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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里写满了自己的苦恼
“我与写作”这个论题有点大，我想从两方面谈一谈这个命题：第一，我的经验和写作；第二，我的写作经验。我的经验和写作，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我考虑了一下，先谈谈我的个人经历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我只有16岁。我去了安徽淮北，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里农人的家里，那时候我非常苦闷。一方面是远离家乡，生活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的课本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当时母亲自己的处境也不好，根本不能从事文学。她没法照顾远在他乡的我，就只能跟我通信。那时候一封信可能要在路上走四五天，我们通常是一封信写出后，还没等到回信就开始写第二封，所以我们之间的来信非常频繁。母亲没法安慰我，就给我提了个建议：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你周围的那些农民，你的小伙伴等等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母亲的建议里的良苦用心，但是，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而且以当时的状况，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我一点都不以为母亲的这个建议是对我以后做作家有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有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一些记录或者说是做一些描述。我当时写日记，但是日记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苦恼。我现在看到，中学的孩子、大学的孩子，在网上的写作，常常会写自己的那种心情，我就会想到我的那个时代。其实，你的身边有许多事情发生，而你完全注意不到，完全被自己的苦闷抓住了。所以，我只写我自己的心情，而我的心情是，回头看看就只有两个字——苦闷，很单调的。
但是，很久以后，当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以后，上海作家协会搞了个王安忆小说的研讨会，虽然我人在外地，可研讨会还继续召开。又若干年后，母亲去世，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母亲在当时的讨论会上有发言。后来她把发言整理成文，在内部的杂志上发表了。母亲在发言里提到了我在插队落户时给她写的信，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信上写的内容了。母亲说，我给她写的信里说到了我在农村的生活。有一封信里我说：春天到了，别人家里的房梁上的燕子窝都来燕子了，而我的燕子窝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如果自己家中的燕子窝始终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说明这家人家不是好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一直期待着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还有一封信里我告诉母亲，我和村上一个本埠的学生进城去拉板车，两个人换着掌车和拉纤。当我拉纤的时候，那个男同学很调皮，在我的后面喊着赶小牛的号子。看到这里，我脑中就出现了那个画面。母亲还说，我还写过一件事情，村里有两户人家吵架，持续了很多天，而且是出工的时候、干农活的时候是不吵的，但下工以后就开始吵，然后全村人都去看。这个时候我发现，母亲对我当时记录下的事情那么有兴趣，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动。我对这些客观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没有关心也没有热情，都完全遗忘掉了。
后来我就想，如果当时我听母亲的话，把身边日日夜夜发生的事情，客观记录下来，今天写作的时候就会有许多材料。在这个时候我还觉得，母亲可能暗暗地期望我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所以说我在农村的那些经验可能会有用。母亲这样做，会不会有助于我成为一名作家？但又觉得实在不像。因为母亲对我不抱有成为作家的期望，只是后来看到我写作，觉得我别无所长，能够写东西还在1980年代初顺利发表，似乎没受到太大的挫折，她就承认或者默认了这件事情。可她主观上并没有给出一个力量，让我去成为一个作家。所以我的母亲当时给我的建议里还有别的用心，到今天为止，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母亲想的是，我这么苦闷，青春这么荒芜，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去写一点什么，至少每一天的生活会有一点乐趣。其实，母亲就是很具体地帮助我如何去过完以下的日子，这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的。
人们经常问我：一直坚持写作，是什么动力在推动着你去写？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写作带给我乐趣。它带给了我乐趣，我就肯定有所付出的条件。比如，我是喜欢写作的，我是热爱写作的，写作是我能够胜任的，它多少给了我价值感；也可能我这个人就是适合写作的，文字就是和我非常亲的东西，可能我就是要和文字生活在一起了。总的来说，母亲当时的建议中包含了我现在生活不断去验证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给了我乐趣，让我安身立命。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其实不是用坚持这两个字所描写的那样坚忍、痛苦，它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写作中会出现的一些困难，克服困难需要一些力量、一些坚忍，但总体来说，我的判断是：它给我的快乐，完全可以抵消我为它付出的辛苦。
