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1月，第26届非盟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作为非洲唯一的候选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选举。此后，阿达诺姆与来自法国、匈牙利、巴基斯坦等国的其他5位正式候选人同台竞技，经历了阐述施政主张、口答会员国提问等一系列复杂的竞选程序后，最终在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近70年历史上首位来自非洲国家的总干事。现年52岁的阿达诺姆正值盛年，正是经验与精力俱佳的时候，他于今年7月1日正式上任，任期5年。
少年立志
1965年，阿达诺姆出生于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独立，此前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份）的一個工程师家庭。厄立特里亚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每年10月进入雨季后，充沛的降水和炎热的天气使这一地区成为蚊蝇的繁衍天堂。每逢此时，疟疾、登革热、伤寒等传染性疾病就会大规模爆发，在这汹涌而至的传染病浪潮面前，厄立特里亚落后的医疗条件毫无招架之力。雨季将至，也是生命的凛冬将至。在这片落后的土地上，人类尚未取得与自然抗衡的能力，甚至无法应付一群蚊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乱飞乱撞、传播疾病、夺人性命。
阿达诺姆虽在家庭的庇护之下平安长大，但幼年的所见所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每当被问及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只是面色凝重地说“疟疾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苦难”。受此影响，疟疾似乎成了阿达诺姆一生的主要敌人：在他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无论具体研究方向如何变化，却从未偏离过公共卫生这一领域，博士论文更是直接以疟疾为主题——《水坝对疟疾传播的影响及适当的防治措施——以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提格里州为例》；阿达诺姆也一直供职于卫生部门，甚至亲自前往疟疾高发区域，指挥卫生人员挨家挨户地向1000多万个家庭分发杀虫蚊帐，使疟疾致死率降低了50%左右，新增疟疾感染案例也减少了54%。
如今，阿达诺姆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疟疾研究专家，疟疾防治也已经成为他担任卫生部长期间的主要政绩。疟疾是他一生的敌人，一直以来他所做的就是不断地研究它、治愈它、消灭它，也正是这个顽固不堪的亲密敌人和此番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成就了阿达诺姆精彩而富有意义的一生。
避祸求学
1986年，21岁的阿达诺姆从阿斯马拉大学毕业，取得生物学学士学位，作为一个年轻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门工作。此时的埃塞俄比亚由以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为首的军政府统治，各方政治势力对门格斯图的个人独裁颇为不满，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埃塞俄比亚内外均呈风雨飘摇之势。最终，门格斯图政权于1991年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推翻。
个人命运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之后，埃塞俄比亚政局颇为动荡，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此背景下，阿达诺姆离开埃塞俄比亚，远赴英国求学，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专业分别为传染病免疫学和社区卫生学。
乍看之下，1991年的政治动乱似乎是阿达诺姆仕途上的飞来横祸，毕竟阿达诺姆曾经供职于被推翻的门格斯图政权，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更是逼他远走英国，偏离了原本预设的人生轨迹。然而，倘若没有这段经历，阿达诺姆可能会一生囿于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门这方狭窄的天地之内，这世上恐怕只会平添一位志大而才疏的公职人员。正是在英国避祸兼求学的10年，为阿达诺姆奠定了扎实的卫生专业功底，也积攒了丰富的人脉关系。此后他能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系统内平步青云、连获擢升，与这段韬光养晦的日子大有关系。
初入仕途
2001年，埃塞俄比亚的政局日趋稳定，阿达诺姆重回埃塞俄比亚。埃革阵政府立即向其伸出橄榄枝，任命他为提格里州的卫生局局长。提格里州是阿达诺姆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重点研究的地区，在他尚未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早已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决心以西方的医学研究成果和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来拯救这个传染病肆虐的偏远省份。上任伊始，阿达诺姆发现提格里州落后的卫生状况有三大症结，即资金、人力和设备，其中资金问题为根本所在。为此，他积极争取政府拨款，不仅为这一地区的医院和诊所配备了电脑，还卓有远见地接上互联网，并雇用了大量医务人员，以现代医护标准对他们进行培训。此番努力卓有成效，当阿达诺姆调离提格里州时，这一地区的卫生人力增加了近50%，脑膜炎的发病率降低了68.5%，1岁以下新生儿的免疫接种率提高至74%。总之，阿达诺姆就任提格里州卫生局局长后，作为一名改革闯将，立下赫赫政绩，为其此后的仕途积攒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阿达诺姆在提格里州崭露头角之后，便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青睐，于2003年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并于两年后荣升为部长，正式进入埃塞俄比亚高级官员之列，开始其雄心勃勃的国家卫生改革大业。
