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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现在一般的说法基本上肯定瞿秋白作为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的贡献，对于他所犯的错误，比较温和的叙述是“在一段时间内，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错误，但他很快就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尉健行著：《在中共中央纪念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瞿秋白年轻时曾以《晨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俄国（一九二○—— 一九二二），写作了大量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分别收入《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确立了左翼文艺路线，写作了大量论述左翼文化的杂文（收入《乱弹》），被鲁迅看做是“人生知己”和“同怀兄弟”，但随着李立三受到党内盲动主义的批评之后，瞿秋白也受到牵连，一九三五年在躲避国民党围剿途中被俘，四个月后遭到杀害，留下一篇争议巨大的自白书《多余的话》，把自己的一生解释为书生误入革命的悲剧，也就是“历史的误会”，并奉劝“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
《多余的话》，一直是评价瞿秋白的争议所在，曾经存在着这篇文章不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的怀疑，但现在基本上不否定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而把它作为展现瞿秋白人格复杂性的文献，“官方说法”一般把这篇文章作为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之下的违心之言。而最近几年，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这篇文章多被解读为，自叙为书生、文人、戏子的瞿秋白对左翼政治的暴力性具有先见之明，呈现了知识分子与左翼政党政治之间的冲突。这种叙述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左翼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受到政治强权暴力迫害的叙述，非常吻合。在这种视野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关于“脆弱的人”以及喜欢文艺而厌恶政治的叙述就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或者说它是瞿秋白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镜像。《多余的话》最早发表于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上，与写作《乱弹》等杂文时期作为文化旗手的领袖形象不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始终强调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断发作的肺病，说出“多余的话”的“多余人”是一个病人的形象，这种身体的疾病与瞿秋白把自己叙述为废人、革命的叛徒、“一个最坏的党员”形成了有趣的对照，瞿秋白真的“病”了吗？他为什么要临终前讲这些“多余”的话，难道仅仅是为了忏悔或坦白吗？
在这篇就义遗言中，瞿秋白多次把自己参加共产党、参与政治活动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他说自己“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但是他说自己“不幸”地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么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岳麓书社二○○○年九月版）认为自己“枉费了一生心力”在不感兴趣的“政治上”。显然这种“误会”的原因在于从事“政治”工作与从事“文学”工作之间的冲突。瞿秋白说，他在作为《晨报》记者访问苏联期间，“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很通行了”，从这种通行的观念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把“专修文学”与搞“政治”也就是“加入了党”看成是相冲突的事情。但是，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中并不存在，瞿秋白的家庭是“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也就是说在过去读书和做官并不矛盾，而到了近代，“政治”與“文学”就成了截然对立的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与政治的纠葛是现代的产物。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当中不断地强调自己的文人身份和书生身份与作为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之间的不协调，反复哀叹自己毕竟是“文人”，毕竟是“书生”，似乎在说“我”根本就搞不了“政治”，更当不了“领袖”，但实际情况却是，瞿秋白当了整整五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五—— 一九三一），这被瞿秋白看成是个人的历史悲剧。而瞿秋白认为自己搞不了政治的真正原因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参加政治活动（比如开会、写文章）就“是‘替别人做的’”，瞿秋白认为自己潜伏着“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些意识与“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相敌对的。所以在瞿秋白内心一直隐藏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无法改造“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的矛盾，这种新理智与旧情感的对立就是瞿秋白归纳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的早期文章中，曾写过“二元的人生观”，即“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这种观念与他年轻的时候“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有关。可以说，“世间的”与“出世间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人生观”与“绅士的意识”、“政治运动”与“文学研究”、“替别人做的”与“自己的家”、“政治上的疲劳倦怠”与“休息”、“开会或写文章的麻烦”与“空余时读所爱的书的逍遥”、“理智”与“情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叙述都是建立在政治与文学的冲突之上。
瞿秋白为什么无法“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而“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呢？他的解释是，“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正因为没有实感，所以对于“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名词“感到模糊”，瞿秋白把这种书生、文人的认识观说成是“雾里看花”，但是这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他以前的文章中是读不到的，比如他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写的文艺评论，就始终自信地站在“不肖的下等人”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文化论战。这样一种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所“穿透”的世界为什么“突然”变得模糊、不清晰，或者说不那么“透明”了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瞿秋白无法自信地把自己放置在无产阶级的位置上来穿透历史的迷雾了呢？
瞿秋白在文章中说，他最近读了一些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这种“新的印象”是“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显然，在这时的瞿秋白看来，这种“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并不能被还原到或者说简化为“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也就是说，在瞿秋白看来，通过“文学名著”更能把握“人生和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政治）却只能进行“笼统”的描述。这种把文学作为“有血有肉”而把政治作为一种“笼统”的表述的看法，在瞿秋白早期的文章中也有体现，比如他一九二二年在俄国写《赤都心史》（“四十八新的现实”一节）中说，他反对使用平等、自由、社会、专制等这些符号、抽象名词来描述中国，他认为“中国向来没有社会，因此也就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所以青年人要先看看现实，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用这些抽象名词来作为尺度，因为“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确）立一（个）理想的‘主义’”。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无法描述中国的现实了，显然，他曾经相信过借助马克思主义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但是现在，他也有点“雾里看花”了。