最初的写作是释放经验
回到题目：我的经验和我的写作。我想在我最初的写作中，经验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十分贪婪的状况，张开身上所有的感官、器官、毛孔不断吸收周围的一切，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把自己注得满满的，非常饱满的经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写作或者别的方法，都是把自己所吸入的东西慢慢释放，流淌出来。所以在我最初的写作中，其实真的是带有一些宣泄，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
最初我的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雯雯，是在我的短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小姑娘，她的经历和年龄等在很多地方与我相吻合。后来我写了一篇长篇小说，也是以雯雯为主人公，但是我没有完全按照我生活的轨迹来写，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我和她有了分歧，分道扬镳。在这个女孩身上其实寄托了我，不一定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可是主观上说，她经历的事情和我的事情还是比较贴切的。
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引起反映，可能是日常化。就像现在我们比较喜欢说的邻家的女孩子，她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有她的追求，在今天看来这个追求很单纯、天真。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文学范围里，她真的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成名阶段，忽然之间，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王安忆，和王安忆一起说的是雯雯。那一年里，我写了很多短篇，很多都是关于雯雯的。 虽然我的身份是知青，可是在知青文学里我很难被纳入。因为伤痕文学我没有写太多，反思文学我也没有介入太多。此前，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前辈作家张洁发的小文章《拾麦穗》，写了一个小姑娘，在收麦子的季节去拾麦穗。拾到了麦穗可以和一个卖麦芽糖的货郎换灶糖，这是一个残疾的小姑娘，十分盼望这个老货郎来，她说：我就像等待我的情人一样等待卖麦芽糖的老人来换灶糖。这篇小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忽然之间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可以把我的情绪、生活经验纳入其中。我写雯雯的小说，是和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的，让我有了归属。
1980年代初，我因为雯雯的形象登入了文坛。好像人们开始认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形式，挺好的。可是问题来了，经验是很有限的，我很快就把属于雯雯的故事似乎都写完了。再接下去写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雯雯比较简单、浅薄，和我个人非常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经验非常有限、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有限。在我最初的写作中是被自己的经验缠绕的，哪怕这个经验不是自己直接的，我还是被它缠绕。所以回顾自己的写作时，感到又板又惭愧，写的真是太幼稚了。我真是佩服自己的勇敢，怎么敢这样写，写得这么差。不过，不管怎么样，总归是我的东西，记录我当时一种状态。
但是，我做为一个作家，尤其到了1980年代下半期，我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是一个挑战。最初，我有很多的感情，愤怨、不高兴等等，好像够我写的，其实稍微用用就没了。尤其是成为职业作家，靠自己的经验写作显然是不够的。第一，经验写得差不多了；第二自己对经验的认识似乎暂时是停滞的。对经验的认识是要不断更新的，没有更新就要去拓展；第三，好像有点厌倦，对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事、任何的情感有一些厌倦。人们经常用“平静”来描述我的状态，其实写作者的平静只有自己知道。这种平静不是说我写得不好，是我会对这种写作感到厌倦，我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这种时候，不能放下笔，也许一旦放下笔换着过另外一种生活，会对自己不满意。但是也不能硬写，一旦硬写的话就会把自己写伤掉。每个写作者都会经历这种阶段，这种时候，谁也帮不到你，只有靠自己。换句话说是从这里面挣扎出来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说我是如何挣扎的。但是事情总归会有一个转机，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运行规律，规律中有转机，自然就会出现了，看你怎么去理解。
