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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了发改委等五部门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委员们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依然突出。
这一判断自有事实为据。最新发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虽然屡经调控，但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热趋势，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增量，贸易顺差则为1125亿美元，接近去年全年顺差总额的2/3。由国际收支失衡加剧而引发的流动性泛滥，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在高速扩张的道路上越奔越快。
按照货币主义分析方法，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货币困局可以大致归纳为：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供给能力增加—净出口增加。这一反复强化的自循环可能导致种种不良后果，其最大危险在于：一是实体经济领域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二是虚拟经济领域资产泡沫不断累积。
按照上述逻辑，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只能以本币大幅升值为基础，但是这样做的难点是：第一，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实则反映出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长期失衡，换言之，中国的“双顺差”并非汇率等短期政策的结果，因此，不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这一单一途径加以解决；第二，一次性升值若幅度过大，将会损害出口行业并导致资本外逃，而这又会恶化银行在出口企业的贷款质量从而危及金融体系。
其实，即使是最坚定的货币主义者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构成中固有的缺陷同样推动着过热的趋势，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超越利润动机的非经济因素，而非公经济部门在经济繁荣期，又往往存在着盲目乐观以及短期投机等非理性行为。再加上中国的资金来源过于集中在银行部门，该部门恰恰又是经济体中效率最为低下的环节之一。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们认为，造成当前经济运行中“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应当说，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判断，最起码，它在大幅调整汇率效果存疑且不太可能付诸实施的情况下，为切实扭转当前局面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思路。
当然，相比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任何理论模型难免都会相形见绌。具体而言，中国的消费不足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它所涉及的收入分配、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环节，横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未必一定遵从于物理世界的线形思维。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中的国家，财税资源的集中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对于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也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和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全球经济表现出的新情况新趋势，一度见仁见智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正在兴起新一轮的交锋，而中国经济的奇特性，更是为不同流派的学术分支提供着观察、分析、判断、实验的丰厚土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观点的比较与互换，当能有助于各方克服自身存有的狭隘并最终造福于民众。
这一判断自有事实为据。最新发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虽然屡经调控，但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热趋势，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增量，贸易顺差则为1125亿美元，接近去年全年顺差总额的2/3。由国际收支失衡加剧而引发的流动性泛滥，不断推动中国经济在高速扩张的道路上越奔越快。
按照货币主义分析方法，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货币困局可以大致归纳为：净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信贷规模增加—投资规模增加—供给能力增加—净出口增加。这一反复强化的自循环可能导致种种不良后果，其最大危险在于：一是实体经济领域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二是虚拟经济领域资产泡沫不断累积。
按照上述逻辑，合理的解决办法似乎只能以本币大幅升值为基础，但是这样做的难点是：第一，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实则反映出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长期失衡，换言之，中国的“双顺差”并非汇率等短期政策的结果，因此，不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这一单一途径加以解决；第二，一次性升值若幅度过大，将会损害出口行业并导致资本外逃，而这又会恶化银行在出口企业的贷款质量从而危及金融体系。
其实，即使是最坚定的货币主义者也必须承认，中国经济构成中固有的缺陷同样推动着过热的趋势，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超越利润动机的非经济因素，而非公经济部门在经济繁荣期，又往往存在着盲目乐观以及短期投机等非理性行为。再加上中国的资金来源过于集中在银行部门，该部门恰恰又是经济体中效率最为低下的环节之一。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们认为，造成当前经济运行中“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应当说，这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判断，最起码，它在大幅调整汇率效果存疑且不太可能付诸实施的情况下，为切实扭转当前局面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思路。
当然，相比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任何理论模型难免都会相形见绌。具体而言，中国的消费不足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它所涉及的收入分配、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环节，横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未必一定遵从于物理世界的线形思维。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转轨中的国家，财税资源的集中以及政府干预的加强，对于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也有继续讨论的余地和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全球经济表现出的新情况新趋势，一度见仁见智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正在兴起新一轮的交锋，而中国经济的奇特性，更是为不同流派的学术分支提供着观察、分析、判断、实验的丰厚土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观点的比较与互换，当能有助于各方克服自身存有的狭隘并最终造福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