纵观阿达诺姆的求学及升职之路，可谓十年寒窗、厚积薄发、势如破竹、一飞冲天。
改革大业
就任卫生部长之后，阿达诺姆发现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扩大版的提格里州，其卫生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资金、人力、设备三项。其中卫生人力匮乏这一问题尤为显著：国内恶劣的工作条件冲淡了医护人员的爱国之情，在权衡利弊之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护士、药剂师、卫生人员纷纷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前往其他国家寻找更舒适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埃塞俄比亚的贫困问题非朝夕之间、一人之力能够解决，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阿达诺姆便开始为自己的改革事业另觅金主。富裕国家的慈善捐助是他的重点目标之一，为此，阿达诺姆积极和全球卫生领域的关键人物建立合作关系，包括众多前政要和商业巨头。阿达诺姆为他们提供领导层的伙伴关系，相应地，这些私人基金会则为阿达诺姆提供卫生改革所需的大笔资金，与阿达诺姆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的机构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此外，埃塞俄比亚还于2010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全球健康倡议国家”之一，这一殊荣不仅意味着美国对阿达诺姆卫生改革事业的肯定，同时意味着强有力的资金及技术支持。 获得资金支持后，阿达诺姆立即开始他大刀阔斧的医疗系统改革，着手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建设了3500个医疗中心和1.6万个医疗点，雇用和培训了约4万名女性卫生工作者，还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医院管理人员。由于阿达诺姆的改革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妇孕保健”“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均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内容）等方面效果显著，埃塞俄比亚卫生部得到了联合国的点名表扬，被称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成功典范”。
此外，在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期间，阿达诺姆就已经开始参与全球卫生活动，包括担任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副主席（2007），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理事会主席（2007～2009），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协调委员会成员（2009～2010），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理事会主席（2009～2011）等，其果敢的改革作风和对卫生事业的热忱，得到了上述组织的充分肯定，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理事会在其任期结束时评价道：“阿达诺姆对这份工作投入了热情和忠诚，以他的果敢和决心开启了基金会的改革日程。”这些经历对阿达诺姆熟悉国际卫生事务大有裨益，为其参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做好了铺垫。
2012年11月，埃塞俄比亚首相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指派阿达诺姆担任该国外交部部长，阿达诺姆离开了他耕耘10年之久的卫生系统，投入到外交工作当中。2012～2016年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期间，阿达诺姆成功地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会议，使各方就大会成果文件——《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达成一致；他积极投入到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三方就“复兴大坝”展开的谈判中，在坚决维护埃塞俄比亚水电利益的同时，努力安抚埃及因水源截流产生的不安全感；此外，他对“非洲2063年议程”、非洲应对埃博拉病毒危机也颇有贡献。
如果说阿达诺姆在提格里州的成功依靠的是过硬的技术背景，那他就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甚至“跨专业”就任外交部长之后，所依靠的便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这一项了；毕竟，与私人基金会合作、在国际卫生组织任职、整合互相冲突的利益诉求，这些工作无一不要求良好的沟通能力、杰出的领导才干和组织管理能力。长久以来，世人对专家一直抱有某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或雷语频出、实为“砖家”，或不谙世事、不知变通。在一定程度上，阿达诺姆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他兼具专家与官员两种身份特质，既有扎实可靠的学术基础，亦不乏周旋调和的外交智慧，可谓专家治理的典范。作为首位来自非洲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愿其秉持公正之心，不忘70年前世界衛生组织成立的初衷——向所有人提供卫生保健。