我对小说的朴素认识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那时，我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待了近半年，然后回国。当时我就对自己的经验不满足，到了美国后，我对自己的经验就更加不满足了。这个写作计划聚集了三十几个国家的写作者，由聂华苓和她的诗人先生发起，目的之一是让大家听到祖国以外的声音。他们的邀请不以欧美主流作家为主，会邀请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家的作家。和这些人在一起，我自以为的满满当当的经验就显得特别空虚，很软弱、很不足。我突然对自己的经验很不自信。从美国回来我挺苦恼的，写什么都不满意。1984年上半年，我写不下去了。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不写作我就是白活，我特别喜欢和文字在一起，喜欢讲述，那半年过得很苦闷。事情的转折是，我当时是《儿童时代》的记者和编辑，要到江苏省宿迁市完成一篇报道。任务很紧急，我冒着酷暑去了宿迁。奇妙的是，宿迁和我插队落户的地方的语言、风俗、村庄的位置等都很相像，唤醒了我对已有经验的回顾。同时，因为采访我记录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把我旧的经验给带动起来了。
完成报道任务后，我在徐州写了小说《小鲍庄》。《小鲍庄》发表在《中国作家》创刊以后的第二期，同期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期就被看为寻根文学的结合体。其实《小鲍庄》里面的寻根文化并不多，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把我旧的经验给带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写作让我找到职业写作的方式。安排情节、注意叙述趣味、给人物编织关系，我渐渐进入了状态。
所以，职业写作对于作家的挑战是，当你对个人经验淡漠了，已经不是你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时，应该怎么样继续进行你的写作。对于我来讲，这段日子走了这么多年，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一，我掌握越来越多的写作方式，同时我没有完全违背内心，如果事情和我的感情没有关系，我是不会去写它的。我是写那些能够唤起我感情的。这些年，我越来越敢于回答“小说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了。年轻的时候就是顾左右而不言它，一方面是自己也不知道小说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我也不愿承认我不知道，觉得我必须是知道的。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后，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曾经，我写过很多实验性的小说，都是些很晦涩、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很想摆脱小说的主观规律。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每一个作者走上写作之路的初衷是不同的，我的初衷就是我喜欢故事，我也要写故事。
（根据王安忆在淮阴师范学院翔宇论坛的讲座整理，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蕾磊
“我与写作”这个论题有点大，我想从两方面谈一谈这个命题：第一，我的经验和写作；第二，我的写作经验。我的经验和写作，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我考虑了一下，先谈谈我的个人经历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初中毕业后就去农村插队落户。那时候，我只有16岁。我去了安徽淮北，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里农人的家里，那时候我非常苦闷。一方面是远离家乡，生活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的课本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当时母亲自己的处境也不好，根本不能从事文学。她没法照顾远在他乡的我，就只能跟我通信。那时候一封信可能要在路上走四五天，我们通常是一封信写出后，还没等到回信就开始写第二封，所以我们之间的来信非常频繁。母亲没法安慰我，就给我提了个建议：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的事情，你周围的那些农民，你的小伙伴等等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母亲的建议里的良苦用心，但是，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而且以当时的状况，我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我一点都不以为母亲的这个建议是对我以后做作家有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有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一些记录或者说是做一些描述。我当时写日记，但是日记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苦恼。我现在看到，中学的孩子、大学的孩子，在网上的写作，常常会写自己的那种心情，我就会想到我的那个时代。其实，你的身边有许多事情发生，而你完全注意不到，完全被自己的苦闷抓住了。所以，我只写我自己的心情，而我的心情是，回头看看就只有两个字——苦闷，很单调的。