这就不得不带出写作《多余的话》的现实语境。在“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这部分，瞿秋白认为“武汉分共之后”所采取的以大城市暴动为主体的革命模式的失败，是自己没有认清革命形势造成的，“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然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这种以“李立三路线”为代表的盲动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十月革命的复制之上，正是这种失败，使瞿秋白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错位的矛盾。尽管“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而认为自己“‘枉费了一生心力’在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是，这种选择文学而拒绝政治的立场，恰恰是因为文学比政治更“现实”。而瞿秋白所留下的忠告是“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致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也就是说瞿秋白把这种“危机”归结为阶级意识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不断地提到自己一生受病魔的折磨，把自己作为一个“病人”。如果联系到他一九二一年在苏联时期写作的《中国之“多余的人”》这篇文章（“多余的人”也是俄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形象，是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代表），把自己说成“多余的人”恰恰也是他生病住在疗养院的时候，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把自己放置在心与智、浪漫派与现实派、个性与社会的二元矛盾之中，而他的焦虑则是无法把握“现实”，所以，他说“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十二年之后，在这篇“多余的人”留下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又一次把自己作为“病人”，从而颠覆了“医生与病人”的唤醒与被唤醒者、启蒙与被启蒙者的关系，这种倒置恰恰发生在瞿秋白认为政治出现了危机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把自己的“躯壳”捐献给解剖室，与其说是为了找到自己多年肺结核的病症，不如说是渴望为现实的危机寻找答案。
如果联系到同时期在西欧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所面临的问题，瞿秋白在这里所说的“病”也就是当时各国共产党所普遍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式的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为什么在欧洲会失败，工人阶级的意识如何获得。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叙述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被看做是阶级同一性带来的，它展开了对于阶级本质主义和阶级还原论的批判，从而动摇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历史目的论的叙述。但是，瞿秋白的后来者毛泽东却通过把“农民”构建成一个“想象的阶级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了革命的成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道路所带来的困境。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危机，因此，瞿秋白的“病”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疾患，而是对于现实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这或许是瞿秋白以及《多余的话》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吧。
（瞿秋白：《赤都心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14.80元；《多余的话》，贵州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25.00元)
《多余的话》，一直是评价瞿秋白的争议所在，曾经存在着这篇文章不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的怀疑，但现在基本上不否定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而把它作为展现瞿秋白人格复杂性的文献，“官方说法”一般把这篇文章作为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之下的违心之言。而最近几年，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这篇文章多被解读为，自叙为书生、文人、戏子的瞿秋白对左翼政治的暴力性具有先见之明，呈现了知识分子与左翼政党政治之间的冲突。这种叙述与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左翼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受到政治强权暴力迫害的叙述，非常吻合。在这种视野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关于“脆弱的人”以及喜欢文艺而厌恶政治的叙述就获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或者说它是瞿秋白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镜像。《多余的话》最早发表于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上，与写作《乱弹》等杂文时期作为文化旗手的领袖形象不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始终强调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断发作的肺病，说出“多余的话”的“多余人”是一个病人的形象，这种身体的疾病与瞿秋白把自己叙述为废人、革命的叛徒、“一个最坏的党员”形成了有趣的对照，瞿秋白真的“病”了吗？他为什么要临终前讲这些“多余”的话，难道仅仅是为了忏悔或坦白吗？
在这篇就义遗言中，瞿秋白多次把自己参加共产党、参与政治活动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他说自己“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但是他说自己“不幸”地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么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岳麓书社二○○○年九月版）认为自己“枉费了一生心力”在不感兴趣的“政治上”。显然这种“误会”的原因在于从事“政治”工作与从事“文学”工作之间的冲突。瞿秋白说，他在作为《晨报》记者访问苏联期间，“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很通行了”，从这种通行的观念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把“专修文学”与搞“政治”也就是“加入了党”看成是相冲突的事情。但是，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冲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观念中并不存在，瞿秋白的家庭是“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也就是说在过去读书和做官并不矛盾，而到了近代，“政治”與“文学”就成了截然对立的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与政治的纠葛是现代的产物。