【责任编辑】王 凯
少年立志
1965年，阿达诺姆出生于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独立，此前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份）的一個工程师家庭。厄立特里亚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每年10月进入雨季后，充沛的降水和炎热的天气使这一地区成为蚊蝇的繁衍天堂。每逢此时，疟疾、登革热、伤寒等传染性疾病就会大规模爆发，在这汹涌而至的传染病浪潮面前，厄立特里亚落后的医疗条件毫无招架之力。雨季将至，也是生命的凛冬将至。在这片落后的土地上，人类尚未取得与自然抗衡的能力，甚至无法应付一群蚊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乱飞乱撞、传播疾病、夺人性命。
阿达诺姆虽在家庭的庇护之下平安长大，但幼年的所见所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每当被问及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只是面色凝重地说“疟疾造成了太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苦难”。受此影响，疟疾似乎成了阿达诺姆一生的主要敌人：在他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无论具体研究方向如何变化，却从未偏离过公共卫生这一领域，博士论文更是直接以疟疾为主题——《水坝对疟疾传播的影响及适当的防治措施——以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提格里州为例》；阿达诺姆也一直供职于卫生部门，甚至亲自前往疟疾高发区域，指挥卫生人员挨家挨户地向1000多万个家庭分发杀虫蚊帐，使疟疾致死率降低了50%左右，新增疟疾感染案例也减少了54%。
如今，阿达诺姆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疟疾研究专家，疟疾防治也已经成为他担任卫生部长期间的主要政绩。疟疾是他一生的敌人，一直以来他所做的就是不断地研究它、治愈它、消灭它，也正是这个顽固不堪的亲密敌人和此番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成就了阿达诺姆精彩而富有意义的一生。
避祸求学
1986年，21岁的阿达诺姆从阿斯马拉大学毕业，取得生物学学士学位，作为一个年轻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开始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门工作。此时的埃塞俄比亚由以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为首的军政府统治，各方政治势力对门格斯图的个人独裁颇为不满，厄立特里亚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埃塞俄比亚内外均呈风雨飘摇之势。最终，门格斯图政权于1991年被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推翻。
个人命运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门格斯图政权被推翻之后，埃塞俄比亚政局颇为动荡，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此背景下，阿达诺姆离开埃塞俄比亚，远赴英国求学，先后进入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专业分别为传染病免疫学和社区卫生学。
乍看之下，1991年的政治动乱似乎是阿达诺姆仕途上的飞来横祸，毕竟阿达诺姆曾经供职于被推翻的门格斯图政权，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更是逼他远走英国，偏离了原本预设的人生轨迹。然而，倘若没有这段经历，阿达诺姆可能会一生囿于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门这方狭窄的天地之内，这世上恐怕只会平添一位志大而才疏的公职人员。正是在英国避祸兼求学的10年，为阿达诺姆奠定了扎实的卫生专业功底，也积攒了丰富的人脉关系。此后他能在埃塞俄比亚政府系统内平步青云、连获擢升，与这段韬光养晦的日子大有关系。
初入仕途
2001年，埃塞俄比亚的政局日趋稳定，阿达诺姆重回埃塞俄比亚。埃革阵政府立即向其伸出橄榄枝，任命他为提格里州的卫生局局长。提格里州是阿达诺姆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重点研究的地区，在他尚未踏上这片土地之前，早已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他决心以西方的医学研究成果和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来拯救这个传染病肆虐的偏远省份。上任伊始，阿达诺姆发现提格里州落后的卫生状况有三大症结，即资金、人力和设备，其中资金问题为根本所在。为此，他积极争取政府拨款，不仅为这一地区的医院和诊所配备了电脑，还卓有远见地接上互联网，并雇用了大量医务人员，以现代医护标准对他们进行培训。此番努力卓有成效，当阿达诺姆调离提格里州时，这一地区的卫生人力增加了近50%，脑膜炎的发病率降低了68.5%，1岁以下新生儿的免疫接种率提高至74%。总之，阿达诺姆就任提格里州卫生局局长后，作为一名改革闯将，立下赫赫政绩，为其此后的仕途积攒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阿达诺姆在提格里州崭露头角之后，便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青睐，于2003年被任命为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并于两年后荣升为部长，正式进入埃塞俄比亚高级官员之列，开始其雄心勃勃的国家卫生改革大业。