但是，很久以后，当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以后，上海作家协会搞了个王安忆小说的研讨会，虽然我人在外地，可研讨会还继续召开。又若干年后，母亲去世，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母亲在当时的讨论会上有发言。后来她把发言整理成文，在内部的杂志上发表了。母亲在发言里提到了我在插队落户时给她写的信，我完全想不起来当时信上写的内容了。母亲说，我给她写的信里说到了我在农村的生活。有一封信里我说：春天到了，别人家里的房梁上的燕子窝都来燕子了，而我的燕子窝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如果自己家中的燕子窝始终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说明这家人家不是好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一直期待着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还有一封信里我告诉母亲，我和村上一个本埠的学生进城去拉板车，两个人换着掌车和拉纤。当我拉纤的时候，那个男同学很调皮，在我的后面喊着赶小牛的号子。看到这里，我脑中就出现了那个画面。母亲还说，我还写过一件事情，村里有两户人家吵架，持续了很多天，而且是出工的时候、干农活的时候是不吵的，但下工以后就开始吵，然后全村人都去看。这个时候我发现，母亲对我当时记录下的事情那么有兴趣，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动。我对这些客观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没有关心也没有热情，都完全遗忘掉了。
后来我就想，如果当时我听母亲的话，把身边日日夜夜发生的事情，客观记录下来，今天写作的时候就会有许多材料。在这个时候我还觉得，母亲可能暗暗地期望我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所以说我在农村的那些经验可能会有用。母亲这样做，会不会有助于我成为一名作家？但又觉得实在不像。因为母亲对我不抱有成为作家的期望，只是后来看到我写作，觉得我别无所长，能够写东西还在1980年代初顺利发表，似乎没受到太大的挫折，她就承认或者默认了这件事情。可她主观上并没有给出一个力量，让我去成为一个作家。所以我的母亲当时给我的建议里还有别的用心，到今天为止，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母亲想的是，我这么苦闷，青春这么荒芜，看不到任何希望，如果去写一点什么，至少每一天的生活会有一点乐趣。其实，母亲就是很具体地帮助我如何去过完以下的日子，这是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的。
人们经常问我：一直坚持写作，是什么动力在推动着你去写？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写作带给我乐趣。它带给了我乐趣，我就肯定有所付出的条件。比如，我是喜欢写作的，我是热爱写作的，写作是我能够胜任的，它多少给了我价值感；也可能我这个人就是适合写作的，文字就是和我非常亲的东西，可能我就是要和文字生活在一起了。总的来说，母亲当时的建议中包含了我现在生活不断去验证的东西，那就是写作给了我乐趣，让我安身立命。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的，其实不是用坚持这两个字所描写的那样坚忍、痛苦，它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写作中会出现的一些困难，克服困难需要一些力量、一些坚忍，但总体来说，我的判断是：它给我的快乐，完全可以抵消我为它付出的辛苦。
最初的写作是释放经验
回到题目：我的经验和我的写作。我想在我最初的写作中，经验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十分贪婪的状况，张开身上所有的感官、器官、毛孔不断吸收周围的一切，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把自己注得满满的，非常饱满的经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写作或者别的方法，都是把自己所吸入的东西慢慢释放，流淌出来。所以在我最初的写作中，其实真的是带有一些宣泄，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
最初我的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雯雯，是在我的短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小姑娘，她的经历和年龄等在很多地方与我相吻合。后来我写了一篇长篇小说，也是以雯雯为主人公，但是我没有完全按照我生活的轨迹来写，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我和她有了分歧，分道扬镳。在这个女孩身上其实寄托了我，不一定是我经历过的事情，可是主观上说，她经历的事情和我的事情还是比较贴切的。
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个人物为什么会引起反映，可能是日常化。就像现在我们比较喜欢说的邻家的女孩子，她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有她的追求，在今天看来这个追求很单纯、天真。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文学范围里，她真的带来一种新鲜的空气。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成名阶段，忽然之间，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王安忆，和王安忆一起说的是雯雯。那一年里，我写了很多短篇，很多都是关于雯雯的。 虽然我的身份是知青，可是在知青文学里我很难被纳入。因为伤痕文学我没有写太多，反思文学我也没有介入太多。此前，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了前辈作家张洁发的小文章《拾麦穗》，写了一个小姑娘，在收麦子的季节去拾麦穗。拾到了麦穗可以和一个卖麦芽糖的货郎换灶糖，这是一个残疾的小姑娘，十分盼望这个老货郎来，她说：我就像等待我的情人一样等待卖麦芽糖的老人来换灶糖。这篇小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忽然之间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可以把我的情绪、生活经验纳入其中。我写雯雯的小说，是和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的，让我有了归属。
