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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河南终审改判了一起劝阻吸烟引发的民事诉讼案。案件发生在去年，市民杨帆在自家小区电梯内见一名老人抽烟，即行劝阻，老人不服，引发争辩，后老人心脏病发作去世，这名老人的家人起诉，要求杨帆赔偿40万元。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一审判决杨帆补偿老人家属15000元。上诉至郑州中院后，中院撤销一审判决。这个改判，与人们对事情是非曲直的一般判断相符合，受到舆论普遍支持。
应当注意到，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老人死亡与杨帆劝阻吸烟行为之间没有法律的因果关系。只不过，一审法院用的是“但书”，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存在，“但”老人死亡确实是在言语争执后，因而杨帆需要作出补偿。这个补偿与老人家属所主张的赔偿性质有异，数额也大为减少。但对于作出正当行为的人来说，仍然是在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其他人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警示：维护公共利益将付出代价。
二审法院确认老人死亡与其吸烟受到劝阻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后，用的是进一步延伸展开的表述，认定杨帆行为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在认定一审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后，再次陈述错误判决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
面对同一事实，运用同一部法律，产生了两个判决。“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但怎样理解法律，怎样理解司法，其差异能导致判决截然不同。立法之初心、司法之初心，应当都包括维护公平正义，实现依法治理，确立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心。司法结果对社会行为产生广泛影响，判决既出，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倡导什么、打击什么，就昭告于世人。一个人维护公共利益且无过错，却要承担法律责任，那就无异于束缚所有人维护公共利益的手脚，正气不彰，歪风必盛。
人们劝阻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中止违法犯罪行为，原本无须事先进行周密调查，确认被劝阻者、被制止者性情平顺，不会怒火中烧，也没有什么疾病致其身体受伤或死亡。否则，就是对维护公共利益、见义勇为设置严苛门槛，看似安抚了“付出代价者”，实则打击了公义。
司法是高度技术化的专业，但判决绝不是什么高头讲章。一个判决，是否合乎大多数人的正义观，对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普通人都能够作出判断。不分情由的“死者为大”、“伤者为大”，以及不分是非的“罪不至死”等说法，常常成了为不端行为、缠闹行为当家作主，对合法正当行为和维护正当秩序进行精确打击。
近年来，老人扶不得、好人做不得、见义勇不得，俨然成了一股风气，甚至可能演化成社会潜意识。这里面固然有复杂的成因，但一些事件所起的“剿抚作用”也出力不小。某地一名保安发现有人偷窃摩托车，赶忙追赶，又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一起追小偷，小偷慌不择路，摩托车撞上路边水泥杆子，当场身亡。法院认定两人追小偷“过激”而判罪，这样的案例是要让人见义勇为呢还是要让人对社会秩序漠不关心呢？某人家禽被盗，追赶小偷，将赶上时拉了一下，因天雨路滑，小偷倒地后死亡，此人被控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一“普法案例”报道出来，舆论哗然，事情才出现转机，可见不说见义勇为，就是捍卫自身权益都有危机。类似案例、类似事件，这些年耳闻的不是一个两个、一起两起。这些事情，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教育”。
郑州劝阻吸烟案是个未结“奇葩”的好案例。司法以人民为中心，公平与否、正义与否，固然是寫在书上、载之法律，更刻印在人们的心中。
应当注意到，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确认了一个事实，就是老人死亡与杨帆劝阻吸烟行为之间没有法律的因果关系。只不过，一审法院用的是“但书”，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存在，“但”老人死亡确实是在言语争执后，因而杨帆需要作出补偿。这个补偿与老人家属所主张的赔偿性质有异，数额也大为减少。但对于作出正当行为的人来说，仍然是在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其他人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警示：维护公共利益将付出代价。
二审法院确认老人死亡与其吸烟受到劝阻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后，用的是进一步延伸展开的表述，认定杨帆行为合法正当，是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在认定一审法律适用法律错误后，再次陈述错误判决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让正当行使劝阻吸烟权利的公民承担补偿责任，将会挫伤公民依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积极性，既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与民法的立法宗旨相悖，不利于促进社会文明，不利于引导公众共同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
面对同一事实，运用同一部法律，产生了两个判决。“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但怎样理解法律，怎样理解司法，其差异能导致判决截然不同。立法之初心、司法之初心，应当都包括维护公平正义，实现依法治理，确立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心。司法结果对社会行为产生广泛影响，判决既出，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倡导什么、打击什么，就昭告于世人。一个人维护公共利益且无过错，却要承担法律责任，那就无异于束缚所有人维护公共利益的手脚，正气不彰，歪风必盛。
人们劝阻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中止违法犯罪行为，原本无须事先进行周密调查，确认被劝阻者、被制止者性情平顺，不会怒火中烧，也没有什么疾病致其身体受伤或死亡。否则，就是对维护公共利益、见义勇为设置严苛门槛，看似安抚了“付出代价者”，实则打击了公义。
司法是高度技术化的专业，但判决绝不是什么高头讲章。一个判决，是否合乎大多数人的正义观，对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普通人都能够作出判断。不分情由的“死者为大”、“伤者为大”，以及不分是非的“罪不至死”等说法，常常成了为不端行为、缠闹行为当家作主，对合法正当行为和维护正当秩序进行精确打击。
近年来，老人扶不得、好人做不得、见义勇不得，俨然成了一股风气，甚至可能演化成社会潜意识。这里面固然有复杂的成因，但一些事件所起的“剿抚作用”也出力不小。某地一名保安发现有人偷窃摩托车，赶忙追赶，又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一起追小偷，小偷慌不择路，摩托车撞上路边水泥杆子，当场身亡。法院认定两人追小偷“过激”而判罪，这样的案例是要让人见义勇为呢还是要让人对社会秩序漠不关心呢？某人家禽被盗，追赶小偷，将赶上时拉了一下，因天雨路滑，小偷倒地后死亡，此人被控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一“普法案例”报道出来，舆论哗然，事情才出现转机，可见不说见义勇为，就是捍卫自身权益都有危机。类似案例、类似事件，这些年耳闻的不是一个两个、一起两起。这些事情，以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教育”。
郑州劝阻吸烟案是个未结“奇葩”的好案例。司法以人民为中心，公平与否、正义与否，固然是寫在书上、载之法律，更刻印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