纵观阿达诺姆的求学及升职之路，可谓十年寒窗、厚积薄发、势如破竹、一飞冲天。
改革大业
就任卫生部长之后，阿达诺姆发现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扩大版的提格里州，其卫生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资金、人力、设备三项。其中卫生人力匮乏这一问题尤为显著：国内恶劣的工作条件冲淡了医护人员的爱国之情，在权衡利弊之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护士、药剂师、卫生人员纷纷逃离了自己的祖国，前往其他国家寻找更舒适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埃塞俄比亚的贫困问题非朝夕之间、一人之力能够解决，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阿达诺姆便开始为自己的改革事业另觅金主。富裕国家的慈善捐助是他的重点目标之一，为此，阿达诺姆积极和全球卫生领域的关键人物建立合作关系，包括众多前政要和商业巨头。阿达诺姆为他们提供领导层的伙伴关系，相应地，这些私人基金会则为阿达诺姆提供卫生改革所需的大笔资金，与阿达诺姆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的机构包括克林顿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此外，埃塞俄比亚还于2010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全球健康倡议国家”之一，这一殊荣不仅意味着美国对阿达诺姆卫生改革事业的肯定，同时意味着强有力的资金及技术支持。 获得资金支持后，阿达诺姆立即开始他大刀阔斧的医疗系统改革，着手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建设了3500个医疗中心和1.6万个医疗点，雇用和培训了约4万名女性卫生工作者，还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医院管理人员。由于阿达诺姆的改革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妇孕保健”“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均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内容）等方面效果显著，埃塞俄比亚卫生部得到了联合国的点名表扬，被称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成功典范”。
此外，在担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期间，阿达诺姆就已经开始参与全球卫生活动，包括担任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副主席（2007），遏制疟疾伙伴关系理事会主席（2007～2009），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协调委员会成员（2009～2010），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理事会主席（2009～2011）等，其果敢的改革作风和对卫生事业的热忱，得到了上述组织的充分肯定，如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理事会在其任期结束时评价道：“阿达诺姆对这份工作投入了热情和忠诚，以他的果敢和决心开启了基金会的改革日程。”这些经历对阿达诺姆熟悉国际卫生事务大有裨益，为其参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做好了铺垫。
2012年11月，埃塞俄比亚首相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指派阿达诺姆担任该国外交部部长，阿达诺姆离开了他耕耘10年之久的卫生系统，投入到外交工作当中。2012～2016年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期间，阿达诺姆成功地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会议，使各方就大会成果文件——《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达成一致；他积极投入到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三方就“复兴大坝”展开的谈判中，在坚决维护埃塞俄比亚水电利益的同时，努力安抚埃及因水源截流产生的不安全感；此外，他对“非洲2063年议程”、非洲应对埃博拉病毒危机也颇有贡献。
如果说阿达诺姆在提格里州的成功依靠的是过硬的技术背景，那他就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甚至“跨专业”就任外交部长之后，所依靠的便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这一项了；毕竟，与私人基金会合作、在国际卫生组织任职、整合互相冲突的利益诉求，这些工作无一不要求良好的沟通能力、杰出的领导才干和组织管理能力。长久以来，世人对专家一直抱有某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或雷语频出、实为“砖家”，或不谙世事、不知变通。在一定程度上，阿达诺姆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他兼具专家与官员两种身份特质，既有扎实可靠的学术基础，亦不乏周旋调和的外交智慧，可谓专家治理的典范。作为首位来自非洲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愿其秉持公正之心，不忘70年前世界衛生组织成立的初衷——向所有人提供卫生保健。
【责任编辑】王 凯