1980年代初，我因为雯雯的形象登入了文坛。好像人们开始认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形式，挺好的。可是问题来了，经验是很有限的，我很快就把属于雯雯的故事似乎都写完了。再接下去写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雯雯比较简单、浅薄，和我个人非常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经验非常有限、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有限。在我最初的写作中是被自己的经验缠绕的，哪怕这个经验不是自己直接的，我还是被它缠绕。所以回顾自己的写作时，感到又板又惭愧，写的真是太幼稚了。我真是佩服自己的勇敢，怎么敢这样写，写得这么差。不过，不管怎么样，总归是我的东西，记录我当时一种状态。
但是，我做为一个作家，尤其到了1980年代下半期，我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是一个挑战。最初，我有很多的感情，愤怨、不高兴等等，好像够我写的，其实稍微用用就没了。尤其是成为职业作家，靠自己的经验写作显然是不够的。第一，经验写得差不多了；第二自己对经验的认识似乎暂时是停滞的。对经验的认识是要不断更新的，没有更新就要去拓展；第三，好像有点厌倦，对自己经历过的任何事、任何的情感有一些厌倦。人们经常用“平静”来描述我的状态，其实写作者的平静只有自己知道。这种平静不是说我写得不好，是我会对这种写作感到厌倦，我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这种时候，不能放下笔，也许一旦放下笔换着过另外一种生活，会对自己不满意。但是也不能硬写，一旦硬写的话就会把自己写伤掉。每个写作者都会经历这种阶段，这种时候，谁也帮不到你，只有靠自己。换句话说是从这里面挣扎出来吧。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说我是如何挣扎的。但是事情总归会有一个转机，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运行规律，规律中有转机，自然就会出现了，看你怎么去理解。
我对小说的朴素认识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那时，我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待了近半年，然后回国。当时我就对自己的经验不满足，到了美国后，我对自己的经验就更加不满足了。这个写作计划聚集了三十几个国家的写作者，由聂华苓和她的诗人先生发起，目的之一是让大家听到祖国以外的声音。他们的邀请不以欧美主流作家为主，会邀请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家的作家。和这些人在一起，我自以为的满满当当的经验就显得特别空虚，很软弱、很不足。我突然对自己的经验很不自信。从美国回来我挺苦恼的，写什么都不满意。1984年上半年，我写不下去了。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不写作我就是白活，我特别喜欢和文字在一起，喜欢讲述，那半年过得很苦闷。事情的转折是，我当时是《儿童时代》的记者和编辑，要到江苏省宿迁市完成一篇报道。任务很紧急，我冒着酷暑去了宿迁。奇妙的是，宿迁和我插队落户的地方的语言、风俗、村庄的位置等都很相像，唤醒了我对已有经验的回顾。同时，因为采访我记录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把我旧的经验给带动起来了。
完成报道任务后，我在徐州写了小说《小鲍庄》。《小鲍庄》发表在《中国作家》创刊以后的第二期，同期有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期就被看为寻根文学的结合体。其实《小鲍庄》里面的寻根文化并不多，对我自己而言就是把我旧的经验给带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写作让我找到职业写作的方式。安排情节、注意叙述趣味、给人物编织关系，我渐渐进入了状态。
所以，职业写作对于作家的挑战是，当你对个人经验淡漠了，已经不是你最主要的写作资源时，应该怎么样继续进行你的写作。对于我来讲，这段日子走了这么多年，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第一，我掌握越来越多的写作方式，同时我没有完全违背内心，如果事情和我的感情没有关系，我是不会去写它的。我是写那些能够唤起我感情的。这些年，我越来越敢于回答“小说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了。年轻的时候就是顾左右而不言它，一方面是自己也不知道小说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我也不愿承认我不知道，觉得我必须是知道的。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后，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曾经，我写过很多实验性的小说，都是些很晦涩、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很想摆脱小说的主观规律。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每一个作者走上写作之路的初衷是不同的，我的初衷就是我喜欢故事，我也要写故事。
（根据王安忆在淮阴师范学院翔宇论坛的讲座整理，有删节）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