引起了社会民众对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极大关注。
6月中旬，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就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有关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的专访。
中国质量万里行：最近，坊间传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加快的消息，你怎么看待?
方立锋：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气侯恶劣、耕地减少等因素，我国的粮食产量增长趋缓，而人口总量仍在不断增加，政府正在积极寻求出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被认为是可行的办法之一。有关专家宣称已经研究并试验了几个类型的转基因水稻，可以抗虫、抗病，产量也高，他们对其所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大加渲染，以达到尽快商业化种植的目的。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拟投入资金约240亿元人民币主要研究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这次“专项”的通过，让他们兴奋不已。但时至今日，将近过去一年时间，政府对转基因水稻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没有任何商业化种植的许可。
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条件仍不充分。我国政府对于转基因水稻是否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生物安全评价是否完善的态度非常明确。今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专家对中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进行了专利方面的调查，发现8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涉及到多项国外专利，其中很多都是在转基因水稻研发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到的基本方法、技术和元件。
而且，一些专家声称的转基因水稻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其实际含义是基因片段等材料可以很容易获得，实验种植也没有什么难度，但不要忘了，这些基因片段是哪里来的?怎么提取的?其中所涉及的国外专利有没有授权?一般而言，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使用国外的专利是没有问题的，一旦商业化，这些专利必须付费。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专家指出，专利权可以通过协商与购买等方式来解决，不应该成为阻止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理由。
方立锋：这种观点是让人气愤的。政府花了几百亿纳税人的钱让那么多专家去研究，结果研究出来的成果竟然不是自己的，还要政府再一次地掏钱去买回来。考虑到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未来潜力，若没有重金这些专利决不会卖给你，涉及到那么多项专利，难道要我们再掏个几百亿?我们知道，孟山都、拜耳、杜邦这些跨国公司都是将经营利润的很大比例投入研究开发的，我们是政府巨资投入却没有产出，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如果那些专利还要政府掏钱去买，那就要反过来问问这几百亿的研发投入到底是怎么花的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如果我国已经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绿色和平还会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吗?
方立锋：旗帜鲜明地反对。因为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至今尚不清楚。比如，有很多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存在负面影响。转基因技术把外来的抗除草剂、抗虫特性引入水稻的同时，也把对健康和环境的近忧远患转移到水稻体内。转基因水稻会通过花粉将基因传播给近亲植物，这会令其他植物也出现转基因水稻(如抗除草剂)的特征，扰乱生态平衡规律。如果抗除草剂的基因传播到杂草，更会出现“超级杂草”，危害粮食生产。害虫长年累月地接触某种毒素，体内自然地会产生抗体，有可能变成不怕杀虫剂的“超级害虫”。强势的转基因生物可能致使自然界原有的品种绝种，破坏生物多样性。另外，转基因改造过的生物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如蝴蝶、瓢虫等益虫带来危害。
中国质量万里行：由于转基因水稻能够抗虫害，抗除草剂、抗病，有专家宣称，这可以增加粮食产量，降低劳作成本，将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有专家估计，国产抗虫转基因棉花种植以来，累计产生效益超过50多亿元，其中农民和消费者分别受益45％，种子公司和技术开发部门受益10％左右。如果转基因水稻也进行商业化种植，又会有怎样的成效?
方立锋：需要先强调一下，水稻是我国广大民众的口粮，很多人每日三餐顿顿都有米饭，每人每年消费大米90多公斤，其安全性显得尤为重要，这与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不可相提并论。也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国家，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一直持谨慎态度。
当然，转基因棉花的种植给转基因水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的确，农民种植Bt转基因棉(抗虫棉)后，由于它能有效对抗棉花的主要害虫——棉铃虫，大幅减少农药的用量，而且产量增加很快，受到农民的欢迎，短期内收效显著。
不过，长期来看，情况却未必如预期的那么好。有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科学家对中国400多户棉农长达七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0％。情况从第4年开始发生逆转。棉花的大天敌棉铃虫没有了，却滋生了次生害虫——盲蝽蟓的生长，杀虫剂用量开始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所以，种植Bt转基因棉的过程恰恰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提出了警示，面对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们需要谨慎再谨慎。
中国质量万里行：目前美国农产品的年产量中55％的大豆、45％棉花和40％的玉米已逐步转化为通过基因改制方式生产，大约有2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土豆和棉花。这成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支持者的主要论据。你对此有何评价?
方立锋：美国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审批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这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大豆、棉花和玉米等作物，都不是直接进入食物链的：大豆主要用于饲料和生产大豆油，而且还大量出口中国等地；棉花加工成衣物等产品；玉米则多用于饲料和生产乙醇等。这跟水稻这样的主食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必要。如果有谁认为可以，那就请他一日三餐都吃“转基因水稻”做成的主食，看看长年吃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再说。
中国质量万里行：绿色和平在一份 报告中称，一些国外生物技术公司觊觎我国的粮食主权，是否有具体的数据或事实依据?
方立锋：我国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水稻，以及高产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项外国专利，这些专利的持有人多为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如孟山都、拜耳、社邦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大规模的专利权合并，才形成了今天的垄断格局。以有关Bt的美国专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和公共机构持有的Bt专利占美国授权专利总数的50％，但是到了1999年，美国有关Bt的专利有67％都掌握在了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的手中。目前，抗病、品质改良和增产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专利中，大部分均在世界多个国家被授权。发达国家正在为垄断生物遗传资源而竞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国家拥有的水稻基因专利占全世界的70％以上，玉米基因专利占90％以上，小麦基因专利超过80％，棉花基因专利超过75％。而我国与基因相关的专利共约7000件，不足美国的1／10。这些公司占据了强势地位能够争取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款。或是阻止他人利用专利维权。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跨国的生物技术公司纷纷跟我们国内科研院校、研究机构和种子公司合作，设立研发基金，投入大笔资金参与转基因水稻技术的研发。具体怎么合作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通过这些国内外机构的互访、赞助活动的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绿色和平多次试图与孟山都等跨国公司进行对话，希望他们对社会公布与专利相关的合作协议，但他们一直都拒绝理会我们。这些合作协议涉及到转基因水稻研究成果的归属权以及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这些内容只有“天知地知”，不要说民众，就连政府也是不知道的。4月底，绿色和平组织了到孟山都北京办公室的抗议活动，引起了一些民众的关注。只要他们不放弃对中国粮食主权的野心，我们不排除进行针对性的活动，因为，粮食主权的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一旦掉入外资之手，那是很危险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后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方立锋：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可能给中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转基因水稻可能会带来粮食种子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影响到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转基因作物种子的价格往往高于传统种子的价格，而产量却没有差别。如果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中国水稻种子的价格也可能会因此上涨。这首先将使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增加，威胁农民的生计，损害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中国长期的粮食供给带来深远影响。
中国质量万里行：自2005年以来，绿色和平组织相继在湖北、湖南等地发现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出售的事件，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请问，随着国家有关部门监管力度加大，近两年是否还有类似事件发生?
方立锋：一旦有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我们就会揭露。但是，我们认为，部分地区的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转基因水稻一旦进入市场是很难消除的。从2006年9月起，欧洲的环保团体和各国政府在对市场销售的米制品进行检测时，发现部分从中国进口的米制品含有未经批准的转基因稻米成分。最新的米制品转基因污染通报是2008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