瞿秋白在这篇文章当中不断地强调自己的文人身份和书生身份与作为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之间的不协调，反复哀叹自己毕竟是“文人”，毕竟是“书生”，似乎在说“我”根本就搞不了“政治”，更当不了“领袖”，但实际情况却是，瞿秋白当了整整五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九二五—— 一九三一），这被瞿秋白看成是个人的历史悲剧。而瞿秋白认为自己搞不了政治的真正原因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参加政治活动（比如开会、写文章）就“是‘替别人做的’”，瞿秋白认为自己潜伏着“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些意识与“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相敌对的。所以在瞿秋白内心一直隐藏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无法改造“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的矛盾，这种新理智与旧情感的对立就是瞿秋白归纳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的早期文章中，曾写过“二元的人生观”，即“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这种观念与他年轻的时候“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有关。可以说，“世间的”与“出世间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人生观”与“绅士的意识”、“政治运动”与“文学研究”、“替别人做的”与“自己的家”、“政治上的疲劳倦怠”与“休息”、“开会或写文章的麻烦”与“空余时读所爱的书的逍遥”、“理智”与“情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叙述都是建立在政治与文学的冲突之上。
瞿秋白为什么无法“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而“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呢？他的解释是，“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正因为没有实感，所以对于“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名词“感到模糊”，瞿秋白把这种书生、文人的认识观说成是“雾里看花”，但是这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他以前的文章中是读不到的，比如他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写的文艺评论，就始终自信地站在“不肖的下等人”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文化论战。这样一种借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所“穿透”的世界为什么“突然”变得模糊、不清晰，或者说不那么“透明”了呢？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瞿秋白无法自信地把自己放置在无产阶级的位置上来穿透历史的迷雾了呢？
瞿秋白在文章中说，他最近读了一些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这种“新的印象”是“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显然，在这时的瞿秋白看来，这种“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并不能被还原到或者说简化为“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也就是说，在瞿秋白看来，通过“文学名著”更能把握“人生和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政治）却只能进行“笼统”的描述。这种把文学作为“有血有肉”而把政治作为一种“笼统”的表述的看法，在瞿秋白早期的文章中也有体现，比如他一九二二年在俄国写《赤都心史》（“四十八新的现实”一节）中说，他反对使用平等、自由、社会、专制等这些符号、抽象名词来描述中国，他认为“中国向来没有社会，因此也就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所以青年人要先看看现实，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用这些抽象名词来作为尺度，因为“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确）立一（个）理想的‘主义’”。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无法描述中国的现实了，显然，他曾经相信过借助马克思主义可以穿透历史的迷雾，但是现在，他也有点“雾里看花”了。
这就不得不带出写作《多余的话》的现实语境。在“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这部分，瞿秋白认为“武汉分共之后”所采取的以大城市暴动为主体的革命模式的失败，是自己没有认清革命形势造成的，“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然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这种以“李立三路线”为代表的盲动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十月革命的复制之上，正是这种失败，使瞿秋白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错位的矛盾。尽管“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而认为自己“‘枉费了一生心力’在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但是，这种选择文学而拒绝政治的立场，恰恰是因为文学比政治更“现实”。而瞿秋白所留下的忠告是“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致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也就是说瞿秋白把这种“危机”归结为阶级意识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不断地提到自己一生受病魔的折磨，把自己作为一个“病人”。如果联系到他一九二一年在苏联时期写作的《中国之“多余的人”》这篇文章（“多余的人”也是俄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形象，是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代表），把自己说成“多余的人”恰恰也是他生病住在疗养院的时候，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把自己放置在心与智、浪漫派与现实派、个性与社会的二元矛盾之中，而他的焦虑则是无法把握“现实”，所以，他说“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十二年之后，在这篇“多余的人”留下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又一次把自己作为“病人”，从而颠覆了“医生与病人”的唤醒与被唤醒者、启蒙与被启蒙者的关系，这种倒置恰恰发生在瞿秋白认为政治出现了危机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瞿秋白把自己的“躯壳”捐献给解剖室，与其说是为了找到自己多年肺结核的病症，不如说是渴望为现实的危机寻找答案。
如果联系到同时期在西欧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所面临的问题，瞿秋白在这里所说的“病”也就是当时各国共产党所普遍面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就是说，十月革命式的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为什么在欧洲会失败，工人阶级的意识如何获得。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叙述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被看做是阶级同一性带来的，它展开了对于阶级本质主义和阶级还原论的批判，从而动摇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历史目的论的叙述。但是，瞿秋白的后来者毛泽东却通过把“农民”构建成一个“想象的阶级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了革命的成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道路所带来的困境。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认为“文学”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更能把握现实，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说文学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出现了危机，因此，瞿秋白的“病”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疾患，而是对于现实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这或许是瞿秋白以及《多余的话》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吧。
（瞿秋白：《赤都心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14.80元；《多余的话》，